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马健翎
发布时间：2009-12-18 14: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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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天使
马健翎先生对于今人来讲，可能已经有些陌生了，但一提起他的
诸多戏剧作品，人们当会感受到他的分量，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现
代戏《血泪仇》、《穷人恨》、《中国魂》、《十二把镰刀》、《大
家喜欢》等就出自他的手笔，而至今仍是多家剧团经典保留剧目的《
赵氏孤儿》、《窦娥冤》、《游西湖》、《游龟山》、《四进士》、
《回荆州》等传统戏，更是经过他和他的创作集体的悉心删改，才生
命鲜活，久演不衰。有人说马健翎的戏剧成就，重在对诸多传统历史
剧的重新打造和整理改编，其现代戏由于趋时随世，时过境迁，已成
昨日黄花，我以为恰恰是对现代戏的开创性贡献，才更加奠定了马健
翎作为戏剧大家的不朽历史地位。在民族现代戏曲初创阶段，曾经出
现过把朱德总司令当“大花脸”装扮，毛泽东当“红生（红胡子）”
装扮，周恩来也是戴着诸葛亮式的“黑三绺”，摇着“鹅毛扇”。想
咱们的“朱总司令”扎一身大靠，挥一条马鞭，出场先威风凛凛地“
哇呀呀”喊叫一通，然后将胡子来回摆扎几番，拿腔卖调地自报家门：
“俺——总司令朱德是——也！”那是怎样一种滑稽幽默的场面，据
说连宽厚的朱总司令听说后都笑出了满眶眼泪。而马健翎创造的现代
戏，一开始就注重对生活的真实模仿与提炼升华，不仅具有生活的原
汤感，并且注重“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美学把握，最终发展成为让
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现代戏曲艺术。因而，在中国现代戏曲史上，怎
么强调马健翎的功绩和地位都是不过分的。
马健翎1907年生于陕北米脂的一个飘着书香的贫民家庭，父亲做
过多所学校的教员，后因主张“革政治，雪国耻，废八股，办新学，
讲白话，反迷信，以教育学生”，遭旧士绅攻击而去职。兄长做党的
地下工作，遇叛徒告密而就义。二哥与妹妹也都做着与社会进步相关
联的事，这给马健翎的成长环境营造了极其特殊的氛围。加之米脂这
个出产美人的地方，商业活动特别发达，演艺市场火爆，有时各类戏
班一月数次光顾，马健翎幼小的心灵便播下了丰富的戏剧种子。他不
仅陆续学会了多种乐器，而且还练就了一手讲故事的能力，而这个能
力对于戏剧创作来讲，可谓是最重要的“入辙”前提。由于在学生时
代就演“宣传进步主张”的“文明戏”，当教师后，又利用课堂阵地
和寒暑假外出从事相同活动，险些遭国民党逮捕。无奈之下，逃往北
京，一边在北大选修哲学、《诗经》和宋词元曲，一边广泛涉猎戏曲
精粹，不仅反复亲睹了梅兰芳等艺术大师的精彩表演，而且对其它剧
种的特色、形态也一一熟知起来。以至后来经人举荐，到河北清来县
（现属河南）任教时，已成为能自编自导自演“让观众泪流满面”的
抗日话剧的“戏剧多面手”了。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全国政治形
势急剧变化，“四处流浪”的马健翎很快回到陕北，应邀走上了延安
师范校长的岗位，先是领导学生组建了“乡土剧团”，由于好戏连台，
观者如潮，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紧接着，便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与
诗人柯仲平一道，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由此，一个民间“戏
剧爱好者”，便日渐走入绚烂壮阔的戏剧大家之路。
综观马健翎的创作，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延安时期（解放
前）的现代戏创作，二是西安时期（解放后）的传统戏改编与创作，
两个相对完整而又独立的单元，构成了马健翎丰富多彩的戏剧世界。
著名作家丁玲、文艺批评家周扬和许多老一代文艺家，都曾撰文评介
过马健翎的文艺创作功绩，有学者甚至这样肯定马健翎延安时期的创
作：“如果有人问，谁的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陕甘宁边区的生活，
我们的回答首先是马健翎。”无论是在生活视野还是历史视野上，马
健翎都对边区生活与波澜壮阔的政治军事斗争画卷，以及老百姓的精
神面貌和生存状态，提供了最鲜活的生命记忆。他的《中国魂》、《
十二把镰刀》、《血泪仇》、《大家喜欢》、《一条路》、《好男儿》
、《查路条》、《穷人恨》、《保卫和平》等剧的成功演出，不仅鼓
舞了抗日士气，对旧的统治也起到了摧枯拉朽的作用，连美国朋友斯
诺都几次对毛泽东讲：“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武器了，也没
有比这更巧妙的武器了。”这些剧目中的诸多片段，由于生活气息浓
郁，人物性格鲜明，且具有真实的感情力量，而成为盛演近七十年不
衰的“红色经典”。尤其是作品中始终如一的底层老百姓的生命呐喊
之声，引发了整个陕甘宁边区乃至所有解放区军民的情感互动，因此，
他被边区政府授予“人民群众的艺术家”称号。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由于柯仲平、马健翎和民众剧团的实践，
使善于由形象思维进入抽象思维、由点到面、由地方性上升到普遍性
的毛泽东，很快抓住了“你从哪儿来，从老百姓中来。你又往哪儿去？
到老百姓中去……（民众剧团团歌）”的“民众意识”，再结合他的
诸多调研和思考，发表了著名的“延座讲话”。老文艺家胡采曾回忆
说：“毛主席总结、研究、吸取了多方面的经验教训、情况和问题，
其中也包括民众剧团的经验在内，发表了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如果说战争时期他是以现代戏创作为主，那么和平时期则把传统
戏的创作改编放在了首位。两个时期虽然都有相互交叉的创作式样存
在，但总体看，侧重点是异常显明的。在解放区，他的创作特别贴近
生活，注重反映当下现实；而全国解放后，则趋向于历史传承与推陈
出新。这是在“战争”与“和平”条件下同时推动戏剧进程的不同方
式，也是一种目标高远的民族戏曲建设思维和心态。在西安，他先后
对秦腔《四进士》、《游龟山》、《游西湖》、《窦娥冤》、《赵氏
孤儿》等一大批传统戏，进行了“旧瓶装新酒”式的梳理改编，这在
今天看来，都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创新工程。由于传统戏在观众心目中
深入持久的积淀和影响，如何保留精华，去其糟粕，便是一件需要十
分谨慎的事。马健翎对传统之审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好象一个
考古学者，一个珍爱古董者，在发掘一件珍贵的古物，小心翼翼地惟
恐它受到一点损害。”正是这种特别的珍爱和呵护，才使他的“发掘”
每每能化腐朽为神奇，最终获得观众与戏剧史的深切认同，不似今日
的某些“传统改编”，已在解构、颠覆和“借壳生蛋”中把精华葬送
殆尽了。马健翎的创作实践所留下的最宝贵经验是：戏曲必须走大众
化的路子，既要反对庸俗，更要反对一味的雅化，戏曲史上“花雅之
争”的“雅部”败北，已有前车之鉴。马健翎每次将剧本创作完稿后，
先要拿去给炊事员们念，如果这些人听不懂或者不喜欢，他就会反复
修改，直到他们点头为止。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健翎的成功，很重要
的来自于他对民族戏曲本质的谙熟与圆通，如果只是寻求在剧坛上的
怪叫一声，从而招徕一阵热炒，混个圈内“脸儿熟”，恐怕他的创作
与改编实践，早就随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含冤去世而灰飞烟灭了。
马健翎不仅在艺术创作上独领风标，而且在艺术管理上也匠心独
具，功莫大焉。他1941年从柯仲平手中接过民众剧团大旗，1949年率
团奉调进入西安，尽管当时身兼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陕西
省作家协会和戏剧家协会“双料主席”，以及其它诸多职务，但他始
终把根扎在民众剧团（1949年更名为西北民众剧团），在他看来，惟
有“扎扎实实搞戏才是本行”。即使后来上面对他有更高的升迁动议，
他都婉言谢绝了，甚至连省作家协会主席一职也主动申请辞去，把全
部精力都用在了戏剧创作和管理上。马健翎的“管理经”与今天最时
髦的“现代管理学”比较，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妙，其核心是“先把人
拢到一起”，这种人才观，不仅把西北五省区的众多戏曲精英“抟在
了一堆”，而且还把远在福建的著名国画家蔡鹤洲、蔡鹤汀兄弟都吸
引来为剧团“画布景”了。二是“观众不买账啥都不顶”。这不仅是
一种创作指导思想，更是一种市场经营理念，正是这种理念，才使诸
多作品具有了经久不衰的传承品质。三是“一棵菜精神”。所谓的“
一棵菜”，就是一台戏的演出要像一棵完整的大白菜那样有向心力，
偕同力和协调性，这不正是现代管理学说得云山雾罩的团队精神吗？
马健翎把舞台艺术中的演艺“验方”，用作团队管理，不仅形像明了，
而且朴素实用。始终把各种艰深的理论转化为深入浅出的朴素实践，
这便是马健翎获得创作与管理双丰收的根本经验。加之他真正的爱戏、
懂戏、用生命营养戏的情怀与精神，最终把一个“十几个人、七八条
枪”的“乡土剧团”，带到了集研究、教学与示范演出于一体的“西
北秦腔最高学府”的艺术高地。
马健翎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他的百岁诞辰日趋临近，面对
这样一位戏剧巨人，我们深深感到学习、传承、借鉴、纪念的迫切和
重要。几乎是自发的，近百名艺术家和管理者捐了款，大家的共同愿
望是，给马健翎塑一尊像。大家普遍觉得，尤其是在今天，给富有开
拓精神、创新精神、吃苦精神、淡薄名利精神和民众精神的马健翎塑
像，具有特别的时代价值和意义。马健翎昔日的文学秘书、今日的国
家著名导演陈薪伊在上海听说后，先带头慷慨解囊一万元。著名表演
艺术家李瑞芳，更是感念师德风范，以两万元巨资推动雕像落成。陕
西省戏剧家协会、作家协会都以特别的方式，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一
道，将共同的创始人马健翎，永久性地树立在了这块滋养过他、他又
深情反哺过的大地上。马健翎是无愧的戏剧大家，更是大家永远的马
健翎。
（陈 彦）
诸多戏剧作品，人们当会感受到他的分量，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现
代戏《血泪仇》、《穷人恨》、《中国魂》、《十二把镰刀》、《大
家喜欢》等就出自他的手笔，而至今仍是多家剧团经典保留剧目的《
赵氏孤儿》、《窦娥冤》、《游西湖》、《游龟山》、《四进士》、
《回荆州》等传统戏，更是经过他和他的创作集体的悉心删改，才生
命鲜活，久演不衰。有人说马健翎的戏剧成就，重在对诸多传统历史
剧的重新打造和整理改编，其现代戏由于趋时随世，时过境迁，已成
昨日黄花，我以为恰恰是对现代戏的开创性贡献，才更加奠定了马健
翎作为戏剧大家的不朽历史地位。在民族现代戏曲初创阶段，曾经出
现过把朱德总司令当“大花脸”装扮，毛泽东当“红生（红胡子）”
装扮，周恩来也是戴着诸葛亮式的“黑三绺”，摇着“鹅毛扇”。想
咱们的“朱总司令”扎一身大靠，挥一条马鞭，出场先威风凛凛地“
哇呀呀”喊叫一通，然后将胡子来回摆扎几番，拿腔卖调地自报家门：
“俺——总司令朱德是——也！”那是怎样一种滑稽幽默的场面，据
说连宽厚的朱总司令听说后都笑出了满眶眼泪。而马健翎创造的现代
戏，一开始就注重对生活的真实模仿与提炼升华，不仅具有生活的原
汤感，并且注重“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美学把握，最终发展成为让
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现代戏曲艺术。因而，在中国现代戏曲史上，怎
么强调马健翎的功绩和地位都是不过分的。
马健翎1907年生于陕北米脂的一个飘着书香的贫民家庭，父亲做
过多所学校的教员，后因主张“革政治，雪国耻，废八股，办新学，
讲白话，反迷信，以教育学生”，遭旧士绅攻击而去职。兄长做党的
地下工作，遇叛徒告密而就义。二哥与妹妹也都做着与社会进步相关
联的事，这给马健翎的成长环境营造了极其特殊的氛围。加之米脂这
个出产美人的地方，商业活动特别发达，演艺市场火爆，有时各类戏
班一月数次光顾，马健翎幼小的心灵便播下了丰富的戏剧种子。他不
仅陆续学会了多种乐器，而且还练就了一手讲故事的能力，而这个能
力对于戏剧创作来讲，可谓是最重要的“入辙”前提。由于在学生时
代就演“宣传进步主张”的“文明戏”，当教师后，又利用课堂阵地
和寒暑假外出从事相同活动，险些遭国民党逮捕。无奈之下，逃往北
京，一边在北大选修哲学、《诗经》和宋词元曲，一边广泛涉猎戏曲
精粹，不仅反复亲睹了梅兰芳等艺术大师的精彩表演，而且对其它剧
种的特色、形态也一一熟知起来。以至后来经人举荐，到河北清来县
（现属河南）任教时，已成为能自编自导自演“让观众泪流满面”的
抗日话剧的“戏剧多面手”了。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全国政治形
势急剧变化，“四处流浪”的马健翎很快回到陕北，应邀走上了延安
师范校长的岗位，先是领导学生组建了“乡土剧团”，由于好戏连台，
观者如潮，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紧接着，便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与
诗人柯仲平一道，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由此，一个民间“戏
剧爱好者”，便日渐走入绚烂壮阔的戏剧大家之路。
综观马健翎的创作，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延安时期（解放
前）的现代戏创作，二是西安时期（解放后）的传统戏改编与创作，
两个相对完整而又独立的单元，构成了马健翎丰富多彩的戏剧世界。
著名作家丁玲、文艺批评家周扬和许多老一代文艺家，都曾撰文评介
过马健翎的文艺创作功绩，有学者甚至这样肯定马健翎延安时期的创
作：“如果有人问，谁的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陕甘宁边区的生活，
我们的回答首先是马健翎。”无论是在生活视野还是历史视野上，马
健翎都对边区生活与波澜壮阔的政治军事斗争画卷，以及老百姓的精
神面貌和生存状态，提供了最鲜活的生命记忆。他的《中国魂》、《
十二把镰刀》、《血泪仇》、《大家喜欢》、《一条路》、《好男儿》
、《查路条》、《穷人恨》、《保卫和平》等剧的成功演出，不仅鼓
舞了抗日士气，对旧的统治也起到了摧枯拉朽的作用，连美国朋友斯
诺都几次对毛泽东讲：“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武器了，也没
有比这更巧妙的武器了。”这些剧目中的诸多片段，由于生活气息浓
郁，人物性格鲜明，且具有真实的感情力量，而成为盛演近七十年不
衰的“红色经典”。尤其是作品中始终如一的底层老百姓的生命呐喊
之声，引发了整个陕甘宁边区乃至所有解放区军民的情感互动，因此，
他被边区政府授予“人民群众的艺术家”称号。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由于柯仲平、马健翎和民众剧团的实践，
使善于由形象思维进入抽象思维、由点到面、由地方性上升到普遍性
的毛泽东，很快抓住了“你从哪儿来，从老百姓中来。你又往哪儿去？
到老百姓中去……（民众剧团团歌）”的“民众意识”，再结合他的
诸多调研和思考，发表了著名的“延座讲话”。老文艺家胡采曾回忆
说：“毛主席总结、研究、吸取了多方面的经验教训、情况和问题，
其中也包括民众剧团的经验在内，发表了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如果说战争时期他是以现代戏创作为主，那么和平时期则把传统
戏的创作改编放在了首位。两个时期虽然都有相互交叉的创作式样存
在，但总体看，侧重点是异常显明的。在解放区，他的创作特别贴近
生活，注重反映当下现实；而全国解放后，则趋向于历史传承与推陈
出新。这是在“战争”与“和平”条件下同时推动戏剧进程的不同方
式，也是一种目标高远的民族戏曲建设思维和心态。在西安，他先后
对秦腔《四进士》、《游龟山》、《游西湖》、《窦娥冤》、《赵氏
孤儿》等一大批传统戏，进行了“旧瓶装新酒”式的梳理改编，这在
今天看来，都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创新工程。由于传统戏在观众心目中
深入持久的积淀和影响，如何保留精华，去其糟粕，便是一件需要十
分谨慎的事。马健翎对传统之审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好象一个
考古学者，一个珍爱古董者，在发掘一件珍贵的古物，小心翼翼地惟
恐它受到一点损害。”正是这种特别的珍爱和呵护，才使他的“发掘”
每每能化腐朽为神奇，最终获得观众与戏剧史的深切认同，不似今日
的某些“传统改编”，已在解构、颠覆和“借壳生蛋”中把精华葬送
殆尽了。马健翎的创作实践所留下的最宝贵经验是：戏曲必须走大众
化的路子，既要反对庸俗，更要反对一味的雅化，戏曲史上“花雅之
争”的“雅部”败北，已有前车之鉴。马健翎每次将剧本创作完稿后，
先要拿去给炊事员们念，如果这些人听不懂或者不喜欢，他就会反复
修改，直到他们点头为止。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健翎的成功，很重要
的来自于他对民族戏曲本质的谙熟与圆通，如果只是寻求在剧坛上的
怪叫一声，从而招徕一阵热炒，混个圈内“脸儿熟”，恐怕他的创作
与改编实践，早就随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含冤去世而灰飞烟灭了。
马健翎不仅在艺术创作上独领风标，而且在艺术管理上也匠心独
具，功莫大焉。他1941年从柯仲平手中接过民众剧团大旗，1949年率
团奉调进入西安，尽管当时身兼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陕西
省作家协会和戏剧家协会“双料主席”，以及其它诸多职务，但他始
终把根扎在民众剧团（1949年更名为西北民众剧团），在他看来，惟
有“扎扎实实搞戏才是本行”。即使后来上面对他有更高的升迁动议，
他都婉言谢绝了，甚至连省作家协会主席一职也主动申请辞去，把全
部精力都用在了戏剧创作和管理上。马健翎的“管理经”与今天最时
髦的“现代管理学”比较，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妙，其核心是“先把人
拢到一起”，这种人才观，不仅把西北五省区的众多戏曲精英“抟在
了一堆”，而且还把远在福建的著名国画家蔡鹤洲、蔡鹤汀兄弟都吸
引来为剧团“画布景”了。二是“观众不买账啥都不顶”。这不仅是
一种创作指导思想，更是一种市场经营理念，正是这种理念，才使诸
多作品具有了经久不衰的传承品质。三是“一棵菜精神”。所谓的“
一棵菜”，就是一台戏的演出要像一棵完整的大白菜那样有向心力，
偕同力和协调性，这不正是现代管理学说得云山雾罩的团队精神吗？
马健翎把舞台艺术中的演艺“验方”，用作团队管理，不仅形像明了，
而且朴素实用。始终把各种艰深的理论转化为深入浅出的朴素实践，
这便是马健翎获得创作与管理双丰收的根本经验。加之他真正的爱戏、
懂戏、用生命营养戏的情怀与精神，最终把一个“十几个人、七八条
枪”的“乡土剧团”，带到了集研究、教学与示范演出于一体的“西
北秦腔最高学府”的艺术高地。
马健翎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他的百岁诞辰日趋临近，面对
这样一位戏剧巨人，我们深深感到学习、传承、借鉴、纪念的迫切和
重要。几乎是自发的，近百名艺术家和管理者捐了款，大家的共同愿
望是，给马健翎塑一尊像。大家普遍觉得，尤其是在今天，给富有开
拓精神、创新精神、吃苦精神、淡薄名利精神和民众精神的马健翎塑
像，具有特别的时代价值和意义。马健翎昔日的文学秘书、今日的国
家著名导演陈薪伊在上海听说后，先带头慷慨解囊一万元。著名表演
艺术家李瑞芳，更是感念师德风范，以两万元巨资推动雕像落成。陕
西省戏剧家协会、作家协会都以特别的方式，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一
道，将共同的创始人马健翎，永久性地树立在了这块滋养过他、他又
深情反哺过的大地上。马健翎是无愧的戏剧大家，更是大家永远的马
健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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