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平心一度出任《文汇报》特约主笔，不久辞去。1952年8月应聘任华东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从此专事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华东师大历史系建设作出了可贵的贡献。1955年起，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心理事、全国政协委员和上海史学会副会长。

　　环境虽然改变，但平心身上那股勇于追求真理的热情，却依然不减当年。五十年代中期，当他发现学术界正滋长着一种教条主义的不良习气时，立即撰文指出：“中国古代史研究之所以空疏无力，甚至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主要的是由于我们没有充分把握史料，而停留在不着边际的臆测和泛论上。机械地搬用现成的公式和概念来硬套，比起辛勤地通过大量史料的分析和概括来探索历史本来面目，寻求历史内在规律，自然省力得多，但这与科学研究方法是水火不相容的。要打破障碍古史研究的教条主义，除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具体地结合生动丰富的史料而外，并没有别的捷径。凡是把史料和理论机械地割裂开来，空谈理论至上、方法第一的堂皇主张，无论怎样缘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辞藻，都是和真正的科学历史主义毫不相干的，这不过是生硬可笑的唯心主义化装。不经过蜂酿蜜式的细致劳作，用科学方法处理大量史料，就谈不到起码的历史研究，更谈不到史学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为了扭转这一风气，他还身体力行，有意把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转到古史和古文字领域，先后发表了《甲骨文及金石文考释(初稿)》、《甲骨文金石文剖记》(一、二)、《从尚书研究论到大浩)校释》等论著，以图对改变“我国古史研究的空疏浮浅和古文字研究的荒凉寂寞”现状有所裨补。8

　　而对于建国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一些理论问题，他尤表现出极大的关注。1956年，随着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的“八大”及时提出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集中力量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方针。平心对此深感鼓舞，当年，就为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同学作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学术报告。但不久反右斗争、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运动接踵而起，“左”的思潮泛滥成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先生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据理执言，1959年接连发表了《论生产力性质》、《再论生产力性质》、《三论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力运动的初步分析》等文，一时震动学界。

　　针对当时理论界和某些实际工作部门只讲生产关系而忽视生产力问题的倾向，平心再三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要素的原理。指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不只表现在生产关系性质上，还表现在生产力性质方面，“假如我们只是注重到生产关系变化的规律，而忘记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产力变化规律，忘记了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关系性质的矛盾与联结，那又走到了另一个错误的极端。9并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提出，生产力之所以成为社会生产中最具活力和革命性的发展因素，除了与生产关系间矛盾运动的作用外，还有其内在的动力。并具体分析了生产力的诸因素及其矛盾运动的过程，强调“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的发展，除了在一定限度内取决于当时的生产关系性质外，同时还取决于生产力的内在结构与自己的运动;那种以为生产力完全受生产关系规定的见解是不正确的。10

　　这些论文的发表，立即在学术界激起了强烈反响。尽管平心的理论探索，目的是要唤起人们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普遍重视，以便科学地熟悉和推进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然而，某些带有“左”的思维定势的人却纷纷指责平心“否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和宣传“资产阶级因素论”。11面对沉重的压力，平心没有退缩。他表示：“为了拥护党的百家争鸣政策，辨明学术是非，每一个舍不得同‘字面’分离的真理追求者还是要写，而且要多多地写。”12两年之内，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先后写下了包括“十论生产力”在内的十七篇文章，系统地阐发了白己的观点。这些论述不仅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且有强烈的实践意义。可惜在当时竟遭不少人的误解斥责。“文革”初期，更被扣上了“修正主义生产力论”的帽子，成为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之一。

　　1965年11月10日，经江青、张春桥一手策划，姚文元在《文汇报》上抛出了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黑文，由此揭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革”大动乱序幕。该文不顾事实，肆意对《海瑞罢官》及其作者乱打棍子、乱扣政治帽子的恶劣做法，引起了平心极大的反感。为了伸张学术正义，自1966年初起，他通过学术座谈会和报刊多次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在《漫谈清官》(1966。1。20)，《论“循吏”、“良吏”、“清官”的历史评价法》(1966。2。3)和《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和“循吏”“清官”的分析批判问题》(1966。3。31)等文中，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包括“清官”应兼顾历史科学和政治两条标准，政治标准固然重要，“却不能代替科学标准”，而应“按照他们的实践思想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对今天现实产生的影响来估定他们的价值”。如把两者混为一谈，“我们就会将一切为剥削阶级所歌颂的历史人物一概抹杀”，甚至“犯‘左’倾的错误”。不仅如此，他还直斥那些利用清官问题大做政治文章的人不过是“别有专心的新黑帮分子”，‘他们披戴纸糊的‘革命’恺甲，一手挥舞有形的刀枪，一手抡动无形的板斧;并且善于浓妆艳抹，长于便词巧说，对照老黑帮来说，他们的确是青出于蓝，后来居上。13

　　这些闪耀着科学理性的言论，使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大为恼怒。姚文元不仅自己披挂上阵，写了《欢迎“破门而出”》的短文横加诬蔑，还指使手下的“市委写作组”，以“康立”、“伍丁”等笔名于4月间在《文汇报》接连抛出《平心先生对谁发火》、《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等文，对他进行围攻，诬指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严酷的现实，使平心既感困惑，又觉痛心，他曾忧愤地对人说：“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14

　　“五一六通知”以后，随着“文革”动乱的加剧，对平心的批判日趋升级。在巨大的压力面前，生性刚直的平心不愿低头屈服，而是抱着“宁作玉碎，不为瓦全”之志，决定以死来作最后的抗争，遂于1966年6月15日含恨离开了人世，时年59岁。

　　按照当时的逻辑，平心的死，自然被视为“畏罪自杀”。然而历史的真相是遮不住的，试想，一个在民主革命时期屡经刀锯斧绒的威胁、连死都不怕的人，难道还会被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吓死吗?平心生前曾说过：“不管刀斧是多么凶残，言路是如何狭窄，我们却有不少骨头挺硬的民族先烈在不断用悲壮慷慨的言词，突破那可诅咒的大寂寞，或为民请命，或为国攻暴，真是不计成败利钝，不避刀斧鼎镬。诚如欧阳修所说：‘砧斧鼎镬皆是烹斩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义，则趋而就之，与几席枕藉之无异。’中华民族之所以至今尚能生存于天地间，而不沦灭得无声无臭，就靠了这种壮烈的牺牲精神在不绝和奴气与鬼气搏斗，保持了民族的火种。”川他的死，正可以看作是这种精神的实践。而其史学研究中坚持真理、不为强权的凛然风骨，更值得后人永远敬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