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王 尧

　　王重民(有三)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八年了,韶华易老,岁月如流,可是他老先生留下的煌煌大著,在学术上的彪炳功勋,以及谆谆教育后学的亲切态度,朴素诚恳的工作作风,都一直留在我辈后辈的口碑之中,真的是所谓“哲人其萎,水流石在” 。谈几件事来回忆他的治学精神。

　　记得在文革期间,群魔乱舞,魑魅跳梁,有三先生处于极度困难环境之中。他本着学术良心,深恐学术事业,特别是“敦煌文献”的研究工作断档,千方百计,未雨绸缪,于是和于道泉先生联系,想把在敦煌文献中有关“吐蕃关系”的材料交到有志于此项研究工作的人手中。于先生就跟我商量,说: “咱们出去走走,我带你去见王有三!”那时,正是1973年吧,于老和我刚从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三年回来,接了一项临时性的任务—一为伊朗驻华大使馆交来的一张藏文图笺做解释,有点活动的自由。

　　到了北大朗润园十公寓王重民先生的家,开门见山,王先生拿出一包资料,说: “道泉兄!原来我打算用敦煌资料研究唐与吐蕃的关系的,看来……,这一包材料都是我在巴黎从图书馆的敦煌文献中手录的原始资料，交给你吧。”“你看着办,怎么也得找个人做下去!”于先生双手接下,立即转交到我手里,同时把我介绍给王重民先生,王先生非常高兴,说:“既然是道泉兄推荐的,当然我是相信的,希望你能知难而进,干下去。这是中国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后来,他们两位又叙了叙旧,又共同回忆在巴黎的朋友和生活。谈的兴致很高,可说是极为难得的愉快的一天。

　　那时候,也还是乌云满天,我们都是以待罪之身听候发落。“斗批改”,不知命运如何安排。我只能在夜晚,更深人静之时,把王重民先生交下来这一包材料打开来,仔细翻阅,一张一张,见到那一笔不苟的抄件、注记和几张原件照片,知道他深知吐蕃与唐王朝的关系实在太重要了,我自己一人看了这些材料以后,又把它包繋起来,叹一口气,心想:等以后有了条件再说吧!因为那时,驻校的军宣队正对我用劲,说是为了“帮助”我,组织多次批斗。而我是个“老油条”,反正是这个样子,拖一天是一天,跟他们混。心里有时却想到于道泉先生、王重民先生和向觉明先生他们几位远涉重洋,到海外去搜集资料,为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为了咱们中国吗?我算什么?一个小人物,受点苦,受点难,也值了。这么一想,自己也就坦然了。有时也经常去北大,到王重民先生家去谈谈,听听他谈与“戴密微”的交往,以及他由欧去美,在国会图书馆整理古籍编目的往事。刘修业先生有时凑过来说一会儿话。一晃又是快一年过去了,看来像是一场风暴的前夕,表面相安无事。

　　一九七五年初,天空吹起风暴来了,所谓右倾翻案,成了斗争的主流当然又该倒霉了,1975年4月里,忽然传来消息说,王重民先生自杀了。我们这里的驻校军宣队也在加劲,斗争不已,一片肃杀之气。到处喊打。我真难以想象那样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一位辛勤劳动的学者,一位卓有贡献的目录学家会被逼得走投无路,轻生自杀,那时节心中的郁闷,痛苦煎熬,实难自己,一直像是心中的一个大疙瘩,向谁去诉说?!

　　于道泉先生真正做到了一言不发了,他和我一个办公室,每天摆弄他的打字机,嘀嘀哒哒,搞那个“号码代音字”,眉头攒得更紧了。有时,会坐在窗前发呆,能一坐几个钟头。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一天,他突然问我,“你说,自杀的人,灵魂能得到超脱,能得救吗?”我知道,他这是在想念王重民先生、付楽焕先生等等他熟悉的朋友了!

　　谚语说“六月债,还得快!”1976年的10月里,四人帮倒台了,他们的爪牙，当然也坐不住了，也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惶惶然了，就趁这个当儿，我想到了文物出版社的几位好朋友，找到了杨瑾、杨泓、俞筱尧、沈玉成几位，把王重民先生的一部分文稿，放在《文物资料丛刊》中推了出去，出一口恶气。当时军宣队，还在北大当权，怕他们不同意，就把王重民换成王有三。这帮笨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主意，居然发表出来。当然有文物出版社约了李力，用舒学的名义进行了勘对、校读。我把几十本刊物抱到北大，送到刘修业先生手中。老太太老泪纵横，不住地饮泣，我也是不敢仰面直视。总算走了第一步。为王重民先生的冤死，出了一口气。

　　敦煌文献的伯2555号卷子，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是王重民先生亲手过录的材料，本来预备做一番注释、研究，恰巧，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邓小楠同志已经做了注释和解读，张广达兄带他来共同商量他的文稿，小楠同志是邓广铭(恭三)先生的女公子，家学渊源，训练有素，做得极细、极认真，足可告慰有三先生了。后此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集上(1981年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受到普遍的称赞。我现在把有三先生的手抄此件底稿，作为书影，在这里介绍给读者一睹，也算是表明有三先生远在三十年代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