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福建省建宁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5年5月5日《史料钩沉》第5期

记父亲生前二三事

江聿新（美）

承建宁政协文史办胡建平先生来函，并附王阿炳先生所写《抗战胜利五十年悼念督学江希志》一文，告以该文发表后引起社会各界反响，激发了百姓对江希志先生的崇敬之心和思念之情，希望我能将父亲生前鲜为人知的事情写一点出来，使父亲生前高风亮节的形象充分展现在世人面前，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坦白地说，1942年父亲被捕时我年龄尚小，详情不是很清楚。我只记得他是因“匪伪嫌疑”的罪名被关进县府监狱的，那时我刚在建宁念初中，有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时，在卫生院前面的那条街，看到几位士兵押解数名“人犯”去三元受审，我赫然发现父亲也在其中，当时心里好难过，不知所措地呆立街旁。

父亲被捕后，一家七口生活陷入了困境，那时母亲刚生下我最小的妹妹，坐月子期间的母亲不但没有进补，还不得不拖着悲伤虚弱的身子，下床煮饭洗衣，照顾六个幼小子女，以致没几天她也病倒了。同时，由于母亲奶水不够，初生的小妹饿的哇哇大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母亲只好忍痛将小妹送人，记得廖家来抱养小妹时，我们兄弟姐妹相拥而哭，紧紧抱住小妹不放，母亲的悲伤这时也强忍不住地爆发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生离”的悲痛！

父亲于1939年被调到建宁县政府任教育科督学，我们一家人也随同迁居建宁。父亲精于中医，在公余时间义务为病人治病，不收分文，渐渐名声远扬，求诊者众多。记得有一年冬天，有一病人家属半夜从20多里外的乡下匆匆赶到我家敲门，恳请父亲出诊，父亲立即穿衣起床，冒着严寒前往应诊，这种为人服务的精神，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敬佩的种子。直到拖着病体的父亲从三元无罪释放时，我家已负债累累，迫于生计父亲才开始收些诊金，但亦由病人随意支付，如遇贫困患者，不但免费治疗，经常还要代垫药钱。

父亲国学造诣很深，入狱前他曾在建宁初中教国文。当时我念初一，也是父亲的学生，记得他教五言长诗“孔雀东南飞”及诸如《三国志》等文言文课文时，风生水起、深入浅出，深深激发了同学们对“生僻难懂“之古文诗词的兴趣，让初中学生也能出神入胜地享受到妙趣横生的国学精髓，经常下课铃响了许久，同学们还不肯离开座位，不肯下课，要求父亲继续讲解下去，我还曾经好几次发现当时的校长高声铿先生也悄悄地在教室的窗外听得津津有味，连声叫好，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当时的同班同学有马希良、刘光炫、徐惠明、苏英娥等人现还健在，谅还记得此事。

父亲羁押期间有否受过刑讯，他从未提及此事，我们也就无从知晓了。但他出狱回家后疾病缠身、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却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事实。当时的父亲已经知道他自己已不久于人世了，曾经瞒着家人偷偷地写下一封遗书藏在他的一件旧西装背心的口袋里。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身体有所好转，可能也就忘了。有一天忽然降温，天气寒冷，我没有衣服穿，母亲将这件西装背心给我临时御寒，我才发现了这封“遗书”……当时的我年龄太小，不懂事，认为父亲尚还健在，留着这封“遗书”不吉利，于是仅将该信给大妹妹咸涓看后即烧毁了。我略记得信中大意为：自与母亲结婚十多年以来，东奔西跑、居无定所，但始终未让母亲过上安乐日子，深以为歉，原以为来到建宁可以远离日寇战火，可以过上安定生活，但岂知祸从天降，含冤入狱，数月来备受折磨，疾病缠身，恐来日不多，又不忍心将实情告诉已经担惊受怕的家人，只有自己默默承受，希望尽量多活一日，可多担负家庭重担一日。万一有一天支持不住了，希望母亲能尽一切力量，保证让我完成高中学业，以后能找到一个好工作替他挑起家庭的重担。最后的结语是：千言万语，生错时代，今生对母亲无以为报，但愿老天见怜，来世再做夫妻……一字一泪，不忍卒读。

父亲1946年8月2日病逝于福州，咽气时双眼睁得很大，也许是“死不瞑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