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叶永烈长期从事现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本书详记了他在那些书中未能收进去的，许多从未披露过的生动真实的历史事件和细节、采访内幕，可读性很强。本报特摘选其中作者采访董边（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的田家英的夫人）的相关章节内容，以飨读者。

董边在家里叫田家英“田鸡”

1942年12月12日，在延安的一个普通的窑洞里，入夜，一盆炭火旁围着三个人。滚烫的红枣盛入三只搪瓷杯，三个人喜笑颜开，边吃边聊着，婚礼就这样进行着。

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朴的婚礼：除了新郎、新娘之外，唯一的“来宾”便是证婚人——党支部组织委员彭达章。枣子汤是“婚宴”上唯一的一道“菜”。

新郎、新娘都是中共党员、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政治组干部。新娘24岁，叫董边；新郎20岁，叫曾正昌，常用笔名田家英，后来以笔名闻世。他们的结婚手续极其简单。结婚的当天，董边给党支部书记周太和写了个纸条：“我和家英今天结婚，请组织上批准。”周太和看罢，微笑地朝她点点头，就算是表示批准了。

新房还没着落，怎么办？党支部书记主动让房。周太和原本和党小组长一起住一个窑洞，两人分别搬到别的地方去，腾出那窑洞，成了田家英和董边的“洞”房。

到了傍晚，消息传进同事王惠德的耳朵里。他走进窑洞，见到田家英和董边正在看书，似乎毫无结婚的迹象，将信将疑问道：“听说你们要结婚？”

田家英没吭声。董边答道：“哪有这回事，我们在工作呢！”说罢，照旧看书。王惠德信以为真，走了。待王惠德走远，田家英和董边这才忍不住大笑起来……

1989年9月16日下午，我应约去田家英夫人董边家。她住在一幢高层公寓里。客厅内一大排玻璃书橱，整整齐齐竖放着一本本书。

我在采访董边时，顺口问了一句：“在家里，你喊他‘家英’吗？”

不料，这句话引出她与田家英奇特婚恋的话题。“不，不，在家里我从来没有喊他家英。只有现在，跟别人谈起他，才说‘家英’、‘家英同志’。”董边说道。

“你在家里喊他什么呢？”我追问。

“喊他‘田鸡’！”她答。“‘田鸡’？！”

她哈哈大笑，笑了好久好久，把话题拉向那远逝的岁月……

赵世炎的姐姐给他开了去延安的介绍信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1月4日出身在四川成都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曾国融开中药店，母亲生了三子一女，田家英是最小的一个。田家英3岁丧父，12岁丧母，小康之家跌入了贫困的泥沼。才念了初中的他，在母亲病逝之后，不得不离开课堂，到药铺里当学徒。

失学的他，在帐子上挂起对联，表达自己的心愿：

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

1935年，只有13岁的他，开始向报刊投稿。他取了好多个笔名，田家英是他最常用的笔名。他在报上发表散文，也写点诗、小说及书评，得了一些稿费。他在14岁考入成都县立中学。15岁加入了“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共的外围组织，简称“民先”。

在加入“民先”不久，他便要求奔向那光明的所在——延安。中共早期领袖人物赵世炎之姐赵世兰，亲笔为他写了给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以及延安的介绍信。

15岁的田家英到了延安，几乎没有人知道曾正昌其人——他改名田家英了，而他的原名倒鲜为人知。后来，另一个也叫田家英的人进入延安。为了避免同名同姓带来的麻烦，那个田家英改名为陈野苹，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田家英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陕北公学是延安大学的前身。

在陕北公学学习才几个月，1938年2月，16岁的田家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田家英结束了学习，被组织上留在陕北公学工作。他最初的两项职务，便显示出他日后的特色：一是担任中共陕北公学总支秘书——他办事细致、认真，后来被毛泽东看中，毕生从事秘书工作；二是担任中国近代史教员——喜欢文史后来成为毛泽东和他的共同兴趣。

一年之后，田家英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了一年，留在那里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工作。

1941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室主任由毛泽东兼任，副主任为陈伯达。下设几个组，政治组组长为邓力群，国际组组长张仲实，等等。政治研究室成立伊始，从各处选拔研究工作人员，总共大约选了四十来人，其中有19岁的田家英。田家英分配在经济组，后来调往政治组。在那里，田家英结识了董边——她在政治组。

董边的回答逗得考官邓力群哈哈大笑

董边，这个1918年出生在山西五台山附近的姑娘，有着一番传奇经历：她的父亲是商人，“二掌柜”。母亲一连生了两个女儿。她的父亲非要儿子不可，讨了小老婆。这时，她的母亲又怀孕临盆了。当时山西农村习俗，生孩子时蹲在尿盆上分娩。一看生下来的又是个丫头，母亲失望了，不要这女孩。幸亏给隔壁崔大妈知道了，从尿盆里救起这女婴。崔大妈说：“丫头也是人呀！”这个女婴便是董边！

不过，由于在尿盆里受凉，被崔大妈救起后放在炕上也没人理会，女婴挨冻，从此落了哮喘。直至今日，哮喘仍折磨着董边。

因为是丫头，董边从小就受气，母亲也受气。董边发誓要为妇女争气。她的两个姐姐小学毕业后，就嫁人了。她在村里没念完小学，却一定要到城里上高小。父亲不答应，她就在家里绝食。父亲只得送她到忻县县城里读高小、初中。后来，她还到太原女子中学念高中。

太原毕竟是山西省会，使她的眼界大开。她开始读胡愈之夫人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杂志，读《世界知识》、《东方》杂志，思想日趋进步。后来，她到山西临汾，投奔八路军办事处。当时担任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女生队长的，是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

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1938年1月，董边被分配到山西前线作战。她随部队过了黄河，进入延安。邓颖超大姐把她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4月，她在陕北公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3月，她被调到女子大学学习了一年。毕业后，在那里的干部处工作。跟她一起工作的有叶群、余文菲（后来成为陈伯达的第二个妻子）。

　　1941年7月，延安中央研究院建立（前身为马列学院）。董边和叶群、余文菲、夏鸣、诸有仁（陈伯达当时的妻子）等一起去报考。她们来到了考场——杨家岭大礼堂。

除了笔试，还有口试。董边口试时，居然逗得考官都哈哈大笑。

考官乃马列学院教务长邓力群，他问：“你看过《红楼梦》吗？”

董边答：“看过。”

邓力群问：“你最喜欢《红楼梦》里哪一个人物？”

董边答：“我喜欢贾宝玉！”

考官一听，忍不住笑了。笑毕，邓力群又问：“你为什么喜欢贾宝玉，不喜欢林黛玉呢？”

董边答：“因为贾宝玉反对封建，林黛玉哭哭啼啼！”

结婚前，董边和家英“约法三章”

不久，董边跟叶群、夏鸣、余文菲等一起考入中央研究院。三个月后，她被调入刚刚成立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分配在政治组。这时，她认得了田家英——不过，大家都喊他外号“田鸡”，也有叫他“田儿”。她竟因此叫惯他“田鸡”！

至于她给他写信，则写成“田基”。那时候，田家英已经结婚。

田家英最初的妻子叫刘成智，是他在成都读中学时的同学，一起搞抗日救亡运动，并奔赴延安。到了延安，田家英在马列学院工作时，和刘成智结婚。婚后一年多，彼此的性格不融洽，感情产生了裂痕。刘成智主动提出与田家英离婚。

田家英陷入了苦闷之中。那时，刘成智和董边都喜欢跳舞。跳完舞，董边和研究室的女同事送刘成智到田家英住的窑洞里去。但是，刘成智还是走了。

组织上知道田家英思想极度痛苦，派人去劝慰。董边跟他在同一个组工作，就派董边去！

于是，董边奉组织之命，前去看望田家英。一进窑洞，田家英正在闷闷地抽烟。董边一闻到烟味儿，就像刷钢板时闻到汽油味似的，连连咳嗽起来，田家英赶紧掐灭了烟头。“去跳跳舞吧！”董边见田家英如此孤独，想用跳舞使他驱除烦恼，说道：“好多人在那里跳舞呢，多热闹。我是个跳舞积极分子。”

不料，田家英蹦出一句话：“跳啥子舞？顶肚皮罢了！”

董边哈哈大笑。笑罢，又跟他争论起来，说他这是“侮辱跳舞！”

这样，奉命做田家英思想工作的董边，无意之中跌入了爱河！虽然田家英结过婚，虽然董边比他大四岁，彼此都不在乎。两颗心越挨越近，他俩决定结婚。

董边说，她与田家英的婚礼虽然那样的简朴，没有任何排场，没有金钱和美貌的交易，然而有的是赤诚，是真正的爱情。婚前，董边曾郑重地向田家英提出三条“夫妻公约”：

第一，一切为了进步；第二，两个人的事，女方做主；第三，不能因日后分开工作（在战争岁月夫妻分在两地工作是常有的事）而感情破裂。

田家英一口答应了。后来，他俩果真都信守这三条———他俩的“夫妻公约”。

分别三年，田家英接到董边的信泪眼模糊

董边对刘成智也不介意，曾与田家英一起去看望她———她在枣园医务室工作。

结婚后，董边头一回使用“夫妻公约”所“赋予”的权力，即第二条，“两个人的事，女方做主”。那是因为董边怀孕了，她不要这个孩子。战争年月，只有首长及烈士的孩子才可能由保育员带养。通常，女同志生孩子，组织上就让她在家带孩子。董边不愿意放弃工作，决计不要孩子。田家英虽然心中很想要个孩子，但还是服从“约法三章”。

1944年6月，临产的董边住进中央医院。跟她住在一起的一个产妇，是枣园乡西沟村村长的媳妇，叫吴桂花。吴桂花已生了四个孩子，都没有成活。这回生第五胎，生下来又死了，吴桂花正哭哭啼啼。

董边决定把小孩送给吴桂花，对她说：“不管我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都给你！”

“给我了？！”吴桂花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一言为定！”董边用很坚决的口气说道。

吴桂花的丈夫来了。她的丈夫一听，自然喜出望外。不过，他还是有点顾虑，问董边道：“你真的不要孩子？孩子长大了，你也不要？”

“口说无凭，立字为据！”董边说道，“我可以写一张永远不要这个孩子的字据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