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24日清晨6时18分，著名经济学家汪尧田完成了他89年的人生长跑，驾鹤西去。

    或许是因为属马的缘故，汪老一直冲锋在前。不论是抗战后为追寻救国之道，赴美留学;还是回国后为国家献计献策，寻找出路;抑或是改革开放后，为我国恢复加入世贸组织，以六十高龄连续奔走二十几年，他一直怀着知识报国的赤子之心，为富国强民的理想呕心沥血，未曾想到要休息片刻，反而捶胸感慨，“我这辈子没做什么事”。在奔忙中，他常说，“小平同志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世贸组织多边体系就是改革探路的一块石头，这一石头将激起千重浪……”

    中国“入世”方才五年，这位世贸组织研究的开拓者却已先行离去。他的学生在悲伤中痛陈，“人生就像一条长长的隧道，我们都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向光明，我们能朝着光明坚定而又热切地走去，完全有赖于人生隧道中我们睿智的师者和长者，用自己的人格和品行为我们竖起一盏盏明灯……”

    入世，从黑发等成无发

    “黑发人谈成白发人”，这句耳熟能详的话语，是对我国恢复加入WTO这一漫长历程最为形象的描述。熟悉WTO的人能轻松数出几个节点：1986年中国正式申请“复关”，1992年发起新一轮冲刺……殊不知，一位29岁的青年才俊早在1947年已经赴美研究关贸总协定(WTO的前身)。为了加入WTO，他从黑发等到灰发，再到白发，从未放弃努力。在2001年中国正式入世时，他头上已经无发。此人正是汪尧田。

    1948年夏天，汪尧田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商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当时中国参加关贸总协定哈瓦那会议的谈判代表刘大钧博士。从此，汪尧田开始了与关贸总协定的不解之缘。据汪尧田的学生、上海世博局副局长、WTO上海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周汉民追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汪老作为“中国复关‘入世’第一学人的地位是公认的，是为历史所记载的。”

    1971年，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汪尧田上书国家外贸部，建议我国借此东风申请复关，力陈复关后我国可享受普惠制待遇，对扩大出口有好处。可惜在当时，关贸总协定被认为是一个“富人俱乐部”，汪尧田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复关一事只得搁置，不过他并未停止对关贸总协定的研究。

    改革开放之后，凭借多年研究和探索，年已六十的汪尧田撰写出版了20多种专著和百余篇论文，并在国内外频频发表演讲，力陈我国参与多边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不懈的努力下，1986年，他的建议引起国家领导的重视，我国政府决定申请复关。汪道涵、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季崇威和外贸部副部长沈觉人多次找到汪尧田，听取他的建议。在他们的支持下，我国首个专门从事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研究的跨学科学术机构———关贸总协定上海研究中心(后更名为WTO上海研究中心)诞生了，汪尧田任中心主任，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WTO，早加入比迟加入好

    1999年春节前两天，上海天气特别阴冷。年过八旬的汪尧田与WTO上海研究中心20多位专家学者聚集在上海海关高等专科学校，讨论如何向中央建言献策，把握我国在新世纪发展的历史机遇，力争早日加入世贸组织。

    汪老的女儿、WTO研究专家汪明和WTO上海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牧回忆说，历经13年曲折，到了1999年，“入世”谈判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国内一些人对入世受阻产生了消极观点，有的认为应该在WTO门外再等二三十年;也有人高呼，中国不能为“入世”让步;还有人说，应当等国内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走出困境，具有相当竞争力后，再考虑“入世”。在那段日子，面对各种阻碍复关的说法，汪尧田焦虑万分、力陈己见。

    这是一个至今仍少为人所知的“秘闻”。在1999年春节前的那次会议上，汪尧田提出一个大胆倡议，向中央打报告，直陈己见。会上，他用洪亮的嗓音呼喊：“不开放中国就没有出路!”周汉民回忆说：在由汪尧田提议和最后定稿的给中央的4000字报告中，汪老等专家学者的爱国之心深藏其中，他们写道：“必须以动态、长远、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与多边体制的关系。今日世界已不是20年前的世界，世界正在经历以产业知识信息化、生产跨国化、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为标志的产业革命。隔绝在这一潮流之外的国家，未来发展将受到极大局限，中国将再次错失发展机遇，与世界先进国家距离再次拉大。”汪尧田建言：“要从思想上消除对继续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犹疑态度，明确对WTO，加入比不加入好，早加入比迟加入好。”

    所谓好事多磨，在即将开启WTO大门时，又发生了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入世”谈判再度陷入僵局。这时，汪尧田等专家再次上书中央，力陈“入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这些来信，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当年11月，中美正式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龙永图专门致电汪老表示敬意。奋斗了大半生之后，汪老终于在84岁时，夙愿成真。

    活一天，就为国家干一天

    “我要活到100岁，活一天，就为国家干一天”，汪老那股冲锋在前的干劲，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拳拳之心，让学生们记忆犹新。自1986年创办WTO上海研究中心后，汪尧田承担了繁重的研究任务。复关“入世”研究涉及面非常广，作为负责人，不可能样样精通。汪尧田的办法是不懂就问、虚心求教，同时充分发挥各个行业专家的积极性。

    小女儿汪小元坐在家中客厅的椅子上，回忆起19年前的一段往事。“那年春节前的一天，爸爸带我去老市长汪道涵家拜访。闲谈中，说起我即将赴法国留学。爸爸希望我读银行金融专业，并说他一直很关心银行金融业的开放。遵照爸爸的教诲，我不仅在法国选择银行金融专业读书，毕业后还在法国银行工作。”对小女儿的选择，当时年逾古稀的汪尧田非常高兴。在法国留学和工作期间，汪尧田不时与女儿联系，了解法国银行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情况，问得很仔细。1993年，汪小元回到上海，又跟随父亲拜访汪道涵。他们一边吃火锅，一边又谈起我国银行金融业的改革开放。汪小元吃惊地发现，经过几年学习钻研，原来对银行金融业不太熟悉的爸爸，几乎成了专家。但是他并不满足，席间，他一再提起金融衍生产品和工具等专业性很强的新名词，要求女儿与他共同研究。汪尧田如此钻研银行金融知识，完全是为了研究怎样开放银行金融业，如何实施有效保护等重大课题。

    虽然是一把年纪，汪老从不满足，对“入世”涉及的各个领域都钻研。在银行业之外，电信业开放是我国复关“入世”遇到的主要难点之一，基础电信、增值电信领域要不要开放、怎样开放，当时看法不一。汪尧田一头钻进去，边学习边研究。去年秋天，汪尧田专程去瑞金医院看望重病中的汪道涵同志，两个同乡好友一见面，谈起我国农业开放和三农问题。临走时，汪道涵嘱咐护士复印了很多资料给汪尧田。汪道涵知道，以汪尧田的脾气，不学习新知识、研究新问题，汪尧田便会浑身不自在。事实上，汪尧田如此学习，确实对推动我国复关及以后的“入世”发挥了作用。

    对他支持最多的是夫人

    “爸爸妈妈就像一个人”，说起父母，大女儿汪加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他们俩生活方式一样，甚至生的病都一样。爸妈非常恩爱，一个面包都要两人分着吃。他们结婚时，我爸爸还是复旦一个穷学生……”

    “烽火弥南北，家国难千重。男儿志四方，安能蛰故乡!”这是六十多年前，年仅19岁的汪尧田携带母亲、弟弟妹妹举家逃难前作的一首诗。从此，他走上了知识报国的不归路。1940年，汪尧田以难民子弟身份考入重庆大学商学院，两年后，他转到重庆夏坝的复旦大学经济系就读。在复旦，汪尧田结识了一批进步学生，他们怀有共同的救国理想，成立了“经济座谈会”，汪尧田担任主持人。每到夜幕降临，学子们点着油灯，带着满腔热情，畅谈对国家命运的看法，常常到次日鸡叫还不散去。据原复旦世界经济研究所主任江泽宏回忆，当时很多复旦青年都通过参加“座谈会”，找到了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4年春，在毕业前夕，为配合盟军打通中缅公路，政府急需懂英语的毕业生担任随军翻译。抗战是汪尧田的梦想，他没有犹豫，报了名。由于英文水平颇佳，他跳过中央训练团，直接上前线。在那里，他跟随部队长途跋涉，走遍了密林河谷，还要忍受南亚的溽热、瘴气、蛇虫叮咬和野兽袭击。战火中，他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一年之后，汪尧田回到重庆，偶遇未来的爱妻，费伟倩小姐。汪老在亲笔书写的年表中，深情地回忆道：“我到妇女救济会见大学时教我英语的美国女牧师戴师母，遇到费伟倩，我以教她英文为理由，常去找她……”别看汪尧田只是穷学生一个，可他富国兴邦的远大志向、热情爽朗的性格，深深打动了费小姐。不久，他们就喜结良缘。结婚时，汪尧田穿着抗日的黄军装，两人露出幸福的笑……

    抗战胜利后，汪尧田与家人回到上海，他憧憬着赴美留学，寻找救国之路。这时候，又是母亲和妻子深明大义，鼎力支持。妻子拿出贴身的积蓄，送他登上了开往美国的邮轮，那时她已经有孕在身。

    这份支持和理解，让汪老心存感激。据学生回忆，汪老有时也和夫人开开玩笑。一次，汪老带着孩子般的调皮，两手一摊，笑着说：你跟着我，总的说来没吃太多的苦吧。这时候，汪夫人笑得很甜蜜。儿女们说，汪老知道，对他支持最多的就是夫人。所以晚年他最喜欢带上夫人，打车饱览上海的变化……

    大爱无涯，明灯永照

    汪老和妻子育有一子四女。长子汪兴在追悼会上回忆说：改革开放之初，父亲率先提出“以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取代“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传统外贸理论，最早介绍了“雁行发展理论”，成为我国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思想之一。爸爸一生是“先锋和桥梁”的一生。

    老四汪小平觉得爸爸与其他人不同，在他心里，盘算的永远是国家大事。高考恢复那年，子女让父亲辅导功课，父亲却直截了当地说，我不能把那么多时间花在你们身上。我要把精力花在外贸事业上，你们想想哪个值得?汪小平不解地问，你的每篇论文都引经据典，各方面设计得那么好，为什么不为我们设计一下人生道路?爸爸答：我已经为你们设计好了。原来，只要子女正直、诚实、能自立于社会，汪老就满意了，具体的选择完全交给孩子们决定，他不希望子女依赖他。

    汪老这种一心为国的热诚，感染了很多人。上海海关高等专科学校校长于申是汪老的学生，在他心中，“汪老不管是学问、为人、精神、作风，都那么好。汪老曾对我说，人生不可能事事顺心，遇到非原则性的矛盾，不妨埋下去，不要让它成为障碍。埋下去，就别翻出来……”对各路专家学者，他总说，不管是谁，只要有好的观点，都可以来议一议。所以他在学者中很有感召力，他主持的WTO上海研究中心，成为汇集全国十几所高校和研究机构近百名专家学者的纯民间学术团体。

    汪老总是那么乐观、那么阳光。他认为前景总是好的，困难是暂时的。住院期间，汪老发着40度的高烧，稍有清醒，就会说：你们都回去，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弥留之际，汪老嘴里还喊着：开会，开会!原来，WTO上海研究中心即将成立20周年，他想推出一个大型研讨会……

    “老卧江湖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这是9年前汪老80寿辰暨从教50周年之际，录陆游的自勉诗。遥想1949年，汪老回国时，新中国筹建贸易部时几乎找不到外贸高级人才。而如今，当汪老离开时，中国已经是全球第3大贸易体，他追求了一辈子的全面融入世界的理想，已然实现。

    汪老的精神，就如同一盏盏明灯，永远照亮着中华复兴之路。

    作者：蒋心和孟群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