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平生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匆匆到会的第一天早晨，遇到的学者问我：“你是王重民先生的什么亲戚?王重民是温州人?”

    这问题太突兀也太奇妙了。

    王重民先生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系主任，北平图书馆(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这奇特的问题的缘由是：我参加这次学术会议是王重民先生的夫人———刘修业先生推荐的。而刘修业先生的推荐可能过于热情了，以至于别人有这样的揣测。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感慨：“近日人情，弥亲弥疏，弥厚弥薄，弥近弥远。”越是看起来距离近的实际上距离很远;反过来就是，越是距离远的反而很接近。王重民先生和我既无亲缘，亦无乡谊。王重民并非温州人，籍贯河北高阳，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任职于北平图书馆。刘修业先生出身于闽中书香世家，燕京大学毕业后到北平图书馆工作，与王重民先生相恋结婚。1934年，两先生双双赴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旅欧期间曾访书于伦敦、罗马、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原拟取道美国归国，王重民先生受美国国会图书馆远东部主任恒慕义(A.W.Hummel)邀请，鉴定整理该馆所藏的中国善本古籍，因而留居华盛顿，抗战胜利后归国。我原来对王重民先生的认识不过是大致的轮廓，直至刘修业先生将她手写的《王重民年谱》草稿寄给我，阅读刘先生的未加修饰更不加文饰的原始记述，我才稍稍真切地也是痛切地感知王重民先生的生平和心迹。

    在我看来，王重民是中国文化的孤独而坚忍的守望者，也是中国珍贵典籍的沉重的搬运夫。早在王重民先生赴法前夕，日寇侵略中国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为防古籍遭受不测，王重民先生将北平图书馆所藏古籍精选善本，装了两百箱从北平运往上海。抗战期间，王重民先生身在美国，但心中却挂念着这两百箱古书的安危。当时中国之大，却已无安放古籍的平安之境，王重民先生乃和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商量，将这两百箱古书运往华盛顿，暂时寄放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待抗战胜利，返回北平图书馆。为此，王重民隐讳自己的真实身份，从美国秘密潜回已经沦陷的上海。当时这两百箱古书堆放在上海的码头仓库，伪装成一般货物，和其他货物混放在一起。王重民对此，真是临深履薄，怕日本人野蛮，更怕日本人“文明”，文明的抢掠比野蛮的糟蹋更可怕。王重民将这两百箱古书安全装上轮船，驶离这豺狼环伺、险象丛生的上海。难以想象，王重民一介书生，怎么能当此搬运数百箱古籍的重任?或许担负的沉重使能力增强，使命的伟大使人格更伟大。这两百箱古籍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华盛顿运抵台北，安放于台北的中央图书馆。这两百箱古籍历经宋元明清直至近代，挨过了多少时代的劫难，可以说是中国古籍幸存的菁华中的菁华。王重民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孤忠之子、壮烈之士。王重民是烈士，更是对中国古籍的底摸得最透的学者。他几乎全部读遍珍藏于海内外的中国第一流善本古籍，我想，除了重民先生以外，并世无第二人。其他人无这样的机缘和条件，即使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学识，图书馆学需要的是通才，要对各种学科有大致而真切的了解。胡适曾戏称当代所谓的“博士”其实是“狭士”，图书馆学需要的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士。图书目录学需要博通的学识，更要有执着的热情和持久的耐心。有的所谓专家，只看自己感兴趣的书，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书则弃置不观，图书馆学则不能单凭兴趣，也不能凭自己狭隘的学科观念，所有的书都要耐心看，而且要细心考证。王重民将自己在北平、巴黎、伦敦、罗马、柏林、华盛顿所亲自寓目的中国善本古书都一一加以考证和研究，研究的结晶结集于《中国善本书提要》一书。八十年代，刘修业先生写信给我，说此书已出版。我写信给出版社邮购，邮购的书寄到时，刘修业先生的赠书也同时收到，于是就有了两本。适逢温州市图书馆有书籍调剂会，我携了《中国善本书提要》前往，到了调剂会场，转念一想，刘修业先生赠书给我，我怎能拿来转卖?于是,我将此书转赠于温州市图书馆副馆长张国然同志。

    此书的出版距王重民先生的辞世已历八年，王重民先生的辞世是极不寻常的。

    刘修业先生以她的率真的性格率直的文笔，直书事实，直抒胸臆，行文中对两位人物毫不掩饰心中的不快之辞。

    这两位，一位是胡适。胡适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与王重民同在华盛顿，学者气味，时相过从。胡适对王重民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国，辞去一切政职，专任北大校长。要王重民和他一起归国，创办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王重民先生犹豫，说自己在这里有许多学术工作有待于完成，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治学条件也是国内无法提供的。胡适劝说：你创办了北大图书馆学系后再回美国。于是王重民将一些未完成的手稿都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轻装归国，创办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高校的图书馆学系。北平将要解放前夕，胡适突然起念，乘飞机飞离北平，却没有告知王重民。还有一位是袁同礼。袁同礼是北平图书馆馆长，1948年对王重民说自己要赴美访学，请王重民先生暂时代理北平图书馆馆长职务。哪知道袁同礼一去不返，王重民的代理北平图书馆馆长成了总理北平图书馆馆长了。袁同礼可以扔下北图的摊子走人，王重民却不忍心扔下北平图书馆的摊子———这岂止是一个图书馆的摊子啊?

    胡适、袁同礼在大洋彼岸隔海听风涛，全不知此岸的王重民的境况。胡适、袁同礼撂给王重民的不仅是北大图书馆学系和北京图书馆的重担，同时撂给王重民的是沉重的精神包袱，那就是使王重民在解放后无论如何难以说清与 “反动学者”胡适、袁同礼的关系。从灵魂深处而论，王重民留在大陆，并非由于胡适、袁同礼的缘故，而是他隐藏在内心的摆脱不了的痴恋于祖国、痴恋于学术文化的痴情，大陆总是中国文化的根。1957年，王重民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时，正当盛年，正是学术研究出成果的大好年华，这样的年华蒙上这样的遭遇，心情是何等抑郁。抑郁中捱过十八年，已是文革后期，王重民被当做可以改造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解放出来利用。其时出版所谓法家著作，王重民出于版本学的纯学术角度，认为托名李贽的《史纲评要》是伪书，把李贽列为“法家”更是荒唐，这惹恼了一班人，这班人说王重民没有改造好，要开会帮助他思想改造，要让他写检讨书。1975年4月16日沉沉的深夜，不堪凌辱的王重民从北大燕东园宿舍出走，自缢于颐和园，以死自殉。当黎明的曙光即将到来之际，曙光的迎接者却在暗夜中逝去。王重民的死决不仅仅是一部书的真伪问题，我们难以揣测王重民先生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的悲怆。只要稍稍一转念，或许不可能去死，这，仍然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to be, or not to be?”生命to be了，慧命就not to be了，反之，要保持慧命的芳洁纯正，只有使生命not to be。王重民死了，我们活下来，我们都苟活下来了。苟活者在生命的殷红中，会依稀看到熹微的希望。熹微总会来临，熹微终于来临，但这代价太惨重太惨酷太惨烈了。体味这弥久弥烈的惨痛，我们该反省些什么?

    (作者：张乘健 来源：温州大学报总第298期)

    编辑：老干部工作部 来源：温州大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