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的温暖
在肖邦诞辰200年的日子里，那么多璀璨的明星开演奏会，录制出版了叠床架屋的唱片，唯独把顾圣婴遗忘在历史的灰尘里。讽刺的是，她曾以弹肖邦震动世界琴坛，她视为生命的“肖邦手模”在批斗被摔碎后成为刺杀她的匕首，直接将其送上一条不归路。
今天的年轻人自然无法想象顾圣婴生存的那个年代。她虽然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艺术宠儿，（很多人根据她的名字，望文生义地以为她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教育）也是难得一遇的才华少女。赵沨院长说，能像顾圣婴那样欣赏八大山人画作的钢琴家可谓是凤毛麟角。
从五十年代起，顾圣婴一直按照组织的要求学习进步：1954年加入共青团，当年就被团市委表彰为先进青年，后又当选为市文化局团委委员、局优秀团员、三八红旗手，并成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她生活朴素，平易近人，热心为工农兵群众服务。在春节慰问解放军时一天演出3场，每天只能睡4～5小时，但始终精神饱满地演奏战士们喜欢的曲目。当所有的“奋进向上”和被批斗的残酷现实同时摆在她面前，当为祖国人民争来的荣誉被粗暴的耳光打翻之际，一个弱女子还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加缪说过，“人选择自杀，是觉得生活不值得一过，生活没有了意义。”
包括顾圣婴在内的许多优秀的人在文革中选择了自杀，面对一个“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的黑暗年代，人的绝望是可想而之的。阿伦特语，“当人们被剥夺了公共空间时，他们就（可以）撤离到思想的自由中。”（见《黑暗时代的人们》）。但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当地的中国，几率却微乎其微。公共空间占领了个人空间的最后一块领地，没有隐私，没有喘息，没有一丝一毫的后退可能。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人们将在哪里居住？女钢琴家似乎别无选择。

然而说到底，自杀是个个人问题。也有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人选择了坚韧不屈并且熬过了漫长的严冬。某些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逆境中也许可以采取韬晦之策，拓展自我的思想空间，在监狱、下放劳动的干校、农村，他们利用一切手段积蓄思想的能量，实现着人格的自我完善。顾圣婴不同，她只是个钢琴演奏家，和许多艺术家一样，他（她）们思想单纯，懦弱善良，即便是被人陷于不义，也力图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一心希望得到组织的帮助和承认，力图跟上所谓时代的步伐。如若无所支撑，这些没有“自己的”思想空间可以退守的人，这些纤弱优美的灵魂的命运将比暴风雨中的枯叶更摇摇欲坠。
此时的顾圣婴还可以有谁？
父亲。那个从小循循善诱教导她的慈父，在女儿最需要他的时候却身陷囹圄，远在天边。家庭。没有工作的母亲，辍学待业的弟弟，他们都是弱者，整个家庭的生活负担落在了年轻的顾圣婴的肩头。在顾圣婴留下不多的文字中，所有的话题大都围绕着钢琴和与之相关的人和事，连出国比赛期间写回国内的信件里，对母亲和弟弟也只字未提。有知情者回忆说，坚忍的顾圣婴有时候也免不了唠叨几句家里的琐碎，家庭的温暖自父亲坐了监牢以后就消失了。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家庭成了她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随着文革到来，“在几乎所有官方的高调言辞和空话的遮蔽下，一切公开领域的功能全部丧失，当这光亮被熄灭后，黑暗就降临了”（阿伦特语）。暴风雨来临之际，师友们也都自顾不暇，所谓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那些曾经给顾圣婴关心鼓励爱护的人一时间都作鸟兽散。接下来的事情是人所共知的：批斗会上的口号，口水，污蔑，攻击，以及人身侮辱，最后是自我了断。
难道残酷的现实面前真的没有一丝光亮了吗？阿伦特说过：“人们在这些黑暗时代里是多么强烈地渴望着彼此靠得更近，在这种私密的温暖中寻求光明与启明的替代品。” 阿伦特所说的“私密的温暖”其实无时不刻地存在着，凡黑暗年代，就一定有私密的温暖存在。据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一个老教授回忆说，当年他被打成反动分子，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威望尽失颜面扫地。当所有的人见了他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一次在学院门口，一个看门的教工给了他一个平静的微笑。也许这种微笑过去曾经有过，只不过他没有注意到而已。但危难之时，就是那样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微笑，使他在绝望无助的日子里有了支撑的力量，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在《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那本书里，我们 也被这“私密的温暖”的热度滚过。当年和顾圣婴交情甚笃的殷承宗回忆说，1967年初，顾圣婴返回上海前一日，俩人在殷承宗的住处促膝长谈整整一天。谈到创作，谈到《南方来信》等当时流行的一些文学作品和音乐创作的关系。“记得那天特别冷，零下20度，我们在厨房里开煤气取暖，但我们谈的很热烈，并且充满信心。她离去时，我把全套下乡用的棉衣棉裤都让她穿戴走了。”殷承宗不但不怕担嫌疑惹祸上身，除了物质上的温暖，还给了顾圣婴以精神上的砥砺。（后来殷承宗很快用钢琴创作了“红色经典——《钢琴伴唱红灯记》”，成了文革时期的红人，在顾圣婴最需要关怀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还是令人赞许的。）南去的列车上，我们不知顾圣婴穿着挚友雪中送炭的棉服心里是何等感动，她根本不必穿在身上，因为冰冷的心里已经融进了暖意。回到上海以后，如果有更多如此这般“私密的温暖”：一个眼神，一个笑靥，一次握手，一次交谈，说不定会给悬崖边的顾圣婴一个回转的空间。
人说“死”常是一念之差。
事实上，历史也见证了私密的温暖的缺失，记录了远害避祸的场面。同样是最后一面，这滋味却更显得酸楚。顾圣婴自杀前的一天下午，她的一个钢琴老师远远地和她走了个对面，看到顾圣婴心事重重，步履沉重，缓缓走来，本想上前打个招呼，但因想到自己同样被动的处境，踌躇了好一会终没有上前搭话。第二天上午传来顾圣婴弃世的噩耗时，这位老师痛惜无比，后悔莫及。很多年后，只要一提起此事他都悔恨不已。顾圣婴弟弟顾握奇的一个同学后来回忆道，“依稀记得动乱初的一个初冬的黄昏，我去亲戚家借债购粮，路过淮海路国泰影院，蓦地与顾迎面碰上。见他头发零乱，脸色惨白。双方不敢多言，寒暄几句即分手。谁知这是我和他生前最后一晤。”我们无苛责他人的权力，更无意怪罪谁。那样一个危情时刻，谁也没有挽狂澜于即倒的超拔的能力。只是叹息在极端黑暗面前，为什么亮起一点“私密的温暖”如此之艰难，为什么温暖失去了本应有的力量？
1967年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我们见到过学院的权威们一个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目睹了高个子的钢琴家刘诗昆在武斗中被打得头破血流，从他人处隐约听到顾圣婴的死讯。仅有的一些浮光掠影般的交集尽是些传说：有人说她被剃了阴阳头，还有其他很过分的人格侮辱。这样的事发生在别人那里也许不一定酿成悲剧，但顾圣婴不行，她是染不得一点纤尘的。读了这本纪念顾圣婴的书，这点我们绝对相信。
很多识顾圣婴的人在纪念文章里对那个年代进行了谴责，对钢琴诗人的意外死亡表示惋惜。死亡纵有千番面孔，死亡总有万种理解，我们却总在考量着值得与不值得。其实这也不是死者的问题，而是死亡留给生者的困惑。一个女钢琴家的弃世，今天看来，也许是正当其时。想想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批出色的钢琴家，刘诗昆，李明强，殷承宗，鲍蕙荞，在经历了那个黑暗年代以后，哪个找回了自己的艺术青春？他们的艺术生命在风暴来临的那天就宣告结束了。“当世界被粗暴地卷入一种在其中不再有任何持存性的运动之中时，对人或终有一死者的需要而言，世界就变得非人性化和不宜居住了。”既然是非人的世界，不宜居住，走便是了，一了百了。苟延残喘也是活受罪，就像明朝的李贽面对恶劣的环境所说的那样：“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自杀不是怯懦，亦不是因为抗争失败。有时候，自杀往往成为最后的抗争，更何况是一家三口的集体行为。顾圣婴之死就是她最有力的抗争，虽然只是她一生唯一的抗争。
离开愚园路，不知不觉竟到了上海交响乐团的门口。还是那个三层小楼，枝叶婆娑的梧桐密密匝匝地挡住了历史的视线：无法分辨顾圣婴是在哪个房间里被批斗的？难以想象所谓高雅的管弦键盘之声如何被口号声叫骂声打耳光声所替代？上前打问顾圣婴的有关事宜，回答你的是茫然的眼神和事不关己的敷衍。就在顾圣婴诞辰的日子里，除了牵挂者的孤独寻访，还有谁会委托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打听了解顾圣婴纪念室的蛛丝马迹？失望的结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黑暗的年代里，尚且有殷承宗那样难得的“私密的温暖”，而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幸福指数”似乎远远高于当年，人与人之间难道就不需要挨得更近些？让开启人性的光亮更多些热度？或者除了疯人的呓语，这里的一切将被抹得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竟像是从未发生过一般，那么关于那个遗嘱，那个将死之人的临终之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