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上午，我正专注地伏案写作，突然接到高桦大姐的电话，从泣不成声中听清“老章走了”的那一刻，我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正待再次相聚的我，真不相信这会是真的!
    
    差一点成为儿女亲家的我和他，感情太深了。我们是从1978年初冬开始，整整三十个春秋，而且是对我命运起着关键作用的交往啊！
    
     那是我生平最迷惘、最为失落的时日。曾经被出版社邀去参加“三结合”创作了一部所谓反映教育革命的长篇小说的我，面对文学的第二个春天的来临，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把握自己。出于社会上那股拨乱反正所带来的扑面的勃勃朝气，出于长期形成的写作冲动，我搁不下手里的笔，草成了九万多字的中篇小说《现代人》。这是相当尴尬的篇幅，作为单行本向出版社投稿，字数不够，找杂志发表吧，当时国内因“文革”停刊的文学杂志都没有复刊，唯一引起我注意的，是北京出版社刚刚创刊的《十月》。当时，我与刘心武还没有交往，也不知道他就是此刊的创建者之一，就以自由来稿的方式寄去了。没有料到，不到两个月，就有了回音，不是退稿，而是一封平信，密密麻麻的两整页，署名是章仲锷。这封信给了我两大意外，一是我从来不曾接触过这位编辑，却署上了他的姓名；二是对稿子这些看法是他和心武的共同“感觉”。这“感觉”，即是对这部小说热情的肯定以外的那许多“不足之处”，希望我做较大的修改。我兴奋异常，当即回信，同意他们的意见，而且把我修改方案详尽地写给了他。我很快得到了回信。对我的修改方案做了评估以后，还说最好能当面研究。我自然求之不得。商定由他到上海来。不久，他果真来了。给我又一个意外的，同行的还有心武。他俩在静安宾馆一住下，就拎着一大捆稿子直奔我家。当时，我一家三口，住在河南中路福州路口仅能容膝的十一平米的陋室里。心武兄一坐下来，就问我有否针线，因为他中山装上的一颗纽扣掉下来了。他就边缝边和仲锷一起，谈起了我的稿子。在这一刻，我虽然十分感动，然而，如黑云一般笼盖我心绪的，却是忧虑，忍不住打断了他们的话，把这份忧虑推出了口：“《十月》真能够发表我的小说吗？我是写过《钟声》，有可能给人往黑线上挂的人啊！”仲锷打破了他惯有的深沉，断然回答：“我们知道！为什么不能发？只要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们就发！”心武则笑了起来，问我：“你的公民权给剥夺了么？不会吧？”随之一阵大笑！这阵笑声，让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更让我发现了一份真诚友谊。
    
    从此，我只要到北京，就要到仲锷家里去。他夫人高桦大姐总是给我包饺子。我爱吃她包的饺子，也欢喜他家的环境。他家来来往往的，差不多都是活跃在文坛的作家。在他与心武一起到我家前后，他欢喜给那些戴过右派帽子的作家，提供重新亮相的机会，平反风一过，他则热衷于将年轻人推上文坛。不过，他绝不是以自己的感情投资，把成群作家捏在手心作为“资本”的编辑。那是他从《十月》调到《当代》，我在他手上发表了几个中篇小说以后，他约我为《当代》写一部长篇小说。我的《大上海沉没》完稿时，他刚从《当代》调到《中国作家》。我不能不问一问他，这部稿子应该给哪一家。他断然回答，给《当代》，《当代》的长篇小说是有影响的！他考虑的，是作家利益，而不是他自己。
    
    对文学编辑工作，他的确达到了一种一般编辑未到达的境界，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可是他却乐于成为文学园地里的护花泥土。王蒙亲昵地称他为“我们的章大编”。的确，平时，他沉静寡言，除了足球，心里差不多都是稿子，他家里总是堆满了稿子。他不时搬家，但是不管怎样搬，家庭布局怎样变化，书房上最醒目处悬挂的总是秦兆阳题赠的匾额：“磨稿斋”。笔酣墨畅的三个楷书以外，并附有兆阳先生所写的一首诗：“磨稿亿万言，常流欢喜泪；谁云编者痴，我解其中味！”
    
    多么精彩多么传神多么准确的一个“磨”字！作家、编辑，都是消磨生命的行当，不同的是，作家在稿子里一格格消磨生命，希冀转化成永恒的精神财富；编辑同样扑在稿子里消磨自己的生命，却没有留下丝毫痕迹，仲锷却乐此不疲，他打磨的，难道不是真正的大写的人的奉献精神吗？
    
    是的，这是人生境界的打磨。兆阳先生只写到了磨稿人的“欢喜泪”，而未写“痛苦泪”。仲锷是经历了痛苦的。那是1998年，在他主持的《中国作家》上以整本杂志的篇幅发表了赵瑜的长篇报告《马家军调查》以后，以其大胆的揭秘，引起了国内轩然大波。我突然接到大姐的一个电话，说她和老章都在上海，希望我马上到她住的旅馆去，帮帮她的忙！我当即赶到了他们所住的旅馆。仲锷消瘦了许多，精神亢奋，滔滔不绝地向我叙述，他签发这部报告文学是认真负责的，他不怕任何人指责，也不怕捅到法庭上去，他要为自己辩护…… 我这才知道，这部报告文学给他带来的压力是多么大，不仅马家军当地行政和体育管理部门，还有……就因为这样，大姐才把他带离京城南下，寻求一份平静，以免精神崩溃。我焦急得只能百般劝解，竭力安慰，陪着他过了一夜。后来，他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信，开头就是这样一个呼唤：“天白，我的好兄弟！……”我不禁流下了眼泪。
    
    风波过去了。他又沉醉在磨稿之乐里了……今年春天，他夫妇来上海，我们欢聚于和记菜馆，谈文学，谈别后的种种，谈到文汇报发表的中国四大名编中的他，我说要拿文中许多没有写到的情况另写一篇，他说这要安排时间详细谈谈。正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料不到却接到这样一个电话……
    
    这样的“磨稿人”，时间将会将他花了一辈子打“磨”出来的这个大写的“人”字，磨得无比灿烂！

 ————俞天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