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5日，白介夫按照中央部署，开始从延安徒步向东北地区进发。“这是党中央做出的战略部署，我们是首批赴东北的干部，林枫是负责人，他原来是晋西北解放区的负责人。”白介夫说，多数干部都是从延安派过去的。大概有万名干部从全国各解放区前往东北，延安则是派出干部最多的。

　　行程数千里的跋涉，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这段路白介夫整整走了两个月。“我们走了很长时间，在张家口，看到张家口火车站有火车，但兵荒马乱已经没有铁路职工了，于是就想自己开火车，省点脚力进东北。”结果这些延安来的干部自己当司机，没有煤找了很多木柴烧，整整折腾了一晚上，火车也没走出去两公里，铁路从张家口出来就是上坡，最后火车竟然自己倒回来了。这事成了白介夫多年后回忆的一个笑谈。他进入沈阳城的时候还是和苏联红军住在一起，《辽宁日报》(后来叫《东北日报》)工作，他是最早的创始人之一。

　　他说，中央非常有远见，在日本投降以前就有意识地调集了很多干部在延安培训，准备占领东北。当时，华北地区根据地已经连成片，而东北大片地区没有解放。现在看来，这个派干部进入东北的部署对解放战争胜利有着深远的影响。两个月后，随着苏联红军撤离东北，白介夫戴着瓜皮帽，扮成一个商人离开了沈阳。1946年，白介夫告别了自己热爱的新闻事业，开始从事基层地区的党政工作。

　　时光荏苒，1972年，已经到北京工作的白介夫从干校调回中科院系统，这一年他接到一个重要的出访任务，影响了其后30多年的观念。这一年，他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副团长出访英美等国家，这个代表团也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前，第二个访美的代表团。 “临走之前，我记得周总理特意对我们交代，要关注一下西方国家环保方面的技术、做法，看看对我们有没有借鉴意义。那时候，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环保’这个词。”这句嘱托，他牢记了30多年。他说，周总理是新中国最先提出关注环保的人，在1972年那种环境中这样关注环保问题，体现了伟人的远见卓识。后来，白介夫从美国回来后就特别关注太阳能等绿色环保能源的应用问题，在北京后来还组建了专门的太阳能研究所。白老欣慰地说，当时全国只有3个人是在国外研究过太阳能的，其中一个就被挖过来当了所长。

　　白介夫会同高校专家制定自考制度，该举措成为中国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1976年的夏天，白介夫主管北京的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工作。“我们当时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给北京的学校修理桌椅板凳和门窗。”白老笑着说，“文革”结束后，大伙发现教育设施破坏得比较厉害，让孩子们上学首先得把学校的设施恢复。

　　那个时候白介夫几乎每天都不能睡觉，晚上9点多下班，家门口必定围着二三十个小青年和家长，每天都说要政府解决上学读书问题。白介夫说，那时候大家都很着急，开了好多会，大家都在想办法，怎么让这些没有上学的青年也有升学的渠道。“我记得，有一次市里开会，一位市委教育部的同志提议说，让这些青年自学参加高考，我就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白介夫会后同北大、清华、人大等北京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一起商量，由这些高校组成了一个自学考试委员会，青年自学参加这个委员会的考试，通过的就可以继续升学。北京市当年最先推出的这个新举措后来成为中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考制度”至今还在为数以万计的青年升学成才提供另一条渠道。白介夫上世纪80年代亲手推动建立的北京职业教育体系，建立民办燕京华侨大学解决侨眷子女上学问题，到各省市“化缘”建成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这些也早已经融入北京市民的生活。

　　白老还说，当年他参与确定的天坛医院选址现在看来不够妥当，不应选在天坛公园边上，现在医院要搬迁很好，还公园历史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