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科技与教育是在相互交流、彼此借鉴中共同提高和协同发展的。正如18世纪以前中国文化通过以利马窦为代表的西方人士的传播，对欧洲的建筑、园林、手工业技术和考试制度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一样，20世纪以后，我国教育界亦与其他领域类似，西风东渐日浓，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通过留美学者胡适和陶行知输入到了中国，欧洲洪堡的科学教育、学术自由和学校自我管理之风气则借助一批旅欧学者的鼓呼在大陆生根发枝。在评价欧洲现代高等教育理念传入我国的途径和中介时，蔡元培被国内绝大多数学者推举为典型代表。而同期与之并驾齐驱、享有“北蔡南马”称誉的另一位著名学者——马君武则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了，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近代教育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的一件憾事。

    马君武(1881-1940，广西桂林人)，青少年时期就读于广西体用学堂，接受反割台杰出人士唐景崧让他攻读数学、英语的意见，开始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的教育，意识到“非精研西学，不足以致中国于富强”的道理。在他21岁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时，就开始翻译《法兰西革命史》、《代数学》。1903年他进入日本西京帝国大学学习应用化学，在此期间翻译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并代理《新民丛报》主编。1907年又转往德国，至1911年回国，在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冶金专业;1913年冬他再次前往德国，进入柏林农业大学攻读农业科学，后成为我国留德学生中获工学博士第一人。

    马君武首先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深渊的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知识分子痛感民族面临的严重危机，提倡变法维新，主张君主立宪，并不懈进行宣传。16岁的马君武有机会聆听康有为的演讲，眼界大开，后积极致力于各种维新运动。改良派维新活动屡遭失败后，他开始逐渐认识到自上而下的改革及非暴力革命手段不能拯救中国，在求学过程中广泛地接触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和革命派人士，使他最终和康梁分道而追随孙中山踏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1905年，马君武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的筹备工作，成为该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武昌起义后，他作为广西代表出席了临时政府会议，并参与起草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13年参加了“二次革命”，后又参加“护法运动”，官至孙中山临时政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

    经历了十年宦海沉浮和饱尝了各种艰辛之后，马君武毅然决定“再也不从事政治生活了”。1924年以后，他全心全意专注教育，把毕生精力“投身于祖国教育事业，强调利学建国，培养体脑并重的新—代，以期实现其科技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从此直到1940年去世，马君武将自己的民主思想、科技知识、行政管理经验都融会到所致力的教育事业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作为教育家的马君武与蔡元培并肩，一南一北活跃在改造封建中国的教育体制，极力推广欧洲教育、尤其是欧洲现代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的实践中。

    1924年，马君武受聘担任上海大夏大学首任校长，以自己的博学带动学校形成了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吸引了大批如作家郭沫若、戏剧家田汉等著名学者前来任教;1925年，马君武应北京工业大学师生的五次请求出任该校校长。他多方设法聘请专家学者担任教授，还积极筹集资金，充实机械、电机、纺织和化工四个系的实验室和实验工厂，使理论学习和科学实验能比较紧密地结合起来;1930年，应蔡元培之邀，马君武出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之职。莅任之后，整顿财务，革除积弊;贷款扩建学校，增加图书设备;另加聘教授，调整院系，使在校学生规模增至一千多人。

    马君武担任的诸多大学校长之职，以在广西大学时间最长，建树最多，最能显示他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1927年，广西省主席黄绍闳提议创办广西大学，任命马君武为筹备委员会成员之一，并任校务主任。经过精心策划，广西大学选址在梧州三角嘴的蝴蝶山：“取其交通便利，本省学生皆可顺流而下，外籍的教授亦可朔江而直达”。1928年初，广西大学开始基建施工，历时半年。同年9月13日，广西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马君武被聘为第一任校长。广西大学首批招收农学院、理工学院及矿冶专科学生280人，为广西培养了第一批高层次人才。1929年，由于战乱，校务停顿。1931年，粤桂战争结束后，马君武应邀回广西大学重任校长之职。1936年，马君武被排挤而离职广西大学。1939年，省立广西大学经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改为国立广西大学，马君武不计前嫌，第三次出任校长直至1940年8月积劳成疾病故。

    马君武毕其一生追求和实践“教育救国”的理想和目标，从事高等教育事业数十年，为传播欧洲进步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尤其是欧洲现代高等教育办学理念耕行不辍，与蔡元培一道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时至今日，其具有前瞻性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仍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以及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