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4月18号听到上官缨先生去世，这天儿就没晴过，我的心里也跟着阴呼拉的，下着毛毛雨。因单位的“松原文化网”要开通，忙得没法分身去为先生送最后一程。好在有省城作家张顺富兄代松原市文联敬献了一个花圈，我又代表永刚与先生家人通话以示慰问，心里这才好受一点。

　　与先生见的最后一面，是去年九月在乾安县召开的大布苏文学笔会上。我与永刚因开会的当天下午要去延边，只是在头一天晚上报到时到先生和包广林老师的卧房小坐。先生因患糖尿病多年，苍白的脸又瘦了些，但精神状态还好，笑着与每个进屋的人握手，东一句西一句地。因要见先生的人很多，在床头坐了几分钟，我只好退出。晚宴后，与几个文友观看了一阵子乾安的夜景，回到宾馆想再看看先生时，门上挂出了“请勿打扰”的字牌。

　　最初见到上官缨先生是一九八六年，那时他正主持一本省内较有影响的文艺刊物，是吉林省文艺界的知名人士。那时，我在前郭县达里巴中学任教，业余写点“豆腐块”，没想到竟引起了他老人家的注意。一次他来到前郭，与宣传部门的领导见面时问到刘鸿鸣是不是这儿的，说了一些对我有利的话。部领导向周围的人说打听一下是不是党员，要是把他调来。那时我还不是党员，但当我知道这事后，还是高兴了几天，从心里感谢这位没见过面的文学前辈。大约也是这一年，他由白城地区文联秘书长王一兵先生陪同又来到前郭，办完其他工作后提出能不能把我从乡下叫来见上一面。当王永灵老师快到午休了把电话打到达里巴中学时，我激动得都不知说什么好了。请了假没顾上吃口饭就骑上自行车直奔25里远的县城。在县委院里的江南宾馆我见到了上官缨先生和王一兵、苏赫巴鲁、姜成文、王迅、程永刚、王永灵等地县文艺界的领导和老师。从此，我与上官缨先生有了联系，并知道了他原名叫潘芜，上官缨是他常用的笔名。还知道他1931年生于黑龙江省依兰县(现为桦南县)农村，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开始在国内报刊发表作品，曾在东北艺术剧院、东北作家协会、吉林省文联搞过专业创作，年青时主要写戏剧、歌词、诗歌、唱词和杂文，后来主要写书话、书评、随笔。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陆续得到了老人家惠赠的〈文艺乱弹〉、《描红集》、《上官缨书话》等著作。

　　与上官缨先生有了联系后，他主编的《参花》杂志就不再发表诗歌了，直到他九十年代退休。现在《参花》几经改版，成了面向市场的大众文艺刊物，连散文和小说都不见了。记得1987年《参花》要搞个吉林省诗歌社团专号，宋志纲、焦洪学等把“八点钟诗社”的稿子都寄过去了，最终没见到出刊。新世纪的第一年，有人说在宁江区人民商场前的地摊上发现了《参花》编辑部编辑的“吉林省诗歌社团专号”，我为找到这期刊物或书专门去转了转，失望而归。从此我的“大作”与《参花》无缘。

　　作品虽说与《参花》杂志无缘，但我与上官缨先生是有缘的。特别是他退休后多次应邀前来前郭、扶余、乾安出席各种文学活动，我都能荣幸地坐陪，使我感到他对这块土地和人是有感情的。1957年，他打成右派后，曾在前郭县红旗农场秋收过，同来的还有大诗人丁耶。后来又下放到乾安县，一呆就是二十年，把人生最好的一段时光都铺展在大布苏湖畔，培养了很多乡土作家。重获新生后，他又回到省城工作，任省群众艺馆副馆长兼《参花》杂志主编。可他没有忘记松花江两岸这片油黑的热土和热情纯朴的乡亲。据我有限的所知，他曾向省内外推介过苏赫巴鲁、包广林、赵之友、王迅、赵显和、于金廷、王秀国、吴战林、王维宪等松原作家，也曾对松原的焦洪学、宋志纲、肖振有、马星海、孙正连等寄予过厚望。对我这个当年的“毛头小伙子”，老人家还写过《刘鸿鸣管窥》，发表在吉林省作家协会的《文坛风景线上》杂志上。

　　与先生接触的次数多了，感到他是个很有文人风骨的人，为人古道热肠，说话直来直去，少有官员的油滑和商人的市侩。性格决定命运。这种有社会良心又敢于直言的人当年不被打成右派是很困难的。他当年因为用另一个笔名发表了一篇杂文被打入社会底层，想不到有个与他同样年轻的记者因发表了一篇赞赏他这篇杂文的文章也被打成了右派。一次在松原，这个后来成了作家和大领导的当年记者与上官缨先生谈起彼此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时，才知道当年他赞赏的那篇杂文是上官缨先生用另一个笔名发表的，他找了这个人四十多年，才在松原对上号。两双手，从此握得更紧了。于是有了《上官缨书话》集的出版。

　　写到这段时，天要亮了，东方出现了一抹鱼肚白。今天上午九点“松原文化网”要开通，但愿我能用这片“网”把对先生的思念一网打尽，最少也要捕获住刚刚出现在东方天际的这条大的，敬献给已经进入天堂的上官缨先生。

　　2009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