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同田家英一起参加过党中央最高层次的，如1959年在庐山开的那样的会议。我也没有同他共同参加过哪个中央文件的起草。我记得他曾经找过我，大都是毛泽东关心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要他特意来问问我的。我和田家英的接触可以说大都是非工作性质的，但是我和他很熟。在我面前讲话也许他认为是最可不必顾虑的。在他心目中，我是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人。尽管我爱讲、爱写，但是他相信我懂得什么可讲、什么不可讲，懂得讲各种话的分量。相信我不会给他制造任何麻烦。还有一条当然是更主要的，那就是我们谈起话来很投机，彼此有气味相似的地方。

　　我写怀念田家英的文章，也许应先从他在四川一个中药铺当小伙计时如何从钱箱中偷钱讲起。田家英告诉我，他偷钱的办法是“就地取材”。药铺有的是黏性很强的膏药，他就把膏药抹在竹竿上，从钱柜的缝里伸下去，粘到钱往上提，不论硬币纸币都可以取出来。讲这个故事，也许有人会认为是对死者的不敬，但是我认为田家英自己并不隐讳讲这些事情。一个年轻人给老板捣捣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故事可以表现出那时的田家英是一个又聪明又调皮的青年。

　　此外，我少不了要写我们对陈伯达的议论。这段回忆我倒能写出一些有历史价值的内容来。陈伯达的虚伪是我们两人非常看不惯的。

　　我自己在和陈伯达的第一次交往中就领教了陈的惊人的虚伪。那是1945年，陈伯达写了一篇很长的题为《中国近代地租概说》的文章，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连载。我发现其中有错误，就写信批评陈。陈约我去杨家岭他住的窑洞。一见面就说他自己没有学好《资本论》，我的那封信对他是最大的鞭策、最大的教育，是他终身难忘的。可是后来出书，翻开一看，一个字都没有改，使我十分吃惊。田家英对陈伯达的不满比我还要强烈得多。他对陈伯达在毛泽东面前的虚伪表现尤为不满。他举了不少这方面的例子。田家英对陈伯达所谓的农村调查十分鄙视。他说陈打着重视农村调查的旗帜，可是舒舒服服住在城市的招待所里，派人去调查，自己听听汇报，同时装模作样到下面走一走，随后就发表长篇报告，提出一套一套的建议。田说陈不是真调查，而是去琢磨毛泽东的思想动向，搞一些材料，写一些文章去迎合。田说陈伯达有时也会猜错毛主席的思想而倒霉、挨毛主席的批评，但陈又有本事挽救回来。后来我去天津，那时陈伯达作小站调查，亲眼看到田家英所说的陈伯达式的调查。陈住在天津遵义道的别墅里，我去时他正在给大家大讲佛学，没有讲自己调查中得到的结果。

　　后来，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有种种苦恼。田家英对这种苦恼有他自己的表达方式，他常常用一些诙谐的语言，讲他在毛身边的一些故事。他讲了一些自己干的、令人吃惊的调皮捣蛋行为，讲得似乎很开心，但我又觉得他心情颇为沉重。

　　他对江青的不满，在我面前也似乎没有顾虑地发泄。有一次，他说了一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这妖孽指的就是江青。我不知道这样的话他是否还对别人说过。他明白，用不着交代，这样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对别人讲的。建国以后，江青在中宣部做电影处处长，我和她常在一起开会。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贵夫人，不像革命者。我也知道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后对这位继母很不满意，因此受到一些“同志”的帮助。我同情毛岸英，但听田家英这样说她，我不由得有些担心。

　　我相信田家英一定把事情的本质看得很透彻，但是他又总是用滑稽的态度去表现他这种惊人的观察。

　　因此，当“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看到陈伯达当了“文革”小组组长、江青当了小组顾问，我就想到了田家英，很替他担心。虽然那时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是我想总会比他好得多。

　　对田家英之死，我知道得很早，一听说他死了，我就知道一定是自杀身亡。我虽然很悲痛，但并不吃惊，因为田家英自杀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和他作对的人已经掌握了“文革”大权，而惟一有权力保护他的人，这时已经很不喜欢他，对他已没有什么感情了，他怎么还有活路？那时田家英不死，早晚也会在这个运动中被折磨死的。于是这个爱笑的、很乐观的人走上了绝路。

　　我算了一下，他逝世时的年龄不会超过四十五岁。于光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