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还被捕过?
范用:为了《文萃》的事情,一共4个人被捕,一个是陈子涛,一个是吴承德,一个是骆何民,我。我那天发现情况不对了,去通知他们转移,特务就等在那里,我一进去就给他们逮到了。他说:“你来干吗?”我说:“我来小便。”因为我在那个地方住过。我去前有准备的,晓得情况不妙,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他们抄了半天,一点东西都没有,我就一口咬定我是来小便的。陈子涛的钢笔上刻着他的名字,吴承德身上有“七一宣言”的校样,骆何民是被捕过6次了,后来他们三个人都牺牲了,现在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我因为身上没有任何证据,最后组织上用了20两黄金把我救出来了。那时候国民党贪污,也弄钱。
1949年8月,范用从上海调到北平,进入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后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三联书店总经理。“文革”期间,范用和陈翰伯、陈原被成“陈范集团”。1970年前后,范用和陈翰伯在湖北咸宁干校谈起刊物,设想一旦有条件,要办读书杂志。1979年,一批志同道合的老出版人办起《读书》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文章的标题原为《打破读书禁区》,发稿时,范用改为《读书无禁区》。范用在《〈读书〉三百期》中回忆:“《读书》每期清样我看了才签字付印,直到退休,至今未听说《读书》有什么问题。”
南方都市报:从上海到北京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了?
范用:中宣部把我调来,我就一直没有离开北京了。从汉口起,我没有离开过书店,一生就干这个。全国要解放了,在香港成立三联书店。我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时,三联书店有一段时期合并到人民出版社了,后来独立出来,就让我当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兼三联书店总经理。
南方都市报:在三联书店时,你对邹韬奋先生的著作了解得多吗?
范用:我出过一本《韬奋》,韬奋是生活书店的创办人。我当小学生时就看到他编的杂志了。
南方都市报:据说在1949年之后有一段时期出版界的气氛非常好。
范用:非常好的,生活很艰苦,大家很兴奋啊!
南方都市报:“反右”的时候你没有说话,躲过一劫了。
范用:我没有被打成“右派”,因为我晓得是要算账的。我说我这个人是不问政治的,光拉车,不看路的。我什么意见都没有,所以我没有被打成“右派”,打成“右派”的人都很惨。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跟很多“右派”成为好朋友。
范用:我的“右派”好朋友太多了。后来我说:“‘右派’都是好人。”
南方都市报:在“文革”当中还能读书吗?
范用:“文革”当中就什么书都没有,我家里的书给抄走了。不准看书,除了毛泽东语录、毛选,没别的书看。所有的书都是封资修,都是“毒草”,都不准看。那时候说我就是“勤勤恳恳的走资派”,天天挨斗。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还批陈翰伯、陈原和你是“陈范集团”?
范用:我们三个人被打成“陈范集团”,有一批人要保我们,有一批人要跟着他们整我们。军代表有一个联络员姓蔡的,他们那时候已经反军代表了,先“盛饭”还是先“端菜”呢?后来说,中国人吃饭是先“端菜”的,先批这个姓蔡的联络员,保我们。那时候什么事也干不了。
南方都市报:“文革”结束后,陈翰伯、陈原和你一批老先生要办《读书》杂志。
范用:我跟陈翰伯商量,陈翰伯抗战期间在重庆给我们编过杂志,我们在干校的时候就商量了,后来就出《读书》杂志。
南方都市报:《读书》第一期《读书无禁区》那篇文章还引起很大的争论。
范用:对,李洪林写的,他是中宣部理论处的处长。标题是我改的,我这样改,干脆一些。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上面的压力大不大?
范用:压力很大的,说为什么提出“读书无禁区”?我说,我们有一个背景,是针对“四人帮”来的,“四人帮”不准我们看书,我们要打破这个禁区。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那些老先生十几年没法做事情了,像陈翰伯、陈原、史枚、丁聪都非常有激情。
范用:是啊!丁聪是每一期都画画,画了几十年,一直到最近摔伤了才不画了。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具体编杂志的有哪些人?
范用:史枚、沈昌文、董秀玉,好几个人。
南方都市报:史枚先生好像是在编辑部里有一次为一件社会事鸣不平,非常激动,回家不久就脑溢血去世。
范用:对。史枚是一个非常好的编辑。
南方都市报:现在还看《读书》杂志吗?
范用:我不大看,文章太长了,我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