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育思想
　　由上可知，印顺导师以开放的心灵，自青年前期即勤敏谦怀地探索佛法，置个人名利于度外，终身讲学、著述、弘法，一心一意为佛法的真挚热切的态度，实为一般出家人、读书人所不及。作为一个思想家兼教育家，印顺导师其坚定意志，不畏艰难地追求、掘发、改革、创新、传扬佛法真谛的教育精神，是震古烁金的，也是弥足珍贵的。
　　印顺导师的教育思想，宏广深远，自成脉络，非但针对时弊，更跨越时空，给予今人与后人方向导引，颇具时代意义。这里仅能就笔者浅见，择述一二，用以管窥印顺导师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
　　（一）攘斥秘密大乘佛教
　　秘密大乘佛教，简称密教，是大乘佛教掺揉印度教（婆罗门教）和印度民间信仰的产物。密教认为，世界万物，佛与众生，都是由地、水、火、风、空、识等“六大”所造，佛与众生体性不二，众生如果依法修“三密加持”，即手结印契（“身密”，特定的手势）、口诵真言咒语（“口密”）、心观佛尊（“意密”），就能使自己身、口、意“三业”清净，与佛的身、口、意相应，从而“即身成佛”。密教的仪规行法极为复杂，对设坛、供养、诵咒、灌顶（入教或传法仪式）等，都有严格的规定，需经导师（阿阇梨）秘密传授。19
　　抗战期间，印顺导师在重庆汉藏教理院与法尊法师同事。法尊法师是当时太虚大师所领导的僧团中对密教最有研究的，曾留学西藏十年，深研藏密，翻译了不少密教经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即其代表译作，印顺导师对密教之了解，主要也是透过这本书。
　　印顺导师认为，密教的义理一部分承自“固有之倾向而流于极端者”，一部分则是“融摄外道者”。他们信从师长达于极端，即自身妻女亦奉献而不疑。师命之杀，不敢不杀；命之淫，不敢不淫，此婆罗门所固有（读《央掘魔罗经》可知），后期佛教（大乘佛教）所取用者。佛斥外道事火，密乘学者又转而事火：求子、求财、求寿、求官，一切无不于火中求之。佛世以依教奉行为最胜之供养，佛后亦供灯明、香、华等而已，密教却崇拜鬼神相，以“五甘露”、“五肉”为供品。印顺导师对密教这些教义、仪规，深以为恶，指其与佛法实“可异矣”！20
　　印顺导师归纳密教之要义，得出“天慢”、“妙乐”、“忿怒”等三大“痼疾”，21摘述于下：
　　（1）心余力绌之天慢：密教以修天色身为唯一要行，此乃念佛三昧之遗意。“观身实相，观佛亦然”，观己身、天身（即佛之示现）之实性，此自胜义空观而来。此二观，初或相离而终复合一，以身、口、意三密（三昧）修之，求佛天加持而有所成就。此直观佛相，观成而佛为现身说法，显教大乘亦偶有之。然密教者意不在此，虽或前起本尊，而要在信自己为本尊，观己身为本尊，本尊入我中，我入本尊中，相融相印而得成就，以佛、菩萨自居，实为“天慢”。此与初期大乘经论，信有成佛之可能，而但可于智深悲切之大行中得之，精神相去甚远。
　　（2）厌苦求乐之妙乐：出家声闻弟子，视五欲如怨毒，以“淫欲为障道法”。然密教却以性交为成佛之妙方便，欲于淫乐中成就究竟佛果之常乐，谬解“以乐得乐”。密教以欲乐为妙道，既以金刚、莲华美生殖器，又以女子为明妃，女阴为婆伽曼陀罗，以性交为入定，以男精、女血为赤、白二菩提心，以精且出而久持不出所生之乐为大乐。这是“外眩佛教之名，内实与御女术同”，“反佛教”莫此为甚。
　　（3）色厉内荏之忿怒：密教崇事之本尊，无不多首、多手、多角，脚踹口咬，烈焰炽然，兵戈在握，虽善画鬼者，亦难设想其可畏。这些“面目狰狞”的天形，丝毫没有菩萨的雄威相与慈悲相，“其不堪崇事，固明甚也”。
　　总之，在印顺导师看来，密教以天化之佛为崇事之本，以欲乐为摄引，以狰狞为折伏，集大慢、大贪、大嗔于一身，实与根本佛法背道而驰。密教义理之可议，动机之可疑，仪规之可疵，“痼疾其可愈乎？”佛教之“大滥”无逾于此。
　　衡诸佛教史，从未见有人像印顺导师这般正气凛然地攘斥密教。22在密教拥有一定势力之环境里，敢作这般痛砭，可见印顺导师卫护根本佛法之勇猛精神，及其奋不顾身、亢不惧祸的人格风范。
　　我们认为，密教是一崇尚神秘身心体验的宗教文化现象，相较于佛教常轨，确实有其特殊性，亦即他有的关卡、限制和障碍，使我们无法窥其堂奥。密教在历史发展演进中，形成了各期不尽一致的理论体系，而各理论体系又衍生分流主张，呈现多元歧出的样态。今天，密教不只盛行于西藏，为多数藏人所信仰，同时也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地。就此看来，密教经过长期的发展与适应，必有其适应性与价值性。不过，印顺导师对于密教中某些过于荒谬的内容提出针砭，实有爱深责切之意，应为大家尊重、肯定和接受。
　　(二) 强调佛法义学价值
　　印顺生长的时代，中国佛教僧众素质低落，寺舍沦为蠹户，佛法寖微寖灭，正处于腐朽衰颓的窘境。欧阳竟无(1872-1898)所看到的僧众，大多是“游手好闲、晨夕坐食”的“蠹虫”，“能知大法、辨悲智、堪住持、称比丘不愧者，诚寡若晨星。”23太虚也亲见自己出家的小九华寺僧众的糜烂生活，他说：
　　小九华寺亦系十方丛林，当时由散兵游涌出家的莽流僧，往来于宁波、绍兴、杭州、嘉兴、及小九华寺的甚多。看到他们与寺外的无赖们联成一气，酗酒、聚赌、犯奸、打架等等，向来所不曾见过的社会恶劣方面。24
　　由此可见，当时佛教内部病入膏肓之一斑。
　　关心佛教的有识之士，面对这种败坏局面，无不投注心力，思以匡救振兴。25印顺导师探讨佛教问题，认为关键在于佛教义学不振，他说：“现实佛教界的问题，根本是思想问题。”26在他看来，现实佛教不是香火道场，就是经忏应赴，与佛法脱节甚巨。他指出：
　　寺庙中的出家人，没有讲经说法的，有的是为别人诵经、礼忏；生活与俗人没有太多的差别。在家信佛的，只是求平安，求死后的幸福。少数带发的女众，是“先天”、“无为”的道门，在寺庙里修行，也说他是佛教。（我）理解到佛法，与现实佛教差距太大，这是我学佛以来，引起严重关切的问题。27
　　没有讲经说法的佛教，欲其振兴，戛戛乎难矣！
　　印顺导师富赡批判精神，认为佛法的信仰者，应“对导致衰落的内在因素，惩前毖后！”28要能“对佛教思想起一点澄清作用”。29依印顺导师的观点，中国佛教义学不振，主要原因之一缘于中国佛教二大宗派──禅宗与净土宗之不重闻思义学。
　　禅宗在中唐以后逐渐兴起，到了宋代已是一枝独秀的局面，禅宗标榜“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为宗旨，认为只凭学习经典是不能理解佛法的，反对在故纸堆里费精神，而主张“参公案”，在禅堂真参实证。
　　在禅师们看来，禅道就在日常生活起居言动之中，会道者，行住坐卧，日用头头，莫不是道。要人们直指本心，破除外在经典桎梏，学贵自悟自得。这对于人们反因袭、尚自由、重独创自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惟禅宗末流“徒拾禅家一、二公案为口头禅，作野狐参，漫谓佛性不在文字之中，于是前圣典籍，先德至言，废而不用，而佛法真义寖以微矣！”30印顺导师认为，中国佛教的内伤，是多年积弱，“禅者专重向上，专重直观，轻视严密的义学，事相的修习，佛教这才从平淡而贫乏，贫乏而衰弱起来。”31“禅宗的大德们，除了造庙、修塔而外，还能作什么？中国佛教进入了从来未有的险恶阶段。”32印顺导师看透了禅宗轻义学之痼疾，视之为中国佛教衰败的首要因素。
　　净土宗也是入宋以后比较盛行的一个佛教宗派，其“念佛”法门，提供人们往生西方佛国一道“最经济方便”的捷径：强调只要“一心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临终“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由于净土宗教义简单，法门易行，所谓“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故广为僧俗所乐信钟爱。
　　实际上，弥勒的净土思想，不但“不专重念佛”，尚且“著重在胜义智慧的体证空寂──法身”。33印顺导师举证道：“如《维摩诘经》说到观佛时说：‘观身实相，观佛亦然’；《阿粊佛国经》也说：‘如仁者上向见（虚）空，观阿粊佛及诸弟子等并其佛刹，当如是。’”34在印顺导师看来，一切法如虚空，即一切是法性、法身，这与般若思想重智证是相应的。但净土宗唯重念佛及净土，丢下阿粊佛重智证的一面，“忽略了理性的彻悟”，这是“不解佛法真义的，不免与一般神教的唯重信仰一样了。”35
　　由上可知，印顺导师批判禅宗与净土宗之矛头系指向两者疏于义理研究的部分。以禅宗言，早期禅宗“藉教悟宗”，主张用经教发明心地；而到隋唐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藉师悟心”、“以心印心”的简单法门，一扫过去依赖教义经典的禅法。禅宗这些口号正好成为反智僧徒的借口，佛教“多闻”的义学薰习随之式微，僧众的文化水平每下愈况。准此，印顺导师上面的品评实在不无道理；而他的顾虑也唤起了人们回归教义、提升教化的觉醒。
　　基本上，佛教与神教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佛教重“正觉”──即重义学，而其他宗教重“直觉的现观”（在狂热的信心中，加上诚恳的宗教行为，由精神的集中，迫发出的一种宗教神秘经验）。36依印顺导师的观点，佛教的特质是“特重理智”──注重义学，他说：
　　佛法的现观，与外道的不同，是正觉，在乎特重理智，是通过了理智的思择。佛法中，在未入现观前，必先经过多闻、寻思、伺察、简择种种的阶段，这一切，此地总名之曰“思择”。思择，是纯理的观察。在思择中，得到一种正确的概念之后，再在诚信与意志之中去审谛观察，以达到现观。所以，佛法的方法，可说是信仰与理智的合一，一般知识与特殊的经验的合一。从理观去体验空性之前，必先经过分别智慧的思择。所以《阿含（经）》中说：“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37
　　依印顺导师的观点，要振兴佛教，必须将佛法重“义学思择”的特质重新建立起来，脱落神教的迷妄信行，以豁显佛教不共于一般宗教之处。
　　(三) 倡导人间佛教理念
　　民国二十三年，《海潮音》杂志出刊“人间佛教”专号；不久，慈航法师在星洲办了一名为《人间佛教》的刊物；抗战期间，浙江缙云县也出现小而薄的《人间佛教月刊》。这些零散不全的“人间佛教”呼声，实溯源于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38
　　太虚大师被视为中国佛教现代化的首倡者。民国十七年，太虚大师在〈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宣称：要“建设由人而菩萨的人生佛教”。39这是近现代中国佛教提倡菩萨精神的第一声狮吼。论者指出：
　　太虚秉持佛法救世与回真向俗之心，毅然从出世的传统旧习转向入世的革新作风，楬橥人生佛教旗帜，呼吁佛教界走出山林，关怀现世，以改变佛教出家自了的体质。40
　　“人生佛教”实为太虚大师领导的中国佛教改革运动的主轴与特色。
　　民国二十三年，印顺导师初谒太虚大师于武昌，颇受“人生佛教”之启迪，开始酝酿自己的“人间佛教”思想体系。太虚大师“人生佛教”虽有开创性，但在印顺导师眼里，它只是被动地“顺应潮流”，为回应社会曲解佛教为“人死观”41以及“佛家生活脱离现实”、“对社会没有好处”的刻板印象42而来。
　　印顺导师长期深入经藏与印度佛教史，体认到佛教“理论根源性”的存在。于是在民国三十年，发表《佛在人间》，从义理上，为“人间佛教”思想运动，揭开历史序幕。
　　印顺导师质疑：“人生佛教，难道是顺应潮流吗？”43在他看来，人生佛教，因病发药，随时处方是不足的，因它可能时过境迁而又被遗弃掉。基本上，实践菩萨精神，必要从佛典与佛史上找到理论根据，才能长久，才能收效。印顺导师在《佛在人间》，初步论证了“佛在人间”的佛陀观，他说：
　　（释尊）是一切人的安慰者，诚挚的劝诫教诲者。释尊的弟子，有王公、大臣、后妃，也有屠户、妓女、土匪与奴隶。……他的足迹踏遍了恒河两岸，你说他出家是消极，弃离人间吗？……一切属于一切，唯有为众生特别是人类的痛苦，为人类的真理与自由，为使人类向上；此外更不为自己，没有自己。在这人类所知的历史中，有比释尊更在人间的吗？44
　　依印顺导师的观点，释尊出家是为了人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不在天上成佛”。
　　接著，印顺导师进一层探索人间佛教的佛说与佛法依据。他说：
　　释尊有云：吾为汝说过去、未来，不知汝信不信，且为谈现在。准此意以读“释尊本教”，则于十方世界谈此土，三世时劫重现在，一切有情详人类。即此土、此时之人类以明世间之净化可也。岂必“动言十方世界，一切有情哉”！45
　　依佛说，印顺导师认为，释尊本教在“谈此土”、“重现在”、“详人类”，佛关注的不在过去与未来，而在此土、此时之人类。
　　而依佛法“缘起性空”理论，可得“即人事以成佛道”原理。印顺导师说：
　　惟有依据缘起性空，建立“二谛无碍”的中观，才能符合佛法的正宗。缘起不碍性空，性空不碍缘起；非但不相碍，而且是相依相成。世出世法的融贯统一，即人事以成佛道，非本此正观不可。46
　　依据“缘起性空”，建立世俗谛与胜义谛二谛无碍的中观思想，统一入世与出世，即人事以成佛，这即是菩萨道的善巧方便。47印顺导师认为，从“世间一切是相依相成”的缘起事实，而养成无我、互助、报恩的人生观，就是慈悲为本的人生观。48有了这种人生观，才能行菩萨道。
　　“佛在人间”、“释尊本怀在此时之人”，以及“二谛无碍的缘起性空”理论，是印顺导师佛教思想上的“考古发现”，这些论据为人间佛教奠定主要的理论基础。
　　论者研究发现，多数活跃于当今佛教界、学术界之菁英，如证严法师、圣严法师、传道法师、昭慧法师、宏印法师、杨惠南教授等人，无不从印顺导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宝库里得到坚实的理论启发，从而宣传、研究、实践人间佛教思想。他们力行慈善救济事业，成立佛教医疗机构，兴办各类各级学校，实践讲学弘法活动；他们提倡环保理念，改变传统放生的护生观，举办生态关怀学术研讨会，制作生态教育教学媒体，发布自然平权宣言，办理环境布道师培育营，展开绿化造林运动，主导“反挫鱼”、“反赛马”、“反贿选”运动，成立关怀生命协会，出版各种关怀生命的刊物，参与政治改革工作等等。49这些都是信而有征的。
　　印顺导师提倡人间佛教，豁显佛教的人间性格，改变了传统佛教出家自了、缺乏时代意识、漠视社会关怀的出世倾向，蔚成当今佛教改革思潮。今天的台湾佛教已逐渐体现了人间佛教思想，诸多佛教僧团、组织投入社会慈济事业、教育医疗事业、生态环保活动，以及政治革新运动，佛教显得格外活络兴盛，一片生机，与现实社会紧密连结在一起，呈现一前所未有之佛教新面貌。
　　(四) 力行女众佛学教育
　　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我国，到三国时已获得了初步发展。惟早期我国佛教倾向悲观厌世，以生活为牢笼，以涅槃为解脱，视性欲为大罪，故作为生育象征的妇女，往往被贴上罪恶、不洁的标签，受到社会的轻蔑和歧视。以致信仰佛教者多为男人，几乎没有女性出家者。
　　直到西晋竺法护翻译佛籍时才第一次大胆地为妇女不平的地位进行辩解，认为妇女也有成佛的可能和权利。50这个论据，为女子投身佛门开辟了道路。从此，我国便开始出现了女性出家者。
　　东晋时，我国内地已有许多比丘尼僧团。随著道安(314～384)制定《僧尼规范》后，佛教僧团的教育逐渐制度化，但实施之重点局限于戒规教育。因此，尼庵的教育模式主要为持斋戒行。其概况在东晋释痴超的《奉法要》有如下记载：
　　凡斋日，皆当鱼肉不御，迎中（中午）而食，既中之后，甘香美味，一不得尝，洗心念道，归命三尊（指佛、法、僧），悔过自责，行四等心（即慈、悲、喜、舍四心），远离房室，不著六欲，不得鞭挝骂詈、乘驾牛马、带持兵仗。妇人则兼去香花脂粉之饰，端心正意，务存柔顺。51
　　足见持斋修行、恪守戒律是女徒教育的主要内涵。
　　比丘尼研习佛经义理法要，要到东晋南朝之际才出现。据梁朝释宝唱的《比丘尼传》载，安令首尼“以佛法自娱，不愿求聘。”52妙相尼“游心慧藏，明达法相。”53道馨尼受具足戒后，“研求理味，蔬食苦节，弥老弥至。”54慧玉尼“行业勤修，经戒通备”，“观览经论未曾废息”。55不过，这些似乎只是极少数的自学案例，而非佛学院式的有组织、有计画的教育型态。
　　综观中国佛教教育史，针对女众建立“女众佛学院”的教育创举者，印顺导师应为先驱之一。56印顺导师一向主张：“长期的专修的教学”，如佛学院、研究会之类，以养成僧众的宏教能力，是“复兴佛教的根本大计”。57基于这个理念，办理佛学院，特别是为失学的女众筹办长期的专修的“女众佛学院”，便成为印顺导师教育事业中重要的一环。
　　印顺导师因“不忍出家僧尼的失学”，而有创办女尼佛学院之宏愿。民国四十六年，印顺导师在新竹一同寺，排除万难，正式创办“女众佛学院”，专门为女众（含尼众及女居士或准备出家的女众）开辟修学管道，这是中国佛教史上首次出现较有制度的女众佛学院。印顺导师长期亲自指导她们修学，并为她们讲授《成佛之道》、《法华经》、《楞伽经》等。由于印顺导师讲授得法，教学生动活泼，富于启发作用，女学生们学习兴趣很高，教育效果很大。
　　民国四十九年底，印顺导师又在台北慧日讲堂，针对尼众开办长期研讨佛乘的教育计画。印顺导师每天利用上午两节课，专门为慧日讲堂附近还不能自己阅读进修的尼众充实佛法。开课以后，不断有女居士翕从旁听，同沾法雨。印顺导师称此为“半天课”，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58
　　印顺导师对努力学习佛法的女众，常加鼓励、赞美。他在书中称她们是“有缘的善女人”。59其中，慧泰即前立委曾华英；慧教学佛甚早，有领导信众，主持道场的热心；宏德除了建立“报恩小筑”供养三宝之外，还鼎力赞助出版佛学典籍，大力弘法。
　　印顺导师从二十六岁起，迄今从事了七十年的讲学弘法事业，特别是在“知天命之年”创办女众佛学院及假慧日讲堂实践女众佛学教育，给女众与男众同样的教育机会，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教育大事。印顺导师还因此被批评为“一心一意为尼姑(比丘尼)”，60“男女众杂处”。61印顺导师在男女不平等社会中，力行男女教育平权的作法，是可贵的，值得在教育史上记上一笔。
　　(五) 提倡三学相资原则
　　考查佛教史，佛教教育重心由于对戒、定、慧三学倚重不同而有所调整。“戒”是从“克”制自“己”的私欲中，达到世间和乐善生的德行，就是克己“以利他”的。[62]“定”是“平等持心”的意思。[63]“慧”是以观察抉择为特性的。[64]概要言之，佛在世时，以戒学为本，三学相资；印度那烂陀时代，以慧学为主，经论黼黻；中国古代，则以定学为首，禅思盛行。
　　依印顺导师的观点，原始佛教之教育系以“戒学”为本，以定慧为辅。他说：“佛在世时，以建立清净僧团为中心，用心训练僧众，陶铸圣贤。这主要以戒学为基本，以定、慧为进一步的修学。”[65]此即“以法摄僧”之戒学，其目的“导之以法”，“齐之以戒”，引导大众生活于清净律仪中，来陶铸僧众自律、高洁的人格，而能自求解脱或外行教化。
　　其次，那烂陀时代，佛教教育重心转移到闻思经教的慧学。当时的那烂陀寺，住众千余人，每人四处公开讲演教典，共相阐发经论，彼此脑力激荡，对于广大精深的佛法，进行深刻的探讨，蔚成一时重论的学风。
　　再次，佛教传入中土约五百年后，禅宗渐盛。唐宋，中国寺院多称为“禅寺”，可见禅宗之壮大。禅宗尚“禅”（定学），略视戒律与闻思经教。在禅者看来，“若吾人自心清净，自然性戒不犯。”[66]他们往往离开律院，别立禅寺，一心一意在禅思上下工夫。这就形成了以禅思参究为首务的新格局，不但影响了整个中国佛教，而且孕育出宋明理学，使中国学术文化再放一奇采。
　　但到了近代，“禅寺的住持们，都以问事为目的”；僧众“有的专意修建，有的专心应赴”，以致佛教教育“衰微不堪”。[67]印顺导师无奈地指出，不但“重禅的──近于隐遁瑜伽的，或以佛法为思辨的论师，都轻视律制。”[68]就是“学教的也我宗我祖，照本宣扬，望文生义，不求甚解。”[69]这些都是佛法发达中的损失。
　　印顺导师是提倡戒、定、慧“三学相资”教育原则和方法的大师。他认为，通过这三个“不但是先后次第，而且还是相依相成”的修学阶段，即可彻底领悟佛性，达到“圆满菩提”。他说：
　　佛学是佛法的修学，佛法的实践。释尊教示我们，修学佛法，不外乎“增
　　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三学。……从三藏（经、律、论）的偏重来说，经是明定学的，律是明戒学的，论是明慧学的。在实践方面，戒、定、慧学如鼎的三足一样，是不可偏缺的。……这才是圆满的佛学，中正的学佛之道。[70]
　　他认为，凡学佛的人，“衣食行住等一切，都应依律制而实习。”而在律仪的生活中，要经常去听闻佛法，“精勤禅思”、“精勤佛道”──修习定慧。[71]在他看来，“解行相应”、“三学相资”的佛学，才是理想的佛学典范。
　　印顺导师在〈谈修学佛法〉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由“听闻佛法”，而“心中生起了智慧，具足正见，以此正见扫尽身心的一切妄执，就可证得涅槃。”[72]印顺导师如此认为通过戒、定、慧三学可以成佛，这从教育原则和方法来看，确有其可取之处，具有科学精神，符合现代教育学、心理学原理，对于佛教教育乃至普通学校教育，都足资借鉴。
　　(六) 应用佛法研究佛法
　　印顺导师不盲目迷信陈言，不囿于成规，在钻研和宣扬佛学思想过程中，表现了一种既坚韧又富于创新的精神。早在民国四十二年，印顺导师就提出“以佛法研究佛法”的观点，这是他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一套新方法论。
　　古代人从事佛学研究，主要的方法是“实践修行法”，系以个人所信仰的一经一论为准则，依自己的体悟进行论述。这种方法带有独善优越的主见，重视超验的心性体认，其客观性不免受到质疑，而为近现代学术研究所不取。
　　随著科学的迅速发展，近现代佛学研究逐渐摒弃了传统的“实践修行法”，改以“文献学方法”、“考据学方法”等符合“科学实证”精神的研究方法。无论是欧阳竟无、吕澄诸氏的佛教经典研究，或是汤用彤、陈寅恪、胡适等人的佛教史学研究，对于佛教古经、古史，包括已成定论的大家之言、师门之说，一概采取“实事求是”、“重新估定”的态度。
　　以胡适为例，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指出，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圣贤教训、社会上公认的行为与信仰等，应该以“评判的态度”，亦即“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73]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清楚明白。
　　胡适“但开风气”，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佛学，搜集史料，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在佛法研究方法论上，自有其开拓作用。不过，胡适诸贤的佛学研究，把经典还原为史，依据史料与历史的观点，重新寻求古代思想的本质与流变，多少忽视了义理的体究。[74]同时，胡适用孤本秘笈，作为惊人之具，以炫耀人目，也不无可议。
　　另外，近现代佛学研究，也强调直接从梵文、巴利文的原始文献，进行文本的校勘解读，藉以重建佛教教义与教派发展史。他们认为“训诂明则义理明”，“文献的原貌”即是“真理的论断”。此种研究取径，在欧美学界以及东亚佛学界都呈现蓬勃发展之趋势。[75]
　　对于传统的“实践修习法”以及偏重现代考据法、文献法、语言学为主轴的佛学研究，印顺导师认为有待商榷。他认为，版本文献学的比对研究，固然可以获得研究成果，但回溯原典或发现真理需要再经过“诠释”的过程，如果没有佛法为基础，可能失掉佛教的本质，而流为世俗学问的研究。他说：“自从西方学者重视巴利文圣典以来，日本学者受到深刻的影响，不自觉的投入非研究巴利语，不足以理解原始佛教的窠臼。”[76]西方学者根据梵本《中论》作研究，“以世间学的立场来论究，著重于论破的方法──逻辑、辩证法，以为龙树如何如何。不知龙树学只是阐明佛说的缘起，……说得更简要、充分、深入而已。”[77]
　　印顺导师“以佛法研究佛法”，系参用文献学方法、考据学方法研究佛教文献、佛教史实，再加上佛教思想作统整性研究。这种方法，不以现代实证研究法为主，而是站在“佛法是宗教”的立场来研究。以“佛法”研究“佛法”，前者指“三法印”，后者指“佛教的一切内容”。[78]包括佛教经律论三藏和佛教制度等。换言之，以佛法研究佛法，是以佛法三法印作为研究佛教一切内容的方法。佛法三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其在研究方法之涵义摘要如下：[79]
　　1、“诸行无常”：研究佛法，要从无限错杂的演变中，把握它相结合的一贯共同性，注意历史事实上的演变，而不有先入为主的进化论或愈古愈真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这种研究方法具有“历史性意义”，亦即研究佛法要从历史的演变中去堪察。
　　2、诸法无我：世间没有独立存在的东西，都与其它的一切有关，在流转的相摄相拒中，成为现实的一切。将“无我”道理应用在佛法的研究上，离却自我（神我）的偏见，不从自我去摄取一切，不存一成见去研究，而注意“彼此相关”。
　　3、“涅槃寂静”：不管是走考证路线，或做义理的阐发，都必须站在“佛法的立场”来研究；应该为求真理而研究，不要表现自己。一个佛学研究者，他的终极目标应该在找出佛法中最足以启发人类、改善社会人心的教理，陶贤铸圣，把佛法的真正目的如实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由上可知，“应用佛法研究佛法”，不能单纯只是文献法、考据法或语言学方法，不能为研究而研究，而是要为佛法而研究，在研究历程中不能失掉佛教的“信仰与理想”。简言之，“以佛法研究佛法”即站在“佛教立场”研究佛法，这在目前“学术立场”高涨的时代里，无疑有它的价值与特色。
　　四、结语
　　归结印顺导师九十五年来的生涯，乃是在极力追求佛法、弘扬佛法的岁月中，勇猛刚毅地为开创佛教新局所走出来的一条讲学著述、弘法济世的奋斗历程。这一代人透过印顺导师，得以接近纯正平实的佛法，何其有幸！
　　印顺导师探本溯源，察人所未察，言人不敢言，倡明正法，雨化风行。他剖析中国佛教沈掑，批判漠视义学的偏颇思想，痛砭鬼化神化的佛教，从而提出人间佛教理念，创办女众佛学教育，强调戒、定、慧三学相资原则以及以佛法研究佛法，堪称当代启蒙思想家和进步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