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以后，做事情根据政治需要，不讲科学成了我们的特点。有人是真不懂科学，有人懂，却不敢讲反面意见。每场运动，都有一些知识分子紧跟形势，推波助澜。好多著名科学家出来论证，为什么亩产可以万斤，为什么要消灭麻雀，为什么在毛笔帽上刻个洞，接上自来水，就发出能洗碗的自制超声波。组织上要掌握每个人说过什么，想过什么，行为如何，是否忠于共产党。每个人的政治待遇，工作中的升迁，都赖于这种评价，于是千人一腔，万人一面，趋炎附势成为潮流。

在中国生长的人，顺应潮流比较容易，可对萧光琰来讲真是很困难！他常常找我讲他的不理解。不过萧光琰还是在努力跟上形势。他带着石油所的年轻人，到大连石油七厂，找到当时的总工程师张迁芳，了解工厂对科研工作的需求，想找到既有理论意义又有使用价值的题目。

与众不同

在那样一个大讲艰苦朴素的年代，萧光琰总是衣冠整洁，头发吹得一丝不乱，戴着金丝眼镜，英气焕发。这使他与众不同。他把美国的工作习惯也搬到中国，工作时要高效严谨，但不认为每天八小时都要高度紧张，必须劳逸结合。他的休息不是悄悄抽只烟，躲到哪里待一会儿，暗自偷点儿懒，而是认真地订出咖啡休息时间，饮茶休息时间。他觉得这是为了养精蓄锐，或在轻松的环境里进行业务交流。可当时的中国，萧光琰的这些做法被认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作风，让很多人看不惯。

萧光琰那时生活水准远远高于一般人。他夫妇俩待人真诚热情，家里招待客人，常常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橙汁、巧克力。当时对大多数人来讲能吃上水果已经是很奢侈了，萧光琰不仅经常吃水果，而且保留了一些他自己的习惯，有时还用酒精擦水果的皮进行消毒。这些事一经传开，群众中再加以渲染、夸张，就成了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时所里偏重应用科学。萧光琰觉得有些题目水平不高，便说有些题目根本就不是搞科研，是测试工作。他对别人工作这种过于直率的评价，也让一些科技人员感到不舒服。萧光琰说话有时充满书生气，有时非常幽默。在那个火药味很浓，大家都认真背口号的年代里，他常常被人误解。

他家阿姨老是蒸不好馒头，他就当成个科学问题来分析：有两个因素决定馒头是否能发好，一是温度，二是压力。都是用开水蒸馒头，可能温度没问题，那问题就出在压力上。于是他的解决办法是：在笼屉里放一个压力表，控制好压力，馒头肯定能蒸好。这其实是一个书生的玩笑，他从来也没让阿姨真在蒸笼里放压力表。但他说的这些话变成很多人的笑料。

那时都是半夜做豆腐，为了新鲜，一大清早卖豆腐的就开始敲梆子叫卖。萧光琰习惯晚上看书，常常睡得很晚，又经常失眠。每天一大早老是被敲梆子声吵醒，很懊恼，就开玩笑说，我真想把所有的豆腐都买下来，这样就不用再敲梆子了。他是用这种方法表示对大清早叫卖的不满，他绝对不可能真去买豆腐，可话一传出来，又成了批判他的把柄。

萧光琰喜欢跳舞。他大概觉得我这个年轻的“老干部”太土了，就不仅教我打网球，还希望我在其他方面也有所提高。他说：你应该好好学跳舞，跳舞时既可以听到优美的音乐，又可以活动身体。我那时很活跃，他一提到学跳舞，我也感兴趣。那时到周末，大连市的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民主人士都会集中在中苏友谊宾馆，那里可以看电影，可以打乒乓球，跳舞，小小的礼堂里还有文艺节目。

萧光琰和他的夫人是一对绝妙的舞伴，每次到了舞厅，当他们夫妇一下场跳，很多人就会停下来看。那时候不管干部当中，还是归国知识分子中都有一些很会跳舞的，但是像萧光琰夫妇跳得这么好的却很少。据说当时高层的干部？，跳舞已经很风行，但在中层干部中还刚刚开始。好多人都在追求着新的生活方式。萧光琰看到我跃跃欲试的样子，就说：你可以和我夫人学跳舞，没关系，她可以教你，只有女的才能教男的跳舞。因为男女的步伐不同。

萧光琰还说：你见面时或者告别时可以吻她，或者拥抱她。现在见多了，知道那不过是西方的礼节，可当时我认为很不可思议，从心里知道他和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

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过是增加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话内容，而他急切地把美国规范的实验室管理方法引入自？的实验室，则直接影响到他和周围一些科技人员的关系。他对下面的科技人员要求十分严格。

他曾说：有人做反应，连温度都不记录，这种试验将来不要说别人，就是自己都重复不了。如果不能把实验记录写好，就根本不要浪费这时间和试剂！失败了，找不出原因，成功了，重复不了，这不是完全在作无用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