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与中国空军
发布时间：2010-01-21 14:43:24
发布人：
真心人
1949年1月间，中共中央决定在1949年及1950年，“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6、7月间，中央军委决定设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确定由第四野战军参谋长、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担任空军司员。1949年7月11日，中央军委召见刘亚楼， 向他谈了建立空军的设想。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现已宣布成立。原军委航空局着即取消，原航空局所有干部及业务均移交空军司令部接收。”后来，中央军委确定：1949年11月11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日。从无到有建设空军，如何开展工作呢？
一、大刀阔斧创办航空学校
空军组建后，中央军委给的第一项使命是：在一年内训练出300 名以上能够作战的飞行员，准备参加解放台湾及沿海岛屿的作战。
1949年10月30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六所航空学校。当天下午在北京灯市口同福夹道7号军委航空局的会议室里，召开了空军组建后第一次干部会。刘亚楼首先宣读了中央军委关于空军领导人司令员、政治委员、参谋长的任职命令，同时宣布成立六所航校的命令。空军的特点之一是建军必须先建航校，没有航校就培养不出飞行员，而没有飞行员就组建不了空军部队，因此，“一切为了办好航校”，就是空军初建时期压倒一切的具体工作任务。
建校工作刻不容缓 ，而任命航校领导干部需要时间，为了抓紧时间开展工作，他以空军司令员的身分指定了六所航校的负责人。接着用斩钉截铁般的语气下达了军令：“同志们，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急需空军，党中央、毛主席殷切期望空军培训战斗飞行员，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因此，你们受命开办航校要只争朝夕，一天一小时也不能后拖。从今天军委下令开办六所航校，到全部建成开学，给大家的筹备时间，按通常的速度，起码要三四个月吧？现在只能给一个月。12月1日必须全部开学。”停了片刻又说：“是啊！一个月内，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条件下，使近千人的现代航校开学，困难很多，困难如山啊！但党中央、毛主席把建设空军的重任交给了我们，困难即是像山高，我们也要横下一条心，把它搬走。困难即是象海一样深，我们也要迎着风浪上，把它填平。有铮铮硬骨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勇气、有魄力，创造世界空军建军史上第一流的速度！12月1日能否开学，是对每个航校负责干部的第一个考验。按规定时间开学，是英雄；拖延开学日期，是狗熊。你们究竟是英雄还是狗熊，12月1日见分晓。”
“12月1日必须全部开学！”与会同志觉得有一股巨大的压力， 压得喘不过气来；同时，又有一股火热的激情在胸中升腾，脸上都憋得彤红彤红的。
经过一个月的奋战，第一、二、三、四、五航校均在12月1日开学。 只有第六航校因特殊情况拖后了十天，在12月11日开学。1950年1月5日，利用日本航空技术人员和日制、美制飞机组建的第七航校开学。
各航校克服种种困难，训练飞行员补充部队。
二、只争朝夕建部队
1949年冬，蒋介石率60余万残兵败将溃退到台湾及大陆沿海一些岛屿后，仍不甘心失败，从空中和海上对我上海、杭州、福州、南京、徐州、广州等城市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厂、铁路、桥梁、码头等重要目标，进行轰炸、封锁及其他破坏活动。特别是上海，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遭受空袭达26次，其中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出动B-74重轰炸机、B-25轻轰炸机和P-51、P-38战斗机共17架，轮番轰炸上海电力公司、沪南和闸北水电公司等目标，投弹60余颗，炸毁民房2000多间，死伤居民1400余人，使发电厂遭到破坏，造成大部分工厂停产，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人民盼望有自己的空军，陆军指战员盼望有自己的空军，毛主席1950年2月4日对刘亚楼说：“必须迅速加强空军力量。”“国土防空和解放台湾，都非常需要早一点有自己的空军。”朱德总司令说：“我们的任务是很紧迫的，人民实在等得焦急了，他们希望我们很快地学会飞行，学会了就打。”周恩来副主席也说：“要很快地把航空学校办好，越快越好，快一个月也好。”刘亚楼心急如焚，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组建航空兵部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要有空、地勤人员；要有师、团领导机构； 要有飞机装备。这三个条件当时都不具备，又不能等待，如何解决呢？
1． 刘亚楼给7所航校连续三次发出扩大训练规模的指示， 并当面向毛泽东主席请示：
再次扩大航校培训员额，原先从陆军只选调连、排干部和优秀战士入航校，现需迅速选调一批符合飞行条件的营、团级干部入航校学习飞行。当时正在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毛主席当即在大会上指示各大军区迅速如数选调，很快选调出营、团干部93人（76人学飞歼击机，17人学飞轰炸机），为空军发展准备了骨干。
2．请求调师、团级领导机关和支援师、团级干部。1949年10月21日，刘亚楼亲自起草报告，向中央军委请求从陆军中挑选6名优秀师级政工干部担任新开的6所航空学校的政治委员。毛泽东主席批示：“这批政治委员必须认真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任。”并指示各野战军要提出3倍的名单交军委选定。各野战军迅速推荐了19名（多于3倍）优秀政工干部送军委挑选。这种选配干部的方法在我军历史上是罕见的。
1950年4月1日，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提出报告，建议从陆军抽调现成的师、团领导机构组成空军的师、团领导机构。经中央军委批准，1950年至1951年，陆军部队先后调给空军成建制的师部12个，团部49个。
3． 当时，苏联是唯一能够向新中国提供作战飞机的国家。为了解决空军的武器装备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曾多次向斯大林、布尔加宁等苏联领导人发电报、信件。1950年2月，刘亚楼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向苏联订购各型飞机586架（后来改为接收苏联空军在上海、大连地区防空时使用的旧飞机）。1952年2月14日， 毛泽东还亲自与解放军海军司令萧劲光等海军领导人商量，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转买飞机。
1950年4月11日，刘亚楼向中央军委递交了建议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的报告。5月9日，中央军委批复同意并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4混成旅”。
1950年6月19日，空军第4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8月8日旅部移驻上海）。旅长聂凤智（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兼，旅政治委员由第二航空学校政委（原第4野战军陆军第115师政治委员）李世安担行，副旅长周长胜、刘善本。旅部机关由第3野战军第30军第90 师的师部并充实了一些懂航空的干部改编组成。旅辖4个飞行团和4个供应大队，第10、11两个团是歼击团，第12团是轰炸团（我就是该团一大队的飞行员），第13是强击团。当时6所航校速成班毕业的空勤人员基本上全部分配到第4混成旅， 这些飞行人员绝大部分是东北老航校毕业的飞行员，还有少量起义飞行人员。
“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为什么不叫第一旅呢？”李世安不解地问刘亚楼。刘亚楼说：“我已考虑很久了，还是叫第四好。叫‘第一’容易产生老子天下第一，骄傲自满。我们要仿效毛主席的做法，他在井冈山创建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部队时，开始就叫红四军，没有叫红一军嘛。这里有一个继承和发扬红军光荣传统的问题，
一、大刀阔斧创办航空学校
空军组建后，中央军委给的第一项使命是：在一年内训练出300 名以上能够作战的飞行员，准备参加解放台湾及沿海岛屿的作战。
1949年10月30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六所航空学校。当天下午在北京灯市口同福夹道7号军委航空局的会议室里，召开了空军组建后第一次干部会。刘亚楼首先宣读了中央军委关于空军领导人司令员、政治委员、参谋长的任职命令，同时宣布成立六所航校的命令。空军的特点之一是建军必须先建航校，没有航校就培养不出飞行员，而没有飞行员就组建不了空军部队，因此，“一切为了办好航校”，就是空军初建时期压倒一切的具体工作任务。
建校工作刻不容缓 ，而任命航校领导干部需要时间，为了抓紧时间开展工作，他以空军司令员的身分指定了六所航校的负责人。接着用斩钉截铁般的语气下达了军令：“同志们，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急需空军，党中央、毛主席殷切期望空军培训战斗飞行员，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因此，你们受命开办航校要只争朝夕，一天一小时也不能后拖。从今天军委下令开办六所航校，到全部建成开学，给大家的筹备时间，按通常的速度，起码要三四个月吧？现在只能给一个月。12月1日必须全部开学。”停了片刻又说：“是啊！一个月内，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条件下，使近千人的现代航校开学，困难很多，困难如山啊！但党中央、毛主席把建设空军的重任交给了我们，困难即是像山高，我们也要横下一条心，把它搬走。困难即是象海一样深，我们也要迎着风浪上，把它填平。有铮铮硬骨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勇气、有魄力，创造世界空军建军史上第一流的速度！12月1日能否开学，是对每个航校负责干部的第一个考验。按规定时间开学，是英雄；拖延开学日期，是狗熊。你们究竟是英雄还是狗熊，12月1日见分晓。”
“12月1日必须全部开学！”与会同志觉得有一股巨大的压力， 压得喘不过气来；同时，又有一股火热的激情在胸中升腾，脸上都憋得彤红彤红的。
经过一个月的奋战，第一、二、三、四、五航校均在12月1日开学。 只有第六航校因特殊情况拖后了十天，在12月11日开学。1950年1月5日，利用日本航空技术人员和日制、美制飞机组建的第七航校开学。
各航校克服种种困难，训练飞行员补充部队。
二、只争朝夕建部队
1949年冬，蒋介石率60余万残兵败将溃退到台湾及大陆沿海一些岛屿后，仍不甘心失败，从空中和海上对我上海、杭州、福州、南京、徐州、广州等城市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厂、铁路、桥梁、码头等重要目标，进行轰炸、封锁及其他破坏活动。特别是上海，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遭受空袭达26次，其中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出动B-74重轰炸机、B-25轻轰炸机和P-51、P-38战斗机共17架，轮番轰炸上海电力公司、沪南和闸北水电公司等目标，投弹60余颗，炸毁民房2000多间，死伤居民1400余人，使发电厂遭到破坏，造成大部分工厂停产，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人民盼望有自己的空军，陆军指战员盼望有自己的空军，毛主席1950年2月4日对刘亚楼说：“必须迅速加强空军力量。”“国土防空和解放台湾，都非常需要早一点有自己的空军。”朱德总司令说：“我们的任务是很紧迫的，人民实在等得焦急了，他们希望我们很快地学会飞行，学会了就打。”周恩来副主席也说：“要很快地把航空学校办好，越快越好，快一个月也好。”刘亚楼心急如焚，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组建航空兵部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要有空、地勤人员；要有师、团领导机构； 要有飞机装备。这三个条件当时都不具备，又不能等待，如何解决呢？
1． 刘亚楼给7所航校连续三次发出扩大训练规模的指示， 并当面向毛泽东主席请示：
再次扩大航校培训员额，原先从陆军只选调连、排干部和优秀战士入航校，现需迅速选调一批符合飞行条件的营、团级干部入航校学习飞行。当时正在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毛主席当即在大会上指示各大军区迅速如数选调，很快选调出营、团干部93人（76人学飞歼击机，17人学飞轰炸机），为空军发展准备了骨干。
2．请求调师、团级领导机关和支援师、团级干部。1949年10月21日，刘亚楼亲自起草报告，向中央军委请求从陆军中挑选6名优秀师级政工干部担任新开的6所航空学校的政治委员。毛泽东主席批示：“这批政治委员必须认真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任。”并指示各野战军要提出3倍的名单交军委选定。各野战军迅速推荐了19名（多于3倍）优秀政工干部送军委挑选。这种选配干部的方法在我军历史上是罕见的。
1950年4月1日，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提出报告，建议从陆军抽调现成的师、团领导机构组成空军的师、团领导机构。经中央军委批准，1950年至1951年，陆军部队先后调给空军成建制的师部12个，团部49个。
3． 当时，苏联是唯一能够向新中国提供作战飞机的国家。为了解决空军的武器装备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曾多次向斯大林、布尔加宁等苏联领导人发电报、信件。1950年2月，刘亚楼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向苏联订购各型飞机586架（后来改为接收苏联空军在上海、大连地区防空时使用的旧飞机）。1952年2月14日， 毛泽东还亲自与解放军海军司令萧劲光等海军领导人商量，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转买飞机。
1950年4月11日，刘亚楼向中央军委递交了建议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的报告。5月9日，中央军委批复同意并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4混成旅”。
1950年6月19日，空军第4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8月8日旅部移驻上海）。旅长聂凤智（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兼，旅政治委员由第二航空学校政委（原第4野战军陆军第115师政治委员）李世安担行，副旅长周长胜、刘善本。旅部机关由第3野战军第30军第90 师的师部并充实了一些懂航空的干部改编组成。旅辖4个飞行团和4个供应大队，第10、11两个团是歼击团，第12团是轰炸团（我就是该团一大队的飞行员），第13是强击团。当时6所航校速成班毕业的空勤人员基本上全部分配到第4混成旅， 这些飞行人员绝大部分是东北老航校毕业的飞行员，还有少量起义飞行人员。
“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为什么不叫第一旅呢？”李世安不解地问刘亚楼。刘亚楼说：“我已考虑很久了，还是叫第四好。叫‘第一’容易产生老子天下第一，骄傲自满。我们要仿效毛主席的做法，他在井冈山创建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部队时，开始就叫红四军，没有叫红一军嘛。这里有一个继承和发扬红军光荣传统的问题，
| 作者：没钱怎么活 回复日期：2003-5-24 20:48:00 | 1# |
三、在抗美援朝中成长壮大
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初，侵朝美军的空军和海军航载机总兵力已达14个联（大）队，各型作战飞机1100余架，飞行员大部分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此外，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南非联邦在朝鲜战场上也投入了部分空军兵力，加上南朝鲜的空军兵力，有飞机100余架。而此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仅有新建的2个歼击航空兵师（空3师、空4师）和空军第4混成旅第17轰炸团、第13强击团， 共有各型作战飞机不足100架，飞行员仅有100小时左右的飞行时间， 在喷气式飞机上只飞了10多个小时，且无空中作战经验。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说：“中国没有空军。”
美国飞机在朝鲜的活动十分猖狂，使志愿军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受到了影响，志愿军司令部要求空军派飞机支援。然而，志愿军空军要与强大的美国空军交锋，面临很多困难，我们的飞行员和指挥员都不会打空战，指挥员也不会组织指挥，部队对空战还是一个“谜”。如果将这样弱小的空军部队贸然地投入战斗，同强大优势的美国空军交手，后果很难预料。空军党委遵照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决心在敌我双方空军兵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不但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赴朝作战，而且要千方百计使自己在战斗中成长，使部队发展壮大，最后战胜强大的美国空军。要达此目的，就要有切合实际的作战计划。
空军作战指导思想：“为陆军服务，以陆军的胜利为胜利”。在朝鲜战场，我志愿军地面部队是强大的，打仗主要靠陆军，最后歼灭敌人、解决战斗还是靠陆军。所以，空军部队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是密切配合陆军作战。在各军兵种协同作战中，空军部队的活动以保障地面部队的战斗活动，满足地面部队的需要为前
提。
在敌我空军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如果将仅有的一点兵力零打碎敲地使用，不仅效果不大，而且还会造成和敌人拼消耗的不利局面。因此，将训练出来的部队逐渐积蓄起来，到至少可以出动100至150架飞机时，选择一个适当时机，集中地、分批地使用出去，形成一定的战斗能力，这样才能有效地发挥空军的威力。
刘亚楼在1950年12月3日把“积蓄力量，选择时机， 集中使用”的作战方针报告了毛泽东主席。12月4日毛泽东批示：“刘亚楼同志：同意你的意见，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中央军委同时还指示刘亚楼要着手建立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
1950年12月4日，空军首长正式给空4师下达了作战命令：以大队为单位轮番进驻安东（丹东），进行实战锻炼，从28大队开始。当时，28大队共有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10架，飞行员10名，李汉为大队长，时年26岁，李宪刚为副大队长，时年20岁。飞行员都是在东北老航校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用速成的办法学会飞行 的，在喷气式飞机上才飞了15小时左右，还很不成熟。
12月14日，刘亚楼又当面向空4师师长方子翼具体交代：在初期只给你派出4机的指挥权，前4机未落地，不得出动后4机；天气和敌情不宜时不要出动；要与苏联友军搞好关系；每日战斗结束后要向我发电报报告当日情况；要与苏联友军协商一个实战锻炼计划。
12月15日，方子翼和苏联友军师长巴什盖维奇（以下简称巴）协商拟定了28大队实战锻炼计划。在无敌情的条件下，进行战区航行，熟悉地形，练习战斗动作，然后在敌情不严重的条件下，由友军直接掩护进行空战锻炼。这个计划送到沈阳，刘亚楼司令员立即批复：“同意。”
方子翼向巴师长建议，为了便于相互学习，将两个部队的指挥所设在一起，搬到浪头机场北端西侧的山坡上的一个旧木板棚子里，此处视野广阔，便于观察，但工作条件很艰苦，面积不到15平方米，四面透风、寒气袭人。指挥所内只陈设了一张标图桌、两部对空台、5部电话机。巴师长积极支持。12月28日开始，28大队进行实战锻炼的战斗值班。中午，雷达发现在安州地区有敌机活动，巴师长决定起飞8机迎击，按照协同计划，方师长令李汉4机随友军出动。起飞、集合、编队、联络均正常。编队飞过铁山以后，?敌我机群相距嘲公里，方、巴两师长同时向自己的编队通报敌我关系位置，令其注意搜索。忽然友军的无线电里一阵嘈杂。李汉报告说：友军的前后中队都冲前下降，失去联系。方师长问巴：何故？他说空中发现F-80敌机，正在空战，并让方师长令李汉返航。方问：为何不带领李汉去打？巴说：语言不通，指挥不灵，怕打误会吃亏。方子翼令李汉返航，但因电台功率小，未听到回答。实际上李汉已率队冲了下去，未发现敌机，随即返航了。晚上，召开了检讨会，大家认为，我们缺乏经验，战斗动作不熟悉，未能发现敌机，但也有收获，实际演练了一次战斗动作，观察了友军的战斗行动，很有启发。
此后，28大队每天都有战斗起飞，每天也都跟随友军向敌机方向冲去，但都因友军不尽心带领和无线电联络不畅，接连5天仍未打上一仗。飞行员提出脱离友军掩护， 自己单独干。方子翼将此情况向刘亚楼作了报告。刘亚楼1951年1月2日复电：要方子翼再向巴师长谈一次，请他尽心带领。若还得不到解决，只有靠自力更生，单独作战，但一定要在敌少我多（即我4-8机对敌2-4机）的有利条件下进行，力争每个飞行员空战锻炼2至3次。当天， 方子翼向巴谈了话，希望他起码让中国飞行员打上一仗。巴表示尽量满足方子翼的愿望。方子翼觉得巴的诺言不会立即兑现，为了改变现状，方子翼决心自己单独干一下。
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初，侵朝美军的空军和海军航载机总兵力已达14个联（大）队，各型作战飞机1100余架，飞行员大部分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此外，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南非联邦在朝鲜战场上也投入了部分空军兵力，加上南朝鲜的空军兵力，有飞机100余架。而此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仅有新建的2个歼击航空兵师（空3师、空4师）和空军第4混成旅第17轰炸团、第13强击团， 共有各型作战飞机不足100架，飞行员仅有100小时左右的飞行时间， 在喷气式飞机上只飞了10多个小时，且无空中作战经验。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说：“中国没有空军。”
美国飞机在朝鲜的活动十分猖狂，使志愿军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受到了影响，志愿军司令部要求空军派飞机支援。然而，志愿军空军要与强大的美国空军交锋，面临很多困难，我们的飞行员和指挥员都不会打空战，指挥员也不会组织指挥，部队对空战还是一个“谜”。如果将这样弱小的空军部队贸然地投入战斗，同强大优势的美国空军交手，后果很难预料。空军党委遵照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决心在敌我双方空军兵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不但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赴朝作战，而且要千方百计使自己在战斗中成长，使部队发展壮大，最后战胜强大的美国空军。要达此目的，就要有切合实际的作战计划。
空军作战指导思想：“为陆军服务，以陆军的胜利为胜利”。在朝鲜战场，我志愿军地面部队是强大的，打仗主要靠陆军，最后歼灭敌人、解决战斗还是靠陆军。所以，空军部队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是密切配合陆军作战。在各军兵种协同作战中，空军部队的活动以保障地面部队的战斗活动，满足地面部队的需要为前
提。
在敌我空军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如果将仅有的一点兵力零打碎敲地使用，不仅效果不大，而且还会造成和敌人拼消耗的不利局面。因此，将训练出来的部队逐渐积蓄起来，到至少可以出动100至150架飞机时，选择一个适当时机，集中地、分批地使用出去，形成一定的战斗能力，这样才能有效地发挥空军的威力。
刘亚楼在1950年12月3日把“积蓄力量，选择时机， 集中使用”的作战方针报告了毛泽东主席。12月4日毛泽东批示：“刘亚楼同志：同意你的意见，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中央军委同时还指示刘亚楼要着手建立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
1950年12月4日，空军首长正式给空4师下达了作战命令：以大队为单位轮番进驻安东（丹东），进行实战锻炼，从28大队开始。当时，28大队共有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10架，飞行员10名，李汉为大队长，时年26岁，李宪刚为副大队长，时年20岁。飞行员都是在东北老航校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用速成的办法学会飞行 的，在喷气式飞机上才飞了15小时左右，还很不成熟。
12月14日，刘亚楼又当面向空4师师长方子翼具体交代：在初期只给你派出4机的指挥权，前4机未落地，不得出动后4机；天气和敌情不宜时不要出动；要与苏联友军搞好关系；每日战斗结束后要向我发电报报告当日情况；要与苏联友军协商一个实战锻炼计划。
12月15日，方子翼和苏联友军师长巴什盖维奇（以下简称巴）协商拟定了28大队实战锻炼计划。在无敌情的条件下，进行战区航行，熟悉地形，练习战斗动作，然后在敌情不严重的条件下，由友军直接掩护进行空战锻炼。这个计划送到沈阳，刘亚楼司令员立即批复：“同意。”
方子翼向巴师长建议，为了便于相互学习，将两个部队的指挥所设在一起，搬到浪头机场北端西侧的山坡上的一个旧木板棚子里，此处视野广阔，便于观察，但工作条件很艰苦，面积不到15平方米，四面透风、寒气袭人。指挥所内只陈设了一张标图桌、两部对空台、5部电话机。巴师长积极支持。12月28日开始，28大队进行实战锻炼的战斗值班。中午，雷达发现在安州地区有敌机活动，巴师长决定起飞8机迎击，按照协同计划，方师长令李汉4机随友军出动。起飞、集合、编队、联络均正常。编队飞过铁山以后，?敌我机群相距嘲公里，方、巴两师长同时向自己的编队通报敌我关系位置，令其注意搜索。忽然友军的无线电里一阵嘈杂。李汉报告说：友军的前后中队都冲前下降，失去联系。方师长问巴：何故？他说空中发现F-80敌机，正在空战，并让方师长令李汉返航。方问：为何不带领李汉去打？巴说：语言不通，指挥不灵，怕打误会吃亏。方子翼令李汉返航，但因电台功率小，未听到回答。实际上李汉已率队冲了下去，未发现敌机，随即返航了。晚上，召开了检讨会，大家认为，我们缺乏经验，战斗动作不熟悉，未能发现敌机，但也有收获，实际演练了一次战斗动作，观察了友军的战斗行动，很有启发。
此后，28大队每天都有战斗起飞，每天也都跟随友军向敌机方向冲去，但都因友军不尽心带领和无线电联络不畅，接连5天仍未打上一仗。飞行员提出脱离友军掩护， 自己单独干。方子翼将此情况向刘亚楼作了报告。刘亚楼1951年1月2日复电：要方子翼再向巴师长谈一次，请他尽心带领。若还得不到解决，只有靠自力更生，单独作战，但一定要在敌少我多（即我4-8机对敌2-4机）的有利条件下进行，力争每个飞行员空战锻炼2至3次。当天， 方子翼向巴谈了话，希望他起码让中国飞行员打上一仗。巴表示尽量满足方子翼的愿望。方子翼觉得巴的诺言不会立即兑现，为了改变现状，方子翼决心自己单独干一下。
| 作者：没钱怎么活 回复日期：2003-5-24 20:49:00 | 2# |
方子翼和李汉研究了一个方案：在形式上仍按协同计划出动，到了空中，当地面通报敌我距离30公里和我关系位置时，空中编队自动取正高度差500-1000米，并向敌机方向严密搜索。发现敌机后，打一次攻击即退出战斗，不要恋战。就这样，一仗一仗地打，定能取得经验，逐步提高。方子翼还向巴借了一部短波电台作对空台，以解决空地联络畅通问题。
1951年1月5日，当天上午到龟城地区作战，当空中编队距敌30公里时，方子翼和巴师长同时向空中通报了敌我关系位置。友军编队增速向敌机方向冲去，李汉亦率队向前冲去。友军领队向巴报告，要李汉不要冲前，以免误会。巴向方子翼转告，方子翼明白这是李汉按研究的方案执行，并未阻止，仍照常通报敌情动态。这次，虽然敌机逃去，友军和我们双方都未接敌，但我们确实摆了打的架势，许多战斗动作都做了，大家非常高兴。
1951年1月17日，刘亚楼命令：空4师10团团部率29、30大队进驻安东浪头基地，抓紧良机锻炼，批准方子翼容有指挥8机出战的指挥权。
1951年1月21日，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空战。上午， 雷达发现数批敌机在平壤以北沿铁路线活动，友军出动8机，方子翼令28大队8机出击。为了先于友军接敌，高度不足3000米李汉便出航过江，编队接近安州时，发现敌机在攻击清川江桥。一见敌机，李汉率队直向敌机冲击，结果陷入了20架F-84喷气式战斗机的重围，经过一番苦斗猛打，李汉率队迂回到4 架美机左侧，在距离400米处，用固定光环瞄准射击，将其击伤。 空军首长对初次空战的胜利非常重视，指出：“这次空战，证明年轻的中国人民空军是能够作战的，是有战斗力的。这是志愿军空军以后继续取得更大胜利的开端。”2月29日，李汉在空战中取得了击落、击伤敌F-84 喷气式战斗机各1架的胜利。
两次与敌交锋，我28大队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3架的战绩。揭开了空战之“谜”，以自己的英勇行动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为后续部队提供了宝贵的作战经验。正当10团战斗积极性高涨之时，刘亚楼令其返回辽阳休整，令空4师派12 团驻进安东浪头机场进行实战锻炼。一个月后，12团又奉命转回原地休整。
1951年3月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领导机关在安东（今丹东）成立。 受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双重领导。刘震任司令员，常乾坤兼任副司令员，沈启贤任参谋长。
同时，刘亚楼等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以最大努力加速组建新部队的步伐，自1950年11月至1951年5月，在空3、4师之后、又组建起歼击航空兵师2、6、7、9、12、14、15 、16、17、18师等10个师。强击航空兵有5、11师2个师。运输航空兵第13师。轰炸航空兵8、 10师两个师。
1951年6月22日，毛主席面示刘亚楼：“朝鲜战争可能出现停战谈判， 空军要抓紧时间参战，以求得战斗锻炼。新兵种初次参战不可能等到准备工作完全充分。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1951年8月18日，美军发动“夏季攻势”， 美空军开始执行以切断朝鲜北部交通线为目标的所谓“绞杀战”计划，企图摧毁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供应线。当时，侵朝美空军增加至19个联（大）队，作战飞机1400余架，空中活动十分猖狂。
为了粉碎美国空军的“绞杀战”计划，刘亚楼指示志愿军空军从1951年9月起，采取以师为单位轮番进入，由少到多，以老带新，新老结合，陆续参战。
在志愿军空军的积极打击下，美空军在鸭绿江和清川江之间的所谓“空中优势”受到了很大的削弱。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在1951年12月26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得不承认对交通线进行的空中封锁越来越困难了。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刘亚楼对空战战术十分重视。1951年11月至12月间，他在安东亲自摸索、研究和总结空战经验。参战部队每打一仗，他都参加战斗讲评会，与飞行员一起研究作战的经验、教训。发现大编队、大机群出战不灵活，敌我双方一接触，即被打散。因此，采取多批小编队，分梯次进入战区，集中兵力于一个空域，并力求保持4机或双机协同作战， 这样就灵活得多，也容易争取主动权。提出了“一域多层四四制”的空战战术原则。把解放军集中使用的优良传统科学地运用于空中作战，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年轻的中国空军经过“边打边建，边打边练，在战斗中锻炼成长”的艰苦道路。至1953年年底，空军的部队和装备已有很大发展，建成了一支由各种航空兵组成的有战斗力的空中力量。
刘亚楼生平
1910年4月8日（农历2月29 日）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桃澜区湘店乡大洋泉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初中文化，当过小学教员。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班、排、连、营长，支队、团政治委员，1932年任红军第4军第11师政治委员。长征中， 先后担任红一军团第2师政治委员、第1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教育长。1939年到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1941年9月参加苏联卫国战争， 被授予少校军衔；1943年夏，在苏军远东军区实习，为见习参谋。同时，对中国“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工作给予指导；1945年8月， 随苏联红军回到中国东北， 月底抵旅大。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5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1947年10月至1949年12月兼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刘亚楼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第一参谋长。1949年3月28日，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1949年10月25 日， 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1965年5月7日15时15分，逝世于上海华东医院，终年55岁。
1951年1月5日，当天上午到龟城地区作战，当空中编队距敌30公里时，方子翼和巴师长同时向空中通报了敌我关系位置。友军编队增速向敌机方向冲去，李汉亦率队向前冲去。友军领队向巴报告，要李汉不要冲前，以免误会。巴向方子翼转告，方子翼明白这是李汉按研究的方案执行，并未阻止，仍照常通报敌情动态。这次，虽然敌机逃去，友军和我们双方都未接敌，但我们确实摆了打的架势，许多战斗动作都做了，大家非常高兴。
1951年1月17日，刘亚楼命令：空4师10团团部率29、30大队进驻安东浪头基地，抓紧良机锻炼，批准方子翼容有指挥8机出战的指挥权。
1951年1月21日，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空战。上午， 雷达发现数批敌机在平壤以北沿铁路线活动，友军出动8机，方子翼令28大队8机出击。为了先于友军接敌，高度不足3000米李汉便出航过江，编队接近安州时，发现敌机在攻击清川江桥。一见敌机，李汉率队直向敌机冲击，结果陷入了20架F-84喷气式战斗机的重围，经过一番苦斗猛打，李汉率队迂回到4 架美机左侧，在距离400米处，用固定光环瞄准射击，将其击伤。 空军首长对初次空战的胜利非常重视，指出：“这次空战，证明年轻的中国人民空军是能够作战的，是有战斗力的。这是志愿军空军以后继续取得更大胜利的开端。”2月29日，李汉在空战中取得了击落、击伤敌F-84 喷气式战斗机各1架的胜利。
两次与敌交锋，我28大队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3架的战绩。揭开了空战之“谜”，以自己的英勇行动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为后续部队提供了宝贵的作战经验。正当10团战斗积极性高涨之时，刘亚楼令其返回辽阳休整，令空4师派12 团驻进安东浪头机场进行实战锻炼。一个月后，12团又奉命转回原地休整。
1951年3月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领导机关在安东（今丹东）成立。 受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双重领导。刘震任司令员，常乾坤兼任副司令员，沈启贤任参谋长。
同时，刘亚楼等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以最大努力加速组建新部队的步伐，自1950年11月至1951年5月，在空3、4师之后、又组建起歼击航空兵师2、6、7、9、12、14、15 、16、17、18师等10个师。强击航空兵有5、11师2个师。运输航空兵第13师。轰炸航空兵8、 10师两个师。
1951年6月22日，毛主席面示刘亚楼：“朝鲜战争可能出现停战谈判， 空军要抓紧时间参战，以求得战斗锻炼。新兵种初次参战不可能等到准备工作完全充分。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1951年8月18日，美军发动“夏季攻势”， 美空军开始执行以切断朝鲜北部交通线为目标的所谓“绞杀战”计划，企图摧毁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供应线。当时，侵朝美空军增加至19个联（大）队，作战飞机1400余架，空中活动十分猖狂。
为了粉碎美国空军的“绞杀战”计划，刘亚楼指示志愿军空军从1951年9月起，采取以师为单位轮番进入，由少到多，以老带新，新老结合，陆续参战。
在志愿军空军的积极打击下，美空军在鸭绿江和清川江之间的所谓“空中优势”受到了很大的削弱。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在1951年12月26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得不承认对交通线进行的空中封锁越来越困难了。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刘亚楼对空战战术十分重视。1951年11月至12月间，他在安东亲自摸索、研究和总结空战经验。参战部队每打一仗，他都参加战斗讲评会，与飞行员一起研究作战的经验、教训。发现大编队、大机群出战不灵活，敌我双方一接触，即被打散。因此，采取多批小编队，分梯次进入战区，集中兵力于一个空域，并力求保持4机或双机协同作战， 这样就灵活得多，也容易争取主动权。提出了“一域多层四四制”的空战战术原则。把解放军集中使用的优良传统科学地运用于空中作战，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年轻的中国空军经过“边打边建，边打边练，在战斗中锻炼成长”的艰苦道路。至1953年年底，空军的部队和装备已有很大发展，建成了一支由各种航空兵组成的有战斗力的空中力量。
刘亚楼生平
1910年4月8日（农历2月29 日）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桃澜区湘店乡大洋泉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初中文化，当过小学教员。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班、排、连、营长，支队、团政治委员，1932年任红军第4军第11师政治委员。长征中， 先后担任红一军团第2师政治委员、第1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教育长。1939年到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1941年9月参加苏联卫国战争， 被授予少校军衔；1943年夏，在苏军远东军区实习，为见习参谋。同时，对中国“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工作给予指导；1945年8月， 随苏联红军回到中国东北， 月底抵旅大。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5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1947年10月至1949年12月兼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刘亚楼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第一参谋长。1949年3月28日，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1949年10月25 日， 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1965年5月7日15时15分，逝世于上海华东医院，终年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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