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章仲锷的行为写作（下）

日期：2008-10-29 作者：刘心武 来源：文汇报

这篇文章还没写完，忽然得到消息，章仲锷竟因肺炎并发心力衰竭，在10月3日午夜去世！呜呼！我记得他曾跟我说过，想写本《改革开放文学过眼录》，把他三十年来编发文稿推出作家“沙场秋点兵”，一一娓娓道来。“你是其中一角啊！”我断定他会以戏谑的笔调写到我们既是同事又是作者与编者的相处甚欢的那些时日。但他的遗孀高桦在电话里哽咽着告诉我，他的肺炎来得突然，他临去世前还在帮助出版机构审编别人的文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的这样一部专著竟还没有开笔！
    
    从这段文字起我要称他为仲锷兄。他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1980年我一边参与《十月》的编辑工作一边抽暇写小说，写出了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如意》。这是我写作上的一个转捩点，我不再像写《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那样，总想在小说里触及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以激情构成文本基调。我写了“文革”背景下一个扫地工和一个沦落到底层的满清格格之间隐秘的爱情故事，以柔情的舒缓的调式来进行叙述。稿子刚刚完成，被仲锷兄觑见，他就问我：“又闯什么禁区呢？”我把稿子给他：“你先看看，能不能投出去？”过一夜他见到我说：“就投给我，我编发到下一期《十月》。”我知道那一期里他已经编发着刘绍棠的《蒲柳人家》，还有另一同仁正编入宗璞的《三生石》，都是力作精品，中篇小说的阵容已经十分强大，就说：“我的搁进去合适吗？”他说：“各有千秋，搭配起来有趣。听我的没错。”我虽然是所谓《十月》“领导小组”成员，但确实真心地相信他的判断。那时《十月》的气氛相当民主，不是谁“官”大谁专断，像仲锷兄，还有另外比如说张守仁等资深编辑，也包括一些年轻的编辑，谁把理由道出占了上风，就按理发稿。
    
    后来有同辈作家在仲锷兄那里看到过我《如意》的原稿，自我涂改相当严重，那时一般作者总是听取编辑意见对原稿进行认真修改后，再誊抄清爽，以供加工发稿，仲锷兄竟不待我修改誊抄就进行技术处理，直接发稿，很令旁观者惊诧，以为是我因《班主任》出了名“拿大”。仲锷兄却笑嘻嘻地跟我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活猪也能开水烫，说你几句是你福，以后把字写清楚！”他后来告诉我，他是觉得我那原稿虽较潦草但文气贯畅，怕我正襟危坐地一改一誊倒伤了本来不错的“微循环”，你说他作为编辑是不是独具慧眼？
    
    1981年我又写出了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写居住空间狭窄引发的心灵空间危机，以冷调子探索人性，这是我终于进入文学本性的一次写作，但我也意识到这个作品会使某些曾支持过我的文坛领导和主流评论家失望甚至愠怒。写完了我搁在抽屉里好久不忍拿出。那时我已离开出版社在北京市文联取得专业作家身份。仲锷兄凭借超常的“编辑嗅觉”，一日竟到我家敲门，那时我母亲健在，开门后告诉他我不在家，他竟入内一迭声地伯母长伯母短，哄得母亲说出抽屉里有新稿子，他取出那稿子，也就是《立体交叉桥》，坐到沙发上细读起来，那个中篇小说有七万五千字，他读了许久，令母亲十分惊异。读完了，我仍未回家，他就告辞，跟母亲说他把稿子拿走了，“我跟心武不分彼此，他回来您告诉他他不会在意”。我怎么不在意？回到家听母亲一说急坏了，连说“岂有此理”，但那时我们各家还都没有安装电话，也无从马上追问仲锷兄“意欲何为”，害得我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我才知道，他拿了那稿子，并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当时《十月》主编苏予家里，力逼苏予连夜审读，说一定要编入待印的一期，苏予果然连夜审读，上班后作出决定：撤下已编入的作品以后再用，将《立体交叉桥》作为头条推出。《立体交叉桥》果然令一些领导前辈和主流评论家觉得我“走向歧途”，但却获得了林斤澜大哥的鼓励：“这回你写的是小说了！”上海美学家蒋孔阳教授本不怎么涉及当代文学评论，却破例地著文肯定，这篇小说也很快地被外面汉学家译成了英、俄、德等文字，更令我欣慰的是直到今天也还有普通读者记得它。如果没有仲锷兄那戏剧性的编辑行为，这部作品不会那样迅速地刊发出来。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钟鼓楼》，责任编辑也是仲锷兄（那时他已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钟鼓楼》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记得颁奖活动是在国际俱乐部举行，我上台领奖致谢颇为风光，但三部获奖作品的责任编辑虽然被点名嘉奖，却没有安排上台亮相，仲锷兄后来见到我愤愤不平，说就在后台把装有奖金的信封塞到他们手里完事，抱怨后还加了一句国骂。“80后”小伙子今天又来跟我聊天，听我讲到这情况说：“呀，这位章大编确实性格可爱，其特立独行也真是构成了行为写作！”
    
    再回过头来说巴金给我的那封信。原委应该是1984年冬我应邀去联邦德国（西德）访问，其间见到德国汉学家马汉茂（Martin,Helmut）,他虽然原本以研究中国清代李渔为专长，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那时他对巴金等老作家的复出和改革开放后新作家作品的出现都很看重，当时他是波鸿大学的教授，他也是行为写作胜于实际写作，他自己翻译中国作家作品并不多，主要是写推介性文章，积极组织德国汉学家进行翻译，并且善于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和社会影响，说动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德译本，还从基金会或别的方面找到钱来邀请中国作家到德国访问，联系媒体安排采访报道以扩大影响，他并且具有向瑞典文学院推荐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资格，尽管他后来的立场和观点具争议性，而且不幸因患上抑郁症在1999年6月跳楼身亡，但他那一时期对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进入西方视野的行为写作，我们不应该遗忘抹杀。我从德国回来，应该是把马汉茂在境外发表的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特别是与巴金有关的文章、访谈的剪报寄给了巴金。马汉茂那时候跟我说，后来我又从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等那里听说——他们虽然观点多有分歧，但在这一点上却惊人一致——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本来不错，但缺少好的西文译本，特别是由外文局自己组织翻译的那些译本，几乎都不行，他们认为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必须要有好的外文译本。马汉茂很具体地跟我议论了巴金作品的英、法、德文的译本，其中德译《寒夜》一种比较好，他说要是巴金其他小说的译本都能达到或超过那样的水平，那么西方读者对巴金的接受程度会大大提升。我大概是带回了《寒夜》的德译本转给巴金，所以他信里说“我的旧作的德译本已见到”。那时巴金在浩劫后手里已经没有几个自己小说的境外译本，希望我能替他多找到一两本，这是很自然的。
    
    改革、开放对中国当代文学带来怎样的生机？一是无论从作家的生存方式到作品的面貌都呈现多元了，这是以前难以想象的。还有就是对外面的文学敞开了门窗，而中国文学也确实走出了国门，尽管到目前还是“入超”的局面。从巴金二十三年前的这封来信，你可以看出像我这样的新作家已经得到他那样的老前辈的平等对待，我们已经完全不必惧怕“里通外国”的嫌疑，坦率地谈论与外国汉学家的交往以及中国作家作品在境外的翻译出版情况。“80后”小伙子说他从网络上查到一个资料，天津一位用世界语写诗的苏阿芒，写的诗完全不涉及政治，因为投往境外世界语杂志发表，竟被以“里通外国”的罪名锒铛入狱，直到胡耀邦主政才平反昭雪。我说你应该多查阅些这类的“近史”资料，有助于理解祖辈父辈是通过怎样的历史隧道抵达今天的，而几辈人也就可以更融洽和谐地扶持前行。
    
    巴金信里说“您想必正为作协代表大会忙着”，他的猜想不确，我这人不习惯开会，到了人多的会场总手足无措。他说的是中国作协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实我没等会议开完就回家去了，那以后我没有参加过类似的会议，我从未为开会而忙碌过。
    
    巴金的一封信，使我对老一辈肩住因袭的闸门，自己走不动了仍鼓励后辈冲出闸门去往广阔的天地那样一种悲壮的情怀，深为感动。而忆及仲锷兄那样一起往前跑的友伴，就实质而言，我们的生命价值可能也都更多地体现于行为写作。我对“80后”小伙子说，创作出真正堪称“大书”的作品，希望正在你们身上。他没有言语，只是拿起那封巴金的信细看，似乎那上面真有什么“达芬奇密码”。
    
    2008年10月6日写完于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