三十年代以后，平心在学术上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对近现代史所作的一系列开创性研究。

　　与二、三十年代史学界和大学历史系普遍热衷于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的讨论不同，平心的历史研究，一开始就把眼光投向了中国近现代史的领域。1933年起，他先后在这方面发表了多部论著，系统阐述了对该时期中国历史演变及其总体趋势的熟悉。其中《中国近代史》出版于1933年，署名李鼎声，全书分十八章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迄1933年日本侵占热河、察哈尔的近百年历史，是我国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撰写的一部完整的近代史著作。《中国现代史初编》原名《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1940年由香港国泰公司出版。全书分两编，序编四章，专论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基本理论问题;本编八章，通过具体史实的剖析，论述自太平天国运动至抗战时期(1940年初)民主宪政运动的演进过程，内容涉及各时期的民主运动、政治改良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文化运动、民众运动、民主思想史与社会思想史，以及制宪史与宪法评述等。《论新中国—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初版于1941年8月，署名青之。是一部讨论抗日及民主建国前途的时论与史论。书中《新中国的道路》一章，系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观点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及其前景开展的理论探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部分的论述，不仅有力揭露了国民党内反共亲日派摧残民主、破坏抗战的行为，驳斥了他们种种颠倒是非的谬说，还保存了不少难得的史料，包括国民党方面为“剪除异己”制定的一些秘密文件，以及当时国内外有关民主区和国统区的报道和评论等。该书出版不久，就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和上海“租界”沦陷，在日伪查禁反日书籍的重压下被迫毁版。①还有一部现代人物专论《论鲁迅思想》，其内容曾连载于1939一1940年《求知文丛》，1941年2月由心声阁出版单行本，再版时改名《人民文豪鲁迅》。这是国内“第一部最有系统、最精辟地研究鲁迅或作为思想家鲁迅的专著”。②全书结合中国现代社会的急速变迁，深人考察了鲁迅紧随时代革命潮流的奔涌，从一个进化论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确信“惟有新兴无产者才有将来”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历程。

　　平心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倾其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乃是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是生活在如此伟大的战斗时代里，其中有苦痛的教训，有血渍的经验，有波涛万状的社会斗争，有头绪纷繁的历史矛盾。它们都在环绕着我们，要求我们找出它们的规律，而这无数的规律正是争取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所不可少的”。并表示：“在新中国与旧中国的痛苦的交替过程中，我是愿意献出绵薄的力量，来传播历史的语言与真理的声音的。我不会唱歌，但只知道运用一点学来的历史解剖知识，来剖析横在我们面前的一些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问题。?4正是这种强烈的现实参与意识，使平心的近代史论著表现出以下一些鲜明的时代特征。

　　首先，在史实的叙述上，特重把握社会形态演变的宏观趋势。强调：“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人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落。“5据此，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上，他一改当时不少人将界限划在明末清初的做法，较早提出了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观点。并吸取了学术界有关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的成果，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做了正确的分析，指出：此后中国社会“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不过，这种转变，并未把中国直接引向一般的资本主义形态，而“只是展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际资本的铁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③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首先就应揭示这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奴役中国和被压迫人民“怎样用自己的战斗力量来反抗此种残酷的吸血与绞榨”的历史过程。同样，在史料的取舍裁剪上，也当注重“富于历史意义之事实，如农民之战斗、民众之反帝运动、劳工之政治斗争、帝国主义之对立与阴谋等”，“至于宫廷的变故、官僚的功罪、武人的勋业、英雄的言行，在别的历史书要用繁重的卷峡去描写叙述，而我们在这里却反而不重视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熟悉掌故，亦不是要替少数人作传的”。

　　其次是注重史论结合。在他看来，理想的史著既非干枯史料的机械排比，也不应以社评式的史论为满足，而当“叙事与分析并重”，于“史事发生之社会、国际背景与经济基础，每一重大事变之因果与过程必多方阐明，务使读者由此获得明确之历史概念。5同时，理论的分析也应切忌脱离史实的教条主义做法，认为：“近十年中国历史学界渐渐腾涨了清算旧史观的科学新潮，一般新历史学者企图用科学方法重新整理中国近代史;但无可讳言的，一种公式主义的积习严重妨碍了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有些人离开中国非凡的历史条件和民众实践，机械地背诵新史观的公式，按照西洋社会史的模型来解说中国近代史;他们不能也不愿理解历史的一般规律在非凡状态中的具体展现，结果，为中国人民创造出来的生动历史场面，为中国近代民族生活所显示出来的无数历史特点，是给那种干枯无味的教条主义所荫蔽了。6有鉴于此，他对近现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总是力求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展开。

　　如对太平天国运动，不但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和各种矛盾的交错激化等方面具体讨论了爆发的原因，还对它的性质和成败得失作了透彻的分析，认为太平天国虽是农民战争中产生的政权形式，且未形成现代民主宪政制度，但“它结束了中国传统的、古旧的农民战争，开辟了反封建、反帝革命斗争的新路，因此可以说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前奏曲。”至其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乃在其时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太弱，使参加这场反清起义的农民群众无法得到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市民集群或劳工集群的领导”，以致不能克服自身的保守性、落后性与散漫性，“因此，太平天国在政策上尽管表露了许多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色彩，然而这些政策执行并不彻底。甚至在许多地方仍然抄袭了封建主义的老文章”，他们反封建的土地法令并未得到实行;颁布的行政、法律、社会政策虽含有民主的成份，却也保留了不少封建积习，非凡是当其领导阶层滋长了骄傲和脱离群众的情绪时，“封建的潜势力就会在运动的组织中作怪，侵蚀民主的幼芽”，削弱革命的力量。

　　在论及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特征时，他还提出：“中国现代的历次革命运动与变政运动都脱离不了外来的影响。太平天国是采取基督教义作为革命旗帜，戊戌变法是模拟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改制运动，辛亥革命是学习法国革命创立民主共和，而五四运动所接受的外来影响，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来得复杂，来得重大····一方面是世界革命运动，它带给中国以新的世界观与革命理论;别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文明，它带给中国以物质科学与自由思想。五四运动汲取了这两种外来潮流，因此在内容上表现得非常斑驳。当然，不能认为五四运动完全是由于外来影响造成的，没有中国内在的物质力量与革命力量之发展，就不可能产生这个划时代的民主启蒙运动。”这些结论，都极具说服力。其余如对捻军起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论述，也都表现出这一擅长理论分析的特点。

　　三是富有现实感。他曾一再表示，自己“对于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注重各个阶段的历史特点与历史教训的分析”，目的在于供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参考，6或者说是“为了战斗的需要”为此，他不但始终站在关怀祖国和民族历史命运的立场上去思考、研判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还把眼光投向了发生在人们四周最现实的历史事变，如五卅运动、大革命、十年内战等，即使是对刚发生不久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和1933年初日本侵占热河等事件的过程，也在当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作了及时论述。在四十年代初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初编》和《论新中国》中，又对当时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卢沟桥事变和抗战开始阶段的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华南战事，相持阶段各地区的正面战和敌后游击抗战，以及皖南事变的真相与内幕等作了清楚的叙述，其中有些论述还显得相当具体，这在当时战事佼惚、资料采集困难的情况下委实是很不轻易的。

　　值得注重的是，为了推进国内的民主宪政运动，平心还对法律学进行了一番钻研，先后写下了《中国革命与民主宪政》、《论民主宪政运动》、《由宪政运动回忆孙中山先生》、《宪政正反辨》、《民主宪政的基本问题》、《五五宪法草案评议》等文，认真考察了中外宪政运动的历史，比较了各国宪法的有关条例，对实施民主宪法的基本原则乃至保证人民权利的各项宪法条款，一一提出了具体意见和论证，并在《中国现代史初编》中作了具有法律专业水平的充分阐述。这些，对于帮助一般读者及时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而引导他们走向追求光明的进步道路，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同时，平心还在世界近代史领域展开了辛勤的学术耕耘。1938年，他在广东省立勷勤大学任教期间，就编成《近代世界史讲义》一部，回沪后，复据以修改成《各国革命史讲话》，由光明书局出版(1946年再版时更名为《各国革命史》)。全书分九章论述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前历次重要的农民起义及尼德兰、英、美、法、德、俄、土耳其等国革命，附编部分对产业革命也作了相应介绍。其《自序》谓：“革命史是过去革命斗争的总结，它的最大作用在于激励被压迫大众为变革人类历史及改造自己命运而奋斗，贯通丰富的战斗经验与战斗教训，使革命指导者与革命大众有所借鉴。目前我们是在进行神圣的民族义战，根据‘抗战即革命’的真理，我们自然有取法过去革命的必要。固然，我们要着重地研究中国的革命传统，但是外国革命历史同样也能给我们以许多珍贵的启示与教训。因此学习和研究世界各国的革命，对于了解推动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实有重大的帮助。”在这种意识的主导下，书中“尽可能依据新的史观给每个革命以系统的讲解，非凡注重历次革命成功或失败的教训，使读者对各国革命史获得相当明晰的记忆与理解”。(770次年，他又完成了30万字的《社会主义思想史》。该书虽未正式出版，④但从后来陆续见诸刊物的《各国异教社会主义的源流》、《英国农民战争前后的异教社会思想》、《波希米亚(Bohemia，今捷克之一部分)的异教社会主义运动》、《德国农民战争时期的异教杜会主义》(以上几篇均刊于1947年3-6月《读书与出版》)、《欧洲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等相关论文中，我们仍可窥见其大致的面貌。在这些文章中，平心系统考察了欧洲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源流、中世纪后期农民战争中显露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以及近代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既指出了其在人类社会思想史和革命史上的进步意义与时代局限，也分析了它对后世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及其相互间的差异，为人们正确熟悉社会主义学说提供了宽广的知识背景。

　　诚然，因受当时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上述史著也不免存在一些自身的弱点，如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具体史事方面，不少地方尚显得比较原则化而削弱了个性;同时，战乱年代资料搜集的困难，也使其论述往往囿于政治、军事、文化范围，而未能对一般社会经济生活情况作出更为具体深人的描述。但就其取得的成就而言，平心的这些史学活动，已使他在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事业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