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为新文化运动的转折点，新思潮在五四运动中经历了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递嬗。陈独秀和《新青年》政治思想的激进化，则为启蒙运动之演变的重要表征。陈思想中久有社会主义倾向，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初，他就将人权说、进化论和社会主义归为欧洲近代文明的三大要素，并视社会主义为反对近代文明的欧洲最新文明。[27]陈思想中潜伏的社会主义倾向，在欧战终结后逐渐强化，终由法国启蒙思想而转向马克思主义。陈1919年的思想转向，以其对俄国十月革命之看法的转变为标志。4月20日，陈在《新青年》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文中一改其本年初对十月革命"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的批评，[28]而将20世纪俄罗斯社会革命，视为继18世纪法兰西政治革命之后又一"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29]
　　
　　　　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很快疏离了卢梭式的法国启蒙思想。此时，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理想已沦为过时的负面价值观念，而陈则由启蒙领袖转变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批判者。在1920年发表的《谈政治》一文中，陈已经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释自由民主问题。他强调，资本主义的发达，是由于资产阶级利用自由主义，自由贸易，自由兴办实业，自由虐待工人，自由集中资本，渐渐自由地造成了自由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国家。自由主义给劳动阶级带来的，则是枷锁和镣铐。因而切不可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强权主义有时可用以为善，自由主义有时亦可用以为恶。陈还批评了德国修正派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和俄国劳动专政的论调，在他看来，若不经过阶级斗争和劳动阶级统治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为资产阶级的专有物，也即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以压制劳动阶级的利器。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治和法律不可能消除社会罪恶，因而用革命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创造禁止一切对内对外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30]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使陈独秀不再相信民主的全民性。他认为，民主主义从前是资产阶级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是其欺骗人民而把持政权的诡计。在资本和劳动两阶级对立的现代社会，不可能有全民意志，只有阶级意志和党派意志。民主主义只能代表资产阶级的意志，而不能代表劳动阶级的意志。[31]
　　
　　　　陈独秀相信，社会主义取代民主共和，是人类社会进化史上新陈代谢之必然。共和政治在人类进化史上自有相当的价值，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大革命对于消灭欧洲亚洲的封建主义功不可没。但是共和革命后资本主义代封建主义而兴，并没有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封建主义时代只有最少数人享有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享有幸福，其表面上为共和政治，实际上为金力政治，多数人无缘获得自由和幸福。因而，社会主义必然代替共和政治，一如当年共和政治之代替封建制度。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定轨，中国也难以独异。由共和而社会主义并无一定的时序。西欧共和政治历时长久，原因在于其源远流长的代议制传统。而东方和西方不同，俄罗斯共和推翻封建仅半年即被社会主义所代替，可见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32]
　　
　　　　关于劳动阶级专政，陈独秀针对时人以"德谟克拉西"和"自由"反对劳动阶级专政的言论，而以经济平等的民主观念为劳动专政辩护。他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劳动者困苦而不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只有经济制度革命以后，一切劳动者都获得了自由，这才合乎"德谟克拉西"。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不劳动的资产阶级，全社会都成了劳动者，专政也就随之消亡了。[33]
　　
　　　　陈独秀改宗马克思主义以后，告别了自由主义的启蒙立场，而转向组建共产党的革命运动。随着陈的思想由启蒙而革命的转变，他亦从倡言无政党的"国民政治"转而主张革命政党的"开明专制"，从批判孔教的专制主义转而抨击老庄的放任主义。陈主张，"中国改造非经过开明专制的程序不可。"[34]非从政治和教育上实行严格的干涉主义，中华民族的腐败堕落将永无救治之日。中国唯一的希望，在于实行"开明专制"。而实行干涉主义的最大障碍，是国民性中源于老庄之虚无思想和放任主义的自由思想。[35]此时，陈不再抱持新文化运动之初呼唤"国民政治"的启蒙主张，他对国民的觉悟已丧失信心，而不再期待以启蒙为复兴中国之道。在他看来，中国人民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在产业和教育幼稚的时代，改革国家的责任若放在这种毫无知识、毫无能力、毫无义务心的人们肩上，等于民族的自杀。中国此时不但"全民政治"是空谈，就是"多数政治"也是痴想。因而他赞同罗素离华演讲《中国人到自由之路》中的观点：中国改革之初，需有一万彻底的人先行奋斗，改造政府。[36]
　　
　　　　关于政党，陈独秀也一改其反政党政治的大众民主观点，转而倡言苏俄共产党式的"政党改造"。他强调，政治离不开政党，"政党是政治的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一般人民虽然都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参与政治的权利，但实际上被选举的、直接处理政务的毕竟还是政党。因而政党不改造，政治决无改造的希望。罗素关于走苏俄之路的主张，被陈引为中国政党改造的方向："中国政治改革，决非几年之后就能形成西方的德谟克拉西……要到这个程度，最好经过俄国共产党专政的阶级。因为求国民智识快点普及，发达实业不染资本主义的色彩，俄国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了。"[37]陈上述政党改造的言论，发表于1921年7月1日，此时正是他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
　　
　　　　陈独秀政治思想由"共和民主"而"劳动专政"、"开明专制"的转变，表征着新文化运动的分化和流变。自此，陈和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与胡适等北大自由主义盟友分道扬镳。陈的"干涉主义"和"开明专制"的主张，损害了其启蒙领袖的形象，并遭致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的批评。朱在一封致陈的信中，指责其"人格破产"，并称其为"新式的段祺瑞"、"未来的专制魔王"。[38]陈独秀民主观念的转变，预示着五四启蒙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