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籍长丰县吴山庙（原属寿县），1906年出生，先父陶敬宏，字毅亭，是手工木匠，有几十亩土地，兄弟姐妹十一人，其中八男三女，我居四。由于人口众多，家境很困难。幼时很想出外读书，然而家中经济负担不了，我与二哥陶鉴堂只有跟着宋养仙老先生（曾中过秀才）读私塾，每天早上起来背书，午后才开讲。大哥也做些小生意。在家乡读了十年左右，民国十一年（1922年）兄妹们渐渐长大，家境有了好转，我向家中要了些钱，又向亲友借了一些就到芜湖去读书，因为家乡没有中学，去芜湖的寿县、凤台人很多，当时还没有铁路，从合肥到芜湖坐小火轮很方便。到芜湖我考取了芜湖五中，亦称褚山中学，校址就在褚山上，当时的校长是刘希平，管理主任是高语罕。凤台人张作六，吴云的几个兄弟吴震、吴霆，桂廷湖兄弟、岳姓兄弟都是我们的同学。那时芜湖有五中、二农、职业三个学校比较活跃，其他学校参加活动比较迟缓。胡萍舟（胡允恭）、薛卓汉在二农读书。芜湖五中在那时期不分高、初中，四年一贯制，入校第二年高、初中才分开。我进入初中部后，恽代英、陈独秀都给我们讲过课。在芜湖东门外的职业中学由薛卓汉、高语罕、恽代英主持成立了"求进社"，也叫社会主义研究会，实际上就是青年团。1924年，我参加了这一组织，并经常与薛卓汉往来，芜湖学生中的活动都受这个组织指挥，组织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刘希平离开学校以后由刘扬烈接任，他独断专行，师生都对他不满意，学校曾发生过反对校长的学潮。安庆"六一"学潮传到芜湖后，芜湖各校学生为了支持安庆学运都纷纷上街游行、召开大会、贴标语，我都积极参加了。曹琨贿选，安徽议员也行贿、受贿，我又参加了打诛子议员的行动。在芜湖的安徽省议员姓彭（女儿在二女师名叫彭义兰），有一天我们几十个人闯进彭家，把房屋里的桌子、凳子都打倒，把几个皮箱抬出来，将箱子里的衣物都倒在地上，把马桶里的粪水倒上去，还揍了三、四个人，一窝蜂地就跑了出来。马联甲是皖南镇守史，驻军芜湖，因慑于学运的勇威没有敢过问，驻军第三旅旅长王曾，是北洋军阀倪嗣冲的女婿，也未敢动手。闹学潮、打议员都是恽代英、高语罕、薛卓汉他们指挥的，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当时也在芜湖，对学生运动很支持。

这时北伐军已攻占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广州黄埔军校及农民讲习所都迁到了武汉，武汉三镇成为革命中心，青年们无心求学，纷纷奔向武汉，像当年很多人奔向广州一样，都想去投军从戎，报效国家。我与同学武发祥、王孜堂（吴山庙人）等十余人同到芜湖坐大轮到达武汉，当时在武汉的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第五期是从广州来的老学员，招收第六期入伍生的时间已过，名额已满，我即报考了农讲所（农民运动讲习所），可能高语罕等人推荐过我，农讲所的人对我口试一下就被录取了。农讲所从广州迁到武汉有几百人，加上新招收的共有一千多人，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当时还没有分期，按总队、中队、分队、班编制，青年人居多，也有些是各地农运干部被派来学习的，年龄较大，如宿县人王海实，当时已有五十多岁，在蚌埠中学教书后又从事农运工作，调来了学习。武汉省党部的农民部长也参加了学习。

农讲所的负责人是蒋介石、毛泽东、陈克文（广东人），蒋介石只是挂名，从没有到过学校。课程安排与军校差不多，每天上午是理论课，下午出操，搞军事训练，每人一支湖北造的长枪，子弹很多，都背不动。吃的伙食也很好，没有薪饷，只发几套军装、衬衣及日用品，大家的学习劲头很大，气氛热烈，生活紧张而愉快。我被编在一大队二分队，分队长是寿县人程西俭，其弟程西典及廖家湾的廖多丰也在农讲所学习。毛泽东、彭湃、方志敏、恽代英、邓演达等人都来校讲过课，届时都会有很多校外人来听课，他们无论讲理论还是讲时政都很受欢迎，毛泽东还给我们作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农民问题》等报告。当时在军校的有廖运泽，他是参加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时任政治大队四队队长。在五期学习的有廖运周（又名廖冠洲，运泽堂兄）、第六期的廖多瀚（又名廖浩然，运泽堂弟）、王刚（寿县人）、许光达（又名许德华，湖南人）在炮科学习。军校内还成立了学兵团，张治中（安徽人）是团长，孙天放（寿县人）是学兵团七连连长。安徽省国民党党部（国民党左派）在武汉还办了个"党务干部学校"，光明甫（安庆人）、朱蕴山（六安人）在该校主持。孙一中（又名孙以悰，寿县人）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在叶挺的警卫师当团长，廖运升（运泽堂兄）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分配在武汉北伐总部警卫营，所以说那时在武汉寿、凤人很多。我们经常在节假日到军校、学兵团或党务干校去玩，见到熟人就有饭吃，孙天放、廖运泽等已任职的有薪饷，经常问我们要不要钱花，有时还给我们三块、五块不等，我们拿了钱就去饭馆加餐，因为大家都还年轻，在一起说说笑笑，记得一次廖运泽还学邓演达讲演时握着拳头的姿态，学着邓的语调，引起哄堂大笑。我们对孙一中的印象特别好，孙性格沉静、好学、不多说话，还有些腼腆，但是指挥作战，打起仗来沉着勇敢、机智灵敏，犹如两人。

 1925年我到农讲所没有几天，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瞿当时是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只记得当时不是全体学员参加，但参加的也有几百人。，会上瞿亲自宣布到农讲所学习的青年团员都转为正式共产党员，讲话完毕还举行了简短的宣誓，从此我就成为中共党员，当时参加宣誓的人都很激动，也觉得非常光荣。

 1927年蒋介石“4·12”叛变革命时我仍在武汉，大家都非常气愤。同年5月，驻湖北宜昌的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唆使下率部叛变，并乘革命大军去河南北伐之际，对武汉发动突然袭击，消息传到农讲所，个个义愤填膺，为了讨伐叛军，保卫武汉，我们全校师生紧急集合，立即配带齐全，作战斗准备，顾不得吃晚饭，即刻赶到火车站，乘车到达纸坊。当时部队的组成是以叶挺指挥的第七十二、七十五团为主力，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加上学兵团农将所师生作为预备队统由叶挺总指挥。我们到达纸纺时，先头部队已将夏斗寅的叛军击退，我们跟踪追击到土地堂，大家热情很高，但缺乏战斗经验。同年6月，我们又参加了进攻武汉的老军阀杨森部队的战斗，杨森部队被打垮后，狼狈逃窜。杨森部的官兵很多人抽鸦片，这些人常带有两枪——一支长枪一支大烟枪，我们乘胜追击，路过曾为杨森部队的宿营地时，看到烟枪丢得满地都是，他们只顾逃命大烟枪也顾不得带走了。战斗结束后，我们回到武汉时已经是傍晚，还没有吃午饭，我与李坦（寿县人，共产党员）找饭馆吃饭，由于蒋介石、夏斗寅叛变，大兵出城迎战，城内人心不稳，商店、饭馆大部关门，我们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吃饭的地方。当时我们都很年轻，只凭一腔热血，很多道理还不十分清楚，对当时的时局形势也不很了解，因为买不到饭吃非常不满，还发了不少牢骚。农讲所结业后，大部分学员都各回原省，成为各地农运骨干，一部分分配到部队任职。我被分配到七十五团当排长，团长是寿县人孙一中。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前，大概在七月中旬我们七十五团移驻马回岭的大厂店，七十五团的前身是北伐时期叶挺为团长的独立团第一营，大部分官兵都是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是预定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之一，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要参加起义，只是觉得那段时间部队加紧训练，经常演习战斗，七月三十日孙一中宣布要进行军事演习到南昌城内去，实际上是参加起义的暗语，这时才知道要到南昌搞军事暴动，全体官兵都非常兴奋，一夜都没有睡觉。张发奎带警卫部队乘坐火车，到了大厂店，我们一蜂而上，抢了他的火车，张乘机逃走，我们坐车开往南昌，火车走走停停，八月一日下午才到达南昌城内，这时起义的战斗已接近结束，只听到一些零星枪声，大街小巷帖满了标语，街上的行人一片喜气洋洋。

 我们驻守南昌南门，仅住了三天，因为起义极大地震动了敌人，反动部队联合起来向我们围攻，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起义部队实行战略转移，向广东进军，到革命大本营去。根据上级指示，起义部队进行了重新组合，我们七十五团属于叶挺为军长的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建制，团长仍是孙一中。我们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发时，天气很热，行军中病号很多，到达会昌时，遭到敌部钱大钧的阻截，边打边进，伤亡很大。9月初到达瑞金休整了几天，又继续南下，直到中旬以后，主力部队到达潮洲、汕头一带，我们团到达三河坝，又遭敌人几个师的包围，力量悬殊过大，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向我们猛烈射击，我们虽奋力抵抗，但已弹尽粮绝，部队被打散，也不知师、团、部在哪里，很多人做了俘虏，我随一部分战士突围到达东江，我从东江又到汕头，找到曾在孙一中团任排长的钟梦扬家（其弟名叫钟梦梅），他家早些时候开了个小皮货店，他对我很热情，也很同情我的处境，拿出了换洗衣服，我洗了澡，在他家住了两天，我提出要回安徽，当时已12月份，天气已很冷，梦扬把身上穿的小皮袄也脱下来给我，临行时又送了五十元路费，买了两篮柑橘、几盒罐头，还把我送上路，辗转半个多月才回到家乡。

 廖运泽、廖运周、孙一中、孙天放、许光达等也因参加南昌起义在三河坝、东江部队被打散，他们先后回到上海，周恩来同志正在上海主持中央军委工作。1927年底或1928年初，廖运泽、孙天放、孙一中等被党组织派遣与柏文蔚在安徽寿县合作办学兵团。柏文蔚，寿县人，原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蒋介石叛变时曾通电讨蒋，遭蒋忌恨与排挤，军长被撤，给了个北路宣慰史空衔，他欲培养一批青年军官东山再起。中共党组织认为可派员与柏合作，宣传革命，培养一批革命青年，把学兵团变成我党掌握的武装。廖运泽与柏文蔚等人由南京到达合肥，路过吴山庙时找到我，于是我们同阵去了寿县，我参加了学兵团的筹建工作。学兵团以招收青年学生为主，也有的是地方推荐的革命青年。我与廖运周、李坦等四人被派往阜阳招生，那时是初冬，秦庆麟的人刚走不久，高桂滋部队一部分驻守阜阳，吕荫南是三十三军政治部秘书，我们在阜阳住有半月，吕荫南还请我们吃过饭。在阜阳通过考试共招有一百多人。离开阜阳时运周说寿县没有大白菜，我们还买了两牛车大白菜，拉回寿县供学员食用，学兵团当时住在寿县县中内。

1928年2月6日即农历正月十五正式成立开学，还召开了大会。全团500多人，共分四个中队，每中队下设四个区队，团长是孙一中，副团长孙天放，廖运泽是教育长，我是第二中队第一区队长，朱子帆是学兵团书记员，吴勤吾是中队长，兵团的中队长、区队长大部分都是黄埔军校或农讲所毕业的共产党员。从思想教育到军事训练，从课堂到野外基本上都是照黄埔军校的做法。学兵团办了三个多月就解散了，因为在学兵团的学生们白天上课、出操，晚上到处贴标语、搞宣传，还组织寿县城里茶房工人罢工，建立党支部，发展党团员，革命活动轰轰烈烈，这样就暴露了自己，引起寿县的一些劣绅们的不满，向柏文蔚、蒋介石告状，说学兵团内都是“赤色分子”，当时蒋介石正在反共“清党”，全国笼罩着白色恐怖，他们就向柏文蔚施加压力，柏文蔚虽比较同情革命，但也不得不做出让步，撤掉孙一中、孙天放等人职务，改由孙伯超（寿县瓦埠人）接任团长，虽然有一些坏人煽动他抓共产党，但他不仅没有在学兵团内抓一人，实际上叫我们一走了之，当我们离开学兵团时每人还发了二十元的路费。由于大部分人离开，孙伯超也无法继续办下去，以后也没有再办。

 同年五月份宣告学兵团结束。学兵团中的一部分人去了大别山、豫、皖、苏区，跟着许继慎闹革命，如岳凌云、岳凌晴（解放后曾任湖北省妇联主席）、吴勤吾等很多人回到农村原籍闹革命，如廖运泽、廖运周、廖多瀚等回到廖家湾——他们的原籍，组织领导贫雇农罢工，建立、发展党的组织，许光达也跟去了廖家湾。

 我与李坦离开学兵团后，回到长丰县严刘创办小学。李坦是黄埔军校第五期生，南昌起义时在第24师，学兵团时是第三队的区队长，他的父亲名李少安，又名李树才，兄弟三人——树才、卓才、仲才，当地人称“三才子”，是私塾先生很有学问。在严刘办校，李坦当校长，我当教员，真正目的是：一方面看到家乡子弟念书困难，想帮助乡间子弟提高文化，做点贡献；而主要意图是打算通过学校这块阵地开展革命活动，所以学校开办不久就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组织，在周围村庄组织了农民协会。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吴山庙附近的乡村、小学也建立了党支部，并组织与领导了吴山庙暴动。在家乡我的党员身份是公开的，都是亲戚朋友，又为他们办学不收费，所以都不暴露我们，有时还不断为我们送信、传递消息，设法掩护我们，明里、暗里支持我们工作，那时吴山革命气氛很浓，县自卫团也不敢去干涉。在这期间，我们经常到廖家湾联系廖运周等人，他们在农村建立党支部、组织农会、领导贫雇农罢工，我们都给予支持、声援。由于那时生活很困难，每次去廖家湾都是步行，没有钱买吃的，在家带些馒头、咸菜，挎着篮子，扮成走亲戚的模样，也没有人过问我们，起早摸黑半天也就到了。在廖家湾我多数住廖浩然家里，有时也住廖多丰家、下陈村的刘士华家，刘士华是廖浩然的内侄，其父名刘朗青，是当地绅士、大地主，刘士华是共产党员，在贫雇农罢工期间，刘士华把其父吊了起来，叫其为雇农加工资，后到大别山，左倾路线时被害。

 1929年8、9月份，方振武（安徽寿县人）被调任安徽省主席，听说廖运周等人在廖家湾闹暴动时被国民党县大队追捕，跑到方振武部（第六路军司令）当参谋，这时随方到了安庆，方寄平（寿县人）、柯庆施也都回到安徽。在家乡生活无着，也想到方部找工作。于是我和李坦等十余人同阵到了安庆见到方振武，他很高兴把我们都安排在旅馆里住下。方振武不仅是我们同乡，而且知道我们都是黄埔军校和农讲所毕业的学生，参加过北伐战斗，有一定的工作才能，对我们很重视，但也了解我们多是共产党员，在蒋介石一片“清党”的声浪中会给他带来“麻烦”，不能不有所考虑。方振武一贯反蒋，从没有抓过共产党员，有时蒋介石通知他要抓捕某共产党员时，他装作不知道，或有意无意地通知他，被抓的人跑掉了也不追查，如廖运周、王梓木等人在他部队数次被蒋介石通缉，都被他掩护了下来。

我们在安庆等待安排工作时，上海中共中央军事部（周恩来是军事部部长）派一姓李的同志到安庆来，说组织上指示，调我们去上海军事部（亦称军委）工作，能到中央工作我们当然很高兴，没有停留，我和李坦、王孜堂（寿县人，共产党员）与来的李同志同阵乘船到芜湖，转乘火车到达上海。组织上安排我们住在租界内的一家小旅馆里，每人每天发生活费五角，当时一天有两角的伙食就够了，其余的付房租和零用。根据工作需要，每人都安排了事，最初我被安排在军事部任参谋。军事部当时有三十多人，为了免遭敌人破坏，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有时在法租界，有时在英租界。日常事务由欧阳钦（曾任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和曾中圣（曾希圣的哥哥）负责，并直接领导我们的工作。向中发虽不是我们的直接领导，但我们也经常见面。徐向前同志在海、陆、丰起义失败后，也来到上海。在海、陆、丰暴动前，我曾去徐处送过中央文件，从上海出发经香港转广州，到海陆丰时见到叶剑英同志（当时任参谋长），叶又介绍我认识徐向前同志（当时是参谋），在那里住了几天才回到上海，我没有参加暴动。徐向前同志到了上海后，由我接待，因此我们经常见面。

因为军事部没有固定办公地点，我们要与军事部或负责人联系，汇报工作是利用几个大商场的邮箱，事先约定暗号，利用化名，然后按信上面地点暗语去找人，军事部找我们也是如此，不能稍有疏忽，不能到办公处去，所以我们每天都在街上转来转去到邮箱里去找信。后来为了掩护，方便工作，我到工厂去当过工人，到报社当过投递员，还到商店当过营业员。那时上海局势非常紧张，蒋介石加紧镇压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特务、侦探布满大街小巷，我们走在大街上，就是在繁华的十字街头，都会遭到搜身检查（俗名抄把子）。突然来了两三个便衣，叫我们举起手，把全身搜一遍，发现不到什么就放过去，稍有一点怀疑，就带走拘留审问。所以走在大街上的人都提心吊胆、人人自危，看到别人被抄身也不敢多看一眼，就匆匆走开，但也不能跑，一跑警察就会怀疑你了。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得首先把身上带的文件或材料处理好，否则个人事小，组织被暴露事大。

 为了迷惑敌人，周恩来同志外出时经常化装，他化装的技术很高明，虽然我们经常见面，有时候也认不出来。使我终身难忘的是周恩来同志经常给我们作报告，他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简明扼要，抓住关键，使我们受到深刻教育；布置工作细致耐心，不仅交待任务，还交待完成任务的工作方法，非常周到，在他身边工作，虽然时时有危险，但从没有畏惧的感觉。周恩来同志是特务、侦探抓捕的主要目标，所以开会、作报告的地点经常变换。在军事部工作一段时期后，组织上把我调到军事部下属的交通局，专做接待、联络工作。组织上派胡萍舟（又名胡允恭，寿县人）去山东省任省委书记时，曾要我去任政委，欧阳钦以上海缺人为由没有让我去。

1930年（民国19年）春天，有一天周恩来同志派人找到我，亲自对我说：“交待你一个任务，把鄂、豫、皖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到上海中央的交通站建立起来，联络工作主要由你负责。”因此我就成为中央向鄂、豫、皖交通联络的唯一责任人。由恩来同志直接指挥我的工作，他交待我任务时总耐心地交待我遇到什么情况怎么应付，走哪条路比较安全，到目的地如何接头、联系等等。那时介绍信经常写在布上或衬衣上，到根据地使用显影药水一涂，写的字就显现出来了。我第一次到大别山苏区去，介绍信是写在一块白布上，表面上并看不出有字迹，恩来同志念了一遍给我听，以防出事了我还能记得大概，有了恩来同志细致地安排和交待，使我原来还有些惶恐的心情完全没有了，对完成任务充满了信心和勇气，为了更稳妥，我把它缝在夹衣里面。

 我往来上海与鄂、豫、皖、苏区之间四年多，中央的指示和文件由我经手下传到苏区，苏区的工作汇报、请示交我上达中央，需要的物资，如药品、机械、电讯器材等等，也大部分由我代购，然后通过关系转往苏区，后来为了工作方便和安全，我们协助地方的地下党组织，逐步在沿途建立了交通联络站，主要的有信阳、阜阳、安庆、合肥等地。交通站的任务是护送来往的革命同志，运送物资到苏区去，所以后来物资转运很方便。第一次往苏区去是直接由上海启程到合肥，经正阳关，顺淮河乘船而下到达河南。鄂、豫、皖、苏区先是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后改为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当时是张国焘，驻在河南新县（过去称新集），皖西北道委成立后，主要经六安、麻埠、金寨去往分局所在地。由于我家在吴山庙做生意，我来往化装成商人乘车送货没有人注意我。

交通站建立后，站站都有我们自己人，联系的方式是通过暗语或写信约好接头地点或租个小船在船上接头。我来往苏区五、六次直到被捕前都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麻烦。我主要与中心县委书记联系，具体工作由他们再安排交通站的同志去做。当时皖北中心县委书记曹广化住在阜阳，阜阳的县委书记是李乐天，其弟李启凯（又名李端甫化名刘启方）是寿县县委书记，合肥中心县委是程明远，皖西北道委书记是方英（寿县人），道委专员吴保才。我那时年青力壮，来往苏区多是步行，一天一百多里，到达目的地虽感到有些疲劳，，一夜睡醒就恢复了，特别是经济比较困难，常常是饿着肚子赶路，到了接头地点才能有饭吃，虽然生活困苦，任务艰巨，但毫无怨言，一心想着怎样不出问题圆满完成任务，做好党组织的委托。

在这一阶段很多具体情况我已记忆不清，回想起来有几件事对我印象深刻，使我难以忘怀：其一是，中共中央赠送给鄂、豫、皖、苏区的列宁号飞机，虽然体积很小，机器零件损坏严重，根本不能起飞，但在当时是很宝贵的。我在新集时，分局领导交待我设法到上海买些零件，在当时购买这些零件是很危险的，我没有犹豫尽了最大的努力，携款辗转回到上海，找了很多关系，多方设法买了一些必须器材、零件，费了近一年的时间，才运到苏区，分局领导对我大加赞扬，我也特别高兴，后来不知修理得如何。

 其二是，1931年初，我从苏区回上海，途中路过吴山庙家中，我家属告诉我：“有一个人在家等你好多天了。”我们见面后他做了自我介绍，名叫杜一民，河南人，还带着两个排长。杜原是国民党第四十师（师长徐廷瑶）工兵连连长（共产党员），他连内有的排长、班长、士兵也是共产党员，在南京浦口起义，被国民党军队打垮后，突围一部分人，听说安徽寿县共产党多，就撤到安徽皖北来了，经人介绍（那个介绍人我已记不清了）找到了我家，希望我与共产党组织联系，加入共产党部队，我向中共安徽省临委做了汇报，省委派我和曹广化送他们经正阳关、霍邱转去大别山苏区，后来这几人我们就没有联系了。

 其三是，1931年冬天以后，苏区在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开始了为改造红军的“大肃反”，先部队后地方，以莫须有的罪名什么“改组派”、“AB团”等，残杀了大批的红军指战员和战士，以及地方上有声望的人。一次我到分局所在地新集，看到河滩上被杀的红军指战员躺了一大片，无人收尸，我当时就怀疑，怎么都是反革命了，什么是“改组派”、“AB团”？但那时不敢讲。李端甫在霍邱县委可能是宣传队长，县委设在大顾店，我路过霍邱，与王孜堂、程西俭等五、六人（包括李端甫）一阵去往苏区。到了麻埠，李就被扣下了，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都被扣下了。我要走，因为我还带有中央介绍信，方英不叫我走，邝继勋来了说我带你一起走，于是他派了几个士兵把我送到新集，到了分局所在地，我问方英为什么扣李端甫？方不回答。我问道委书记高中林：“李端甫哪去了？”高吞吞吐吐地说：“你不要问他了。”后来知道李在麻埠被杀害，吴勤吾也在麻埠被杀害。许继慎与李坦是我比较熟悉的人，当时已是红军的军、师级领导，说他们是“AB团”、“叛徒”被杀害在新集。许继慎为人正派，很有指挥才能，作战勇敢，多次负伤，在北伐与南昌起义以及后来战斗中领导红军屡建奇功，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岳维峻也是他抓到后押到新集枪毙的。许的爱人谭冠玉（护士）当时住在上海，许被杀后哭着问我怎么办？因许是作为“敌人”被杀掉的，组织上不能出面安排，她是广东人，我把她送回广东，许的儿子那时只有七、八岁，名叫许新宁，同他母亲一同回去广东，至今我们没有再联系，也不知在何处。李坦也在新集被杀。被称为“反革命”的薛卓汉在麻埠被捕，放在水牢里蹲了几十天押到新集也被枪杀，后来毛主席给他平了反。邝继勋、吴保才这些革命早期的领导人是在麻埠附近的行军路上，为了“节省子弹”，被用石头砸死的。

 廖多丰是我在农讲所的同学，在寿县学兵团时与他一起当区队长，廖家湾人，原在宋士科的第五旅当连长，驻防在霍邱，仍与地下党有联系。我一次去苏区路经霍邱，他以国民党的身份护送我到榆磷店，大沟集地方，他小声地告诉我他不愿回国民党部队做事，要与我同去苏区，于是我们同阵前往，到达新集后，我把廖的情况告诉了分局同志，他留在新集等待分配工作，不几天，我带着一份分局工作报告即回上海，没有多久就听说廖以“反革命”罪被杀害了。

 我因工作需要在麻埠住了一段时间，高敬亭曾对我说：“我们什么消息都从你嘴里出来，鄂、豫、皖的消息一传就传开了。”显然对我有了怀疑，红军部队在青山镇打刘茂恩时，我与高敬亭在张国焘处吵了起来，原因是，中央从上海派了五、六个同志到高处帮助工作，高对他们有怀疑，要在“肃反”中审查他们，实际上就是要杀他们，我建议把情况搞清楚再说，这样就争了起来。陈昌浩在旁边劝解，并暗示我离开，说：“你们一块来的人都到哪里去了，你去找找他们吧！”后来邝继勋派人把我送出山，临走时邝对我说：“你和许继慎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他们对你有点怀疑。”由于我当时是以中央军委特派员身份去的，高等对我多少还有些顾虑，否则我也就可能被杀掉了。高敬亭后来也遭左倾路线迫害被枪毙，当时国民党报纸还有登载。

 其四是，在上海时，中央军事部曾选派了四十人去苏联学习，我与许光达都是在被选之中，但那时许光达在洪湖地区贺龙同志处工作，封锁严密交通不便，迟迟未到上海，而我想等他来上海后一同去苏联，所以迟迟没有动身。正在此时，合肥中心县委出了问题，组织上就把我改派到合肥。许光达后来去了苏联学习炮科，如果没有走也可能被害，1953年我去北京许光达请我吃饭时还谈起此事。

 1932年初，我到霍山的青山镇，当时张国焘也在那里，见到我表面上还很客气，询问我一路情况，张喊警卫员说：“有客人来了，搞些菜。”警卫员说有炒猪肝，张说：“猪肝怎么能待客呢？”通讯员出去不知在哪里搞了些鸡和酒，还喊来了徐向前同志，共有七、八个人一同吃，可见苏区生活也是很艰苦的。吃饭中间我问徐向前：“许继慎怎么被杀了？为什么肃反要杀那么多人？”徐用手捣捣我说：“不要问了，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的。”并告诉我说：“你最好不要住久，没有要紧事少下来。”饭后，徐向前说苏家埠还在敌人手里，我要带队伍去打下来。说着迈开大步走了出去集合队伍，两个多小时后，徐又回来了，满头满身都是土，兴高采烈地说拿下来了，我们看到他的样子都笑了起来，也为他勇敢、果断、乐观的精神所感动。住了几天，张国焘叫我带一份给中央的报告，他先念了一遍给我听，然后缝在我衣服里，这是为了文件万一损失了，我还能记得大概内容。当时苏区药品严重缺乏，要我购买药品，几千元的现款无法亲自携带，就以我个人做生意的名义寄往上海与我有关系的洋行里。我回到上海多方设法购买了大批药品，又把药品装箱寄到合肥同德药房，这个药房实际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站，随后我也来到合肥住在药房内，打算把药品转运出去。同时上海军委派我以特派员身份来合肥改组合肥中心县委，因合肥地下党出了问题，组织不纯，原合肥中心县委书记程明远他调，我来接任中心县委书记，谁知到了合肥第二天，我就被捕了。后来才知道党内出了叛徒，把中心县委暴露了。当时被捕的有程明远和中心县委的其他干部，还有部分党员，药房内的一个医生和两个店员（他们不是党员，也不知我的身份）共23人，从安庆专门开来了一艘小火轮，把我们押上船送到安庆投进大牢。

 当我被关押在安庆时，作为政治犯钉了脚镣手铐，几十人挤在一间黑屋子里，被军事法庭审讯了多次。但我始终没有暴露我是共产党员，更没有暴露组织和同志，只说我是做生意的人，从未向敌人屈服。国民党判了我五年徒刑。

 过去在审查我的历史时，曾提出我在狱中写了“悔过书”，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向敌人自首了才被释放的，这真是无稽之谈，我从未写过什么悔过书，也没有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过什么文章。我在安庆狱中时，国民党叫政治犯学习“三民主义”，因无事可做，就抄了几万字，写过“县政建设”笔记，并不是写了几万字的文章。由于我语文基础较好，在狱中曾代人写过家信，教狱中人员识字，既没有发表过文章，更没有发表过什么演讲，是不是国民党借我的名义刊登过文章，或“悔过书”之类，我一点都不知道。

 1936年抗战开始，国共再次合作，对待政治犯就比较松动，可以与监外亲戚、朋友接触，并有释放的风声。那时廖运周、鲍刚（寿县人，方振武部师长）的部队驻在皖南祁门县，廖叫其堂弟廖宜民（廖宜民及其兄弟是我学生）送了几斤茶叶交给权养之和石寅生到狱中看我，并转告运周的意见，叫我出狱后不要乱跑，到祁门找运周去，他们可以保护我，我也知道运周、宜民都是共产党员，与党组织仍有联系，找到他们就找到党组织了。于是1937年初，在安庆监狱的人，一部分人刑满释放，一部分人交保释放。我是交保释放的。我被释放后，没有回家乡即与薛赛（寿县人，共产党员）到了祁门。与我同阵出狱的还有程明远、龙跃华、龙良友（迎河集人）等人。 

我们到了祁门，鲍刚是46师师长，廖运周是团长，我有个堂兄陶秉毅在廖运周团当文书，我就住在他那里。该团有一营长名张克寅（寿县人）思想很进步与我相处得很好。鲍刚师长想留我在该师任职，我深觉坐牢四年多，身体已很虚弱，不愿意从军，再去劳累。在部队住了三个多月，已是“8·13”以后，部队要离开安徽，我乘此回到家乡休息。 

自1934年以后，皖北一带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同志被国民党杀害，意志不坚定的人自首叛变，充当了国民党特务，少数同志隐蔽了起来。当我从祁门回到家乡时，革命已处于低潮。由于地方党组织、农会多数不复存在，少数已转入地下，我未能马上与党组织联系上。过了一个时期，陕北中央派了曹云露（寿县人）和张和平（在抗大工作）来到六安，任务是恢复皖西北党的组织，帮助发动群众，组织队伍，他们派人把我和其他出狱的同志找到六安，在六安城东门外原六德公园内秘密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霍山皖西北道委书记姚燕如，刘士杰。在会上曹、张叫我们重新入党，理由是国民党报纸登了一些于我们不利的消息，组织上一时很难澄清，而参加会议的人一致要求无条件恢复组织关系，因为我们被捕后既没有自首，又没有干坏事，国民党报纸不可信，不愿意重新入党，而是要求恢复党籍。曹云露、张和平同志一时作不了主，表示回陕北请示，要我们耐心等待。接着“七·七”事变，抗战全面开始，形式发生了变化，曹云露等同志没有再来皖西，我们的要求始终没有得到答复，方和平同志等不及就重新入了党。这时安徽省在立煌县（现金寨县）省政府所在地成立了“抗战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皖西北道委派我去参加寿县动委会工作，担任动委会武装部长职务。

 抗战初期，李品仙是安徽省主席，以后廖磊（广西人）来了，任安徽省主席，此人比较开朗。以共产党为骨干成立的动委会，主任委员由廖磊兼任，张劲夫（共产党员）是组织部主任干事，周新民（共产党员）是组织部副部长，朱蕴山（六安人）是组织部长，常恒芳（常藩侯，寿县人）、朱竞也是动委会领导成员。各县成立的动委会由各县县长兼任主任委员，只有寿县例外，寿县是由省动委会派去的石寅生负责。石寅生（石德纯）是安徽省政府顾问，省参议会副会长，黄花岗起义时牺牲的石德宽的弟弟，我妻子石德绵的家兄，德高望重，家住寿县石家集。寿县动委会就设在石家集、三角寺地方。

 一次常恒芳、周新民等省动委会负责人在寿县的保义集召开皖北几个县动委会会议，参加的人很多，就抗日、卫国、保家展开了议论，最后会议决定组织抗日武装，展开对日作战，命名为“抗日自卫军”，编制分五路（相当师），第一路司令石寅生；第二路司令李五德（下塘集人，原在广西部队任职）；第三路司令方青（曾任过阜阳专员）；第四路司令岳相如（凤台人）；第五路司令余亚农（寿县人）。路以下设支队（相当团）、大队（相当营）、中队（相当连）、排、班。每路设有3—5个支队，每支队设3—5个大队。第一路的人最多，有一万多人和枪，大部分是寿县、凤台县一带人，辖有四个支队：第一支队长王孝文（寿县第一区人）；第二支队长郑抱贞（原皖北行署主任），副队长有方和平、张焕廷（杨庙人）；第三支队长黄景孟（寿县双门埠人）；第四支队长张献廷，副队长蒋约初（霍邱人）。我在第一路第三支队任参谋，又在模范大队兼任大队长。队伍组建后开往藕塘一带进行了训练，活动于瓦埠以西、寿县三区、石家集、三角寺一带。第一路军不仅人多，活动能力亦较强，抗日热情很高。章乃器当时是安徽省政府财政厅长，对动委会支持很大，第一路成立之初，省政府给了一万元，作为组建经费。其余军饷，枪支都由地方筹集。寿县被日军占领后，第一次光复就是被一路军打下来的，还捉了日军的一个军佐。寿县东乡土匪经常扰乱地方，我们又参加了剿匪，保护地方安宁。

 动委会成立一年多，廖磊病逝，李品仙驻皖，抗日自卫军除第二支队被保留外，其余都被解散，轰轰烈烈的抗日队伍遭到瓦解。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仍在抗日最前线，当时国共合作，高敬亭的部队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储家圩一带活动，郑抱贞所领导的第二支队，大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郑主动与高部联系，将二支队编入了新四军的四支队，张劲夫、孙仲德也在四支队。我因与高敬亭在青山镇发生过争执，特别是对高在“肃反”中杀了那么多好同志有意见，高也曾对我有过怀疑，欲借“肃反”除掉我未成，再去他处不是“自投罗网”吗？所以我不愿去高部工作，请假离开部队回家闲住。郑抱贞率部到储家圩后，队伍被编散，并委郑抱贞为寿（寿县）合（合肥）定（定远）纵队司令。这时郑派人到吴山庙来找我，我又回到部队。等待安排工作期间，被传染上恶性疟疾，终日高烧不退，部队里缺医少药，身体支持不住，郑抱贞等领导人商量后决定派了几名战士用担架将我抬回吴山庙家中，后来高敬亭不断派人给我送钱、送药。我一方面在家养病，一方面帮助部队筹办粮饷，那时来往我家的人很多，我都为他们安排好吃住，并派可靠的人护送他们，我家实际是个联络站，部队撤走后，来的人就少了。由于我对高有意见，始终没有再回高部，在家做些小生意以维持家计，有时也去立煌（现金寨县）石寅生家暂住，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又坐过牢，国民党特务时时都在注意着我，不时还找些麻烦，到石家去也是避避风险。这期间我与方和平、刘士杰仍保持着联系，尽力为党组织做些工作。方和平在抗日战争后期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1943年石寅生病故后，我就在家做生意，没有再出去。

 1948年在寿县三角寺当区长的权世超（权养之侄孙，曾参加过共产党）看到全国革命形式发展很快，为自己出路担忧，拉了一部分队伍，有一百多只枪，想起义投向共产党，我帮助他与四分区赵凯同志联系上，桂率部起义后编为寿（寿县）六（六安）合（合肥）舒（舒城）支队，又收编了张天明的一部分武装，共有四百多人，属四分区管辖。同年12月，皖北已全部解放，桂部与赵凯、杨效椿、孙传加部联合并改编为淮西支队，桂士超是支队司令，朱竞是副司令，这时我到桂部，被委以支队参谋处参谋，参谋长是四分区的刘先儒。淮西支队后编成两个团，即四分区警备一团、警备二团，最盛时有四千多人，三千多条枪。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准备过江时，我又患了肺结核，部队忙于支援过江，无法照顾我，支队桂士超、朱竞、董完白及寿、合县县长兼寿县县大队政委张孟云等人研究，并报请杨效椿、孙传加司令批准，派人把我送回家休息、医治，并给了我一些钱和军用粮票，叫我病愈后归队。当时我爱人石德绵（共产党员，黄花岗烈士石德宽胞妹）也正病重卧床，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我回到家后，一方面养病，一方面还要照顾家庭。我病稍有好转，爱人病故，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无依无靠，组织上要我安排好子女后归队。这时全国已解放，江淮一、四分区合并改为滁县军分区，部分同志他调，我认为支队已不复存在，解放初期，各处都需用人之时，在哪里都是为党工作，因此没有去滁县军分区报到。1950年底，已是皖北区党委书记的郑抱贞同志叫我来合肥工作，先安排我在农林局，农林处，程明远是处长，我是总务股长，后局改厅，农林分家，我又调林业厅工作，享受处级待遇。

 1957年“反右”中，我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划为右派去农场劳动改造，备受折磨，1962年始得平反，但又以“历史有问题”接受审查，一查就是几年也作不出结论，又去滁县林场“护林”，接着“文化大革命”浩劫开始，又以“反革命”、“叛徒”等罪再入农场，全家数口均遭劫难。1969年去新马桥104干校经历了无数次的揪斗，回到林业厅后，当时驻厅的军代表告诉我，我的历史问题由省直领导小组处理。1973年省直领导核心小组王副师长当面问了我一些有关情况，并表示一定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要我耐心等待，但不久领导小组又撤消了，问题又转回原工作单位。1976年元月，我患了中风，半身不遂，卧床一年多。1979年我以古稀之躯，虚弱、多病之体重新回到林业厅，然而已失去了工作能力。如今，我已八十老翁，回忆往事不胜惆怅，仅录数语，以志后代，愿先烈们安眠，愿中华腾飞，人民幸福安康。

 1985年5月口述，廖光凤2003年10月第二次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