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祖君

    中国等待入世，等了整整15年，而有一位老人，则研究等待了半个多世纪。

    这位老人就是世界贸易组织上海研究中心主任汪尧田教授。眼看着中国即将入世，年逾八十的汪教授不无感慨地说：“从1947年在美国研究WTO开始，50多年过去了，我也从黑发到灰发，从灰发到白发，一直到现今的无发。可我还是等到了中国即将加入WTO的这一天。”

    “最初，引领我学习经济、研究贸易的，是我的身世。”汪老出生在安徽的一个书香门第，但到他父辈时，已经开始没落。“我的家庭跟鲁迅、周恩来很相像，这种人都有一个强烈的想法，要兴家振国。我选择了学习经济，以求富国的道理。”

    后来，汪尧田进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学习，后转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国际贸易和关贸总协定。那时是1947年，关贸总协定就在那年在日内瓦签订。汪老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了他对关贸总协定、WTO的研究和对中国入关的期盼。

    “我当时认为，一个国家要富强，首先要发展经济，而发展国际贸易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二战后，各国普遍要求发展经济，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像关贸总协定等的建立，有利于各国发展自由贸易，发展经济。”

    解放后，汪尧田应邀参加筹建中央贸易部(对外经贸部的前身)的工作，被委任为对外贸易管理处副处长。但不久后的一件事让他记忆犹新。1956年，周恩来总理率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会议期间，印尼总统苏加诺提出要与中国政府订立最惠国条款的贸易。由于中国近代100年来曾被逼与各帝国主义签订过一系列不平等的“最惠国”条约，这让当时代表团心存疑虑，便打电报回国询问。这个问题被转到了汪尧田那儿。

    “我在1948年于哥伦比亚攻读博士学位时，曾专门就此进行过研究，所以我依据国际间遵循的惯例，赶写出了一份近十万字的报告。结论是：可以签订。”汪老说。

    在报告中，他引证了世界各国的最惠国待遇，以及它的来历和平等内涵等。现在中国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平等的地位上完全可以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签订含最惠国待遇的平等条约。这有利于扩大出口、降低关税。

    不久，就传来了中国在万隆会议上，与苏联等国签订了具有最惠国条款的双边贸易协定的消息。此后，中国陆续与世界100多个国家签订了这类协定。后来有人评价说，汪尧田的这十万字报告开辟了新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平等贸易伙伴关系的新纪元。

    早在五六十年代，汪尧田教授就曾多次上书政府建议考虑加入关贸总协定。到1986年，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中国需要关贸总协定，而关贸总协定这一“经济联合国”也缺不了中国。为此中国政府决定：申请复关。

    “虽然政府决定‘复关’，但当时有不少人认为，复关后，将导致大量国有企业破产，国内经济崩溃。” 汪尧田教授回忆说，为此，中央政府召开会议邀请专家论证。“会上，我大声疾呼：只有走复关之路，中国经济才能振兴。迄今没听说哪一个国家因加入GATT而经济垮台!”他说，复关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入世，我这一生也就无憾了。”汪老说，入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大步，有了这一步，中国更将充满希望。

    汪尧田教授是中国关贸总协定研究的奠基人，也是中国最早的对外贸易管理条例起草人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现为上海外贸学院教授、世界贸易组织上海研究中心主任。

    曾负责草拟新中国第一个进出口贸易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贸易管理暂行办法》。他出版了近20多本专著，发表各类文章200多篇，在探索国际贸易理论和研讨中国对外贸易战略方面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后，他首先将比较成本和动态比较优势学说介绍到国内，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

    汪教授编写的《国际贸易条约和协定》是中国早期有关国际公法的专著之一;1992年出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论》一书多次再版。其他有影响的著作还有：《中国经济建设论》、《当代美国经济》、《世界贸易组织总论》、《国际服务贸易总论》等。

    汪尧田创办和负责的世界贸易组织上海研究中心是自1986年起中国最早成立的研究关贸总协定的研究机构。他也先后参与创办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和上海对外经贸学院。

    《北京青年报》 2001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