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用：为了《文萃》的事情，一共4个人被捕，一个是陈子涛，一个是吴承德，一个是骆何民，我。我那天发现情况不对了，去通知他们转移，特务就等在那里，我一进去就给他们逮到了。他说：“你来干吗？”我说：“我来小便。”因为我在那个地方住过。我去前有准备的，晓得情况不妙，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他们抄了半天，一点东西都没有，我就一口咬定我是来小便的。陈子涛的钢笔上刻着他的名字，吴承德身上有“七一宣言”的校样，骆何民是被捕过6次了，后来他们三个人都牺牲了，现在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我因为身上没有任何证据，最后组织上用了20两黄金把我救出来了。那时候国民党贪污，也弄钱。

1949年8月，范用从上海调到北平，进入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后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三联书店总经理。“文革”期间，范用和陈翰伯、陈原被成“陈范集团”。1970年前后，范用和陈翰伯在湖北咸宁干校谈起刊物，设想一旦有条件，要办读书杂志。1979年，一批志同道合的老出版人办起《读书》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文章的标题原为《打破读书禁区》，发稿时，范用改为《读书无禁区》。范用在《〈读书〉三百期》中回忆：“《读书》每期清样我看了才签字付印，直到退休，至今未听说《读书》有什么问题。”

南方都市报：从上海到北京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了？

范用：中宣部把我调来，我就一直没有离开北京了。从汉口起，我没有离开过书店，一生就干这个。全国要解放了，在香港成立三联书店。我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时，三联书店有一段时期合并到人民出版社了，后来独立出来，就让我当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兼三联书店总经理。

南方都市报：在三联书店时，你对邹韬奋先生的著作了解得多吗？

范用：我出过一本《韬奋》，韬奋是生活书店的创办人。我当小学生时就看到他编的杂志了。

南方都市报：据说在1949年之后有一段时期出版界的气氛非常好。

范用：非常好的，生活很艰苦，大家很兴奋啊！

南方都市报：“反右”的时候你没有说话，躲过一劫了。

范用：我没有被打成“右派”，因为我晓得是要算账的。我说我这个人是不问政治的，光拉车，不看路的。我什么意见都没有，所以我没有被打成“右派”，打成“右派”的人都很惨。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跟很多“右派”成为好朋友。

范用：我的“右派”好朋友太多了。后来我说：“‘右派’都是好人。”

南方都市报：在“文革”当中还能读书吗？

范用：“文革”当中就什么书都没有，我家里的书给抄走了。不准看书，除了毛泽东语录、毛选，没别的书看。所有的书都是封资修，都是“毒草”，都不准看。那时候说我就是“勤勤恳恳的走资派”，天天挨斗。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还批陈翰伯、陈原和你是“陈范集团”？

范用：我们三个人被打成“陈范集团”，有一批人要保我们，有一批人要跟着他们整我们。军代表有一个联络员姓蔡的，他们那时候已经反军代表了，先“盛饭”还是先“端菜”呢？后来说，中国人吃饭是先“端菜”的，先批这个姓蔡的联络员，保我们。那时候什么事也干不了。

南方都市报：“文革”结束后，陈翰伯、陈原和你一批老先生要办《读书》杂志。

范用：我跟陈翰伯商量，陈翰伯抗战期间在重庆给我们编过杂志，我们在干校的时候就商量了，后来就出《读书》杂志。

南方都市报：《读书》第一期《读书无禁区》那篇文章还引起很大的争论。

范用：对，李洪林写的，他是中宣部理论处的处长。标题是我改的，我这样改，干脆一些。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上面的压力大不大？

范用：压力很大的，说为什么提出“读书无禁区”？我说，我们有一个背景，是针对“四人帮”来的，“四人帮”不准我们看书，我们要打破这个禁区。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那些老先生十几年没法做事情了，像陈翰伯、陈原、史枚、丁聪都非常有激情。

范用：是啊！丁聪是每一期都画画，画了几十年，一直到最近摔伤了才不画了。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具体编杂志的有哪些人？

范用：史枚、沈昌文、董秀玉，好几个人。

南方都市报：史枚先生好像是在编辑部里有一次为一件社会事鸣不平，非常激动，回家不久就脑溢血去世。

范用：对。史枚是一个非常好的编辑。

南方都市报：现在还看《读书》杂志吗？

范用：我不大看，文章太长了，我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