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称帝绝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有过处心积虑准备的。文的方面，他通过筹安会六君子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武的方面，早在1913年国民党进行的“二次革命”中，宁赣一役，就将国民党军队击溃。有了这两手准备，袁世凯睥睨一切，有恃无恐登上帝位。

　　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共和只有寄希望于梁启超为领袖的进步党。

　　梁启超扛起反袁大旗，首先在进步党宗旨上进行了检讨，1915年11月18日，梁启超在敦促党人熊铁涯、刘希陶在西南进行反袁活动的书信写道：“吾党夙昔持论，厌畏破坏，常欲维持现状，以图修养。今以四年来试验之结果，此现状多维持一日，则元气多斲丧一分。吾辈掷此聪明才力，助人养痈，于心何安?于义何取?”“吾侪自命为稳健派者，失败之迹，历历可指也。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无时而不为人所利用。”从这里可以看出，“国中最爱平和惮破坏之一人”的梁启超此时已走出了和平改良途径，决心在武力上和袁世凯一决高下。

　　战幕揭开，蔡锷等陆续发布了由梁启超起草的《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电》《云南致各省通电》《云贵檄告全国文》，义正词严发出“永除帝制”“捍卫共和”的时代最强音，再次对袁世凯进行了无情痛斥：“政治上未尝示吾侪一线之光明，而汲汲为一人一家怙权固位之私计。以阴柔之方略，操纵党派;以狠鸷之权术，蹂躏国会;以卑劣之手段，诛除异己;以诱胁之作用，淆钳舆论;以朋比之利益，驱策宵小，以虚矫之名义，劫制正人。”可谓将袁世凯面目进行了完全揭露。

　　但随着袁世凯十数万北洋军开至西南，蔡锷、唐继尧一万多人的护国军，呈现出独木难支的窘境，梁启超意识到战争如果要取得胜利，必须策动广西独立，使滇、黔、桂互为犄角，相互呼应，才能图事。于是梁启超秘密潜入广西，全力策动广西都督陆荣廷反袁，陆荣廷听从了梁启超意见，和梁启超联名发布了《广西致各省通电》：“荣廷怵于报国大义，不敢不挥泪以誓师徒，启超虽以文弱书生，亦只得竭才以赞帷幄。”一看即知出自梁启超手笔。

　　滇、黔、桂连成一体，极大打击了袁世凯北洋势力，其他省份遥相呼应，全国倒袁有如风起云涌，势不可挡。袁世凯见大势已去，1916年3月22日，袁氏宣布取消帝制，深知袁世凯狡狯多变的梁启超并未就此罢休，坚决痛打落水狗，他又亲入广东，策动广东独立，并于4月19日成立了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以岑春煊为司令，自己为参谋，对袁世凯继续予以痛击。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气急败坏中去世。6月7日，黎元洪代理大总统，梁启超当即放下武装，致电黎元洪，要求恢复约法、召开国会，中国重新走向了共和之路。

　　再造共和之后，梁启超写作《五年来之教训》，对自1911年国家建立共和到1916年再造共和，作了全面检讨，恳请当政者应当“纯以国家之利害为本位”。尽管各方政要都呼吁梁启超回到政坛，但梁启超坚决辞去，履行了当年对蔡锷所言“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的承诺，这样不为个人私利着想，完全为国家出发的高风亮节，确实让人无限钦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