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文甫先生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他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卓越的学术成就，均使其堪称一代宗师。在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本想写一篇全面阐扬他的风范、情操、道德、文章以及生平践履的文章，可惜我无此如椽巨笔，力不从心；加以近来心绞疼及心脏早搏频繁发生，不能久坐，不能用脑，不能写长文章，只好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写这篇短文，专门阐述嵇先生的学术地位，略表我对他的尊崇之情。 

概括地说，嵇先生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建设我国新史学的少数几位先驱者和奠基者之一，而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尤有其卓越和独特的贡献。 

嵇先生自幼即颖悟而勤奋。在家塾时期，就熟儒家经典。进入卫辉中学堂后，受知于清末民初河南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李时灿先生，得以熟读宋明理学诸子之著作。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受业于蔡元培、马叙伦诸先生，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都有深入的研究。当时陈独秀、李大钊诸先生正在北大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嵇先生亦受到初步洗礼。自此，均为嵇先生日后的学术成就奠定深厚的基础。尤其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926年底，嵇先生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受党的委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是嵇先生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后来虽因病于1928年元月提前回国，但这一年多的学习，却决定了嵇先生毕生的道路。诚如先生自己所说：“虽然因为病的关系，并没有把全部时间用于学习上，学的东西也非常有限，不过较之在国内的时候，却大为提高了一步。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虽说达不到精通或掌握的地步，但是，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革命的道路，总算有了些认识”；回国以后，所以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事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也是从这时打下了基础。”（转引自李道雨、李育安、翟本宽著《嵇文甫传略》，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7月第一版，第30—31页） 

1928年底，嵇先生定居北京。从1929年初到1933年初，在北大、清华、燕京、中国大学等校任教。四年当中，究竟讲过多少课程，写过多少论著，现在已无法精确统计。但仅从《嵇文甫文集》上卷所透露的情况看，可知至少讲过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社会思想、宋代哲学、明清思想史、清代思想史等课程；所撰论著至少有《中国社会史讲义》、《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哲学小史》、《周末社会之蜕变与儒法两家思想上的斗争》、《老庄思想与小农社会》、《“仁”的观念之社会史的观察》、《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宋儒学说讲稿》、《程朱论“仁”之阐略》、《对于陆、王学派的一种观察》、《17世纪中国思想史概论》。以上所列，都是从1929年到1933年所写，其中的大部分，也在此期间公开发表。最早者为《周末社会之蜕变与儒法两家思想上的斗争》，初刊于《北大学生》，后于1929年12月11、12日连载于北京《新晨报》；最晚者为《对于陆、王学派的一种观察》，发表于《哲学评论》四卷三、四期合刊上。除此之外，193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左派王学》实际上是1933年春嵇先生在北大所编《明清思想史讲义》的一部分，其写作年代也在1934年以前。 

由上述可知，嵇先生既讲授中国社会史，又讲授中国思想史；就中国思想史而论，则从先秦到清代，全面开花；所撰论著，既有中国社会史方面的，又有中国思想史方面的；就中国思想史而论，也是从先秦到清代，全面开花，年年都有精辟论著发表。就当时全国学术界的情况来看，能达到这样高度的，嵇先生是惟一的一人。这就是嵇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对中国新史学的建立和发展所做的贡献。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不妨把吴承仕、郭沫若、范文澜、杜国庠、侯外庐诸位前辈先生和嵇先生作一番对比。 

吴承仕先生是一位很值得钦敬的学者。他原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清末民初古文经学派的后劲。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期，吴先生任北京中国大学国学系系主任。对他的可敬之处，侯外庐先生在自己的回忆录《韧的追求》一书中，有三段论述，说得非常中肯，不妨照录如下。侯先生说：“我确知，自郭沫若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出中国古代存在奴隶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后，在当时已经取得较大成就的学者中间，只有为数很少的人愿意放弃自己固有的见解，固有的研究方法，重新学步，以求进入一个陌生的、然而是全新的认识领域。而公认有大成就的吴承仕先生，便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位”；“后来，我在太原看到过他主编的刊物《文史》，在当时的学术领域，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宣传新思想的阵地。抗战开始后，他坚持在敌后斗争，并且为民族、为实施他追寻来的真理，献出了生命。吴承仕先生真正是值得大家永远敬仰的学者”；“我常拿他与鲁迅先生比较，在太炎门下，有两位弟子通过全然不同的路程，殊途同归，都走向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1944年，我在写《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一书时，于章太炎思想的总结中，曾略述这一感想。”（转引自《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10月第1版，第38—39页）吴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令人钦敬的学者。但他的主要成就仍在经学方面。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思想研究方面，起步较嵇先生为晚。 

郭沫若先生为大家所熟知，无须多介绍。1930年，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称得上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这部书在1930年3月出版，其写作时间，自然在1930年前，书中个别篇章如第一篇第二章，也讲到《易传》中的辩证观念，但郭老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论著，如《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中所收各篇，写作时间均较嵇老的文章为晚。 

范文澜先生于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本科国学门，1917年毕业。在校期间，曾师从黄侃，精通群经与《文心雕龙》。从1922年起，先后在天津、北京各大学任教，并于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京津两地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抗日，并曾于1927年、1930年、1934年三次被捕。所著《群经概论》，于1926年由朴社出版，所编《水经注写景文钞》于1929年由朴社出版，所著《正史考略》于1931年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文心雕龙注》于1936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这说明范先生在政治上的进步是比较早的，而且积极投身革命斗争。但这些著作，仍没有脱离汉学家的道路。直到1939年他到延安以后，接受党中央的委托，撰写《中国通史简编》，才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这部书是第一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杜国庠先生是一位革命的老前辈，也是学术界的老前辈。《韧的追求》一书中，有不少段落提到他。现在抄录两段如下。“杜老对佛学、对朱熹、王阳明研究极深。特别是王阳明，杜老早年曾是阳明学说的信奉者，后来由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而参加中国革命实践，而最终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第320页）；“在我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出版前后（按：此书出版于1944年），有关中国思想史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问世者已有十余种之多，其中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赵纪彬的《论语研究》，杨荣国的《孔墨思想》。这些写作，见解虽不一致，但是都有研究上的独创，是很可贵的。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史研究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第27页）由此可见，杜老因忙于革命斗争，其中国思想史专著的出版时间也比较晚。 

至于侯外庐先生，据《韧的追求》所述，他于1923年在北京同时考入政法大学和师范大学，同时在两校就读，在政法大学攻法律，在师范大学读历史。1924年，由北大学生高君宇介绍，认识李大钊先生，又由李先生介绍认识北大青年教授陈翰笙先生。由于李、陈两先生的影响，他逐步信仰马克思主义。1927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同时翻译《资本论》。1930年回国，先到哈尔滨，在哈尔滨政法大学担任经济系教授，主要讲授《经济思想史》，在课堂上宣传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1932年春，回到北京，应聘为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同时在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兼课，主要仍是讲授经济学方面的课程。也就在这时，参加“左翼教师联盟”，出版左联组织的讲演会。既在课堂上，又在社会上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抗日。因此，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终于1932年12月11日被逮捕。后经多方营救，一直到1933年9月，才以“因病假释”的名义，被释放出狱。由此可知，在此阶段，侯先生是宣传马列、参加革命斗争。至于对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由正式于1934—1935年间开始。所以侯先生的几本大部头著作如《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都是在本世纪40年代初期和中期完成的。此外，1930年侯先生在哈尔滨政法大学任教时，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其中关于《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一章，曾由他的学生高锐铭译为俄文，想将它出版。但侯先生一直没有见到这个译本。一直到1934年，侯先生又将此书修改整理，在国际学社出版，这是侯先生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关于这部书的叙述，分见第28页和224页） 

我把这几位前辈与嵇先生对比，丝毫没有贬低他们的意思。他们的皇皇巨著都摆在那里，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地位，为大家所公认，他们都对建立我国新的历史科学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不过诸位前辈处境不同，各有千秋。我作这番对比，只是说明这个事实：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思想史，嵇先生是走在前列的人，对这门学科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然，嵇先生并未止步，以后30年中，锲而不舍，继续在这条道路上攀登，其结果便是近200万字的《嵇文甫文集》。对嵇先生之后30年的贡献，就非这篇短文所能论述的了。 

下面，我本来还想谈谈嵇先生为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思想史以及他在先秦诸子、宋明理学和清代思想等领域的精辟见解。但因体力不支，不能详述，只好谈一个问题，作为举例。 

这个问题就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究竟是“仁”还是“礼”。在本世纪40年代初期，郭沫若先生与侯外庐先生之间就存在分歧，一直到今天，90年代中期，匡亚明与蔡尚思先生之间仍存在分歧，并由此引起对孔子和儒家思想整体评价的分歧。这几位前辈都是大家，对他们的观点，我不敢妄作评论，只想说说嵇先生的看法。 

嵇先生在所著《“仁”的观念之社会史的考察》（1930年）、《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1934年）、《孔子思想的进步性及其限度》（1951年）、《关于孔子的历史评价问题》（1953年）、《春秋战国思想史话》（1958年）、《对孔子的一个简单看法》（1961年）等专著和论文中，都曾谈到这个问题。他的中心思想是孔子以“仁”讲“礼”，从而赋予“礼”以新意，“仁”是孔子的一个中心概念，而孔子的进步方面和保守方面都可以从这里看出来。这个中心思想，是在《春秋战国思想史话》一书中表达出来的。（详见《嵇文甫文集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184页）。下面我摘抄嵇先生的原文，分四个问题对这一中心思想加以阐述。 

1. 什么是礼？他说：“礼不仅是指冠、婚、丧、祭等的各种仪节而言，而实在是当时的一种道德规范，把当时社会中的等级关系和宗法关系具体表现出来。当时对于等级关系和宗法关系讲得很严格，也就是说把尊卑、贵贱、亲疏、厚薄，划分得很清楚。比如说：‘天子堂高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堂的高低有一定尺数，一看就知道是哪一个等级的堂。‘天子之妃之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随着身份地位的不同，对他的老婆的称呼也不同，甚至对于他们的死也有不一样说法。如此等等，规定得很具体，很明确，这都叫做‘礼’。一个‘礼’字，把当时整个社会秩序，社会关系，一切典章制度都概括了。”（《嵇文甫文集下》第182页） 又说：“古代的许多礼，特别丧礼和祭礼都不免带一种原始迷信的色彩。”（《嵇文甫文集中》第578页） 又说：“许多传统的‘礼’，最初是在一种神权思想和原始迷信的意味下被理解的——特别像丧礼和祭礼。”（《嵇文甫文集下》第34页） 

2. 什么是仁？他说：“甚么是‘仁’？照孟子的解释：‘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仁就是‘人’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换句话说，就是道所当然，人心所不容已，这正是孔子的中心思想。《论语》上就有一百零五个仁字，讲仁的就有五十八章，其注意这个‘仁’字，可以想见。所以《吕氏春秋》不二篇叙述各家宗旨，就很明确而扼要地说：‘孔子贵仁。’这是完全恰当的。”（《嵇文甫文集中》第577页） 又说：“什么是‘仁’？虽然讲法很多，但是我总觉得还是孟子讲得亲切中肯，即：‘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仁’就是‘人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换句话说，不‘仁’就是没有‘人心’，就不算‘人’。这样讲法好像笼统，其实最可以表达孔子学说的真精神。孔子的进步方面和保守方面都可以从这里出来。”（《嵇文甫文集下》第185页） 

3. 孔子怎样以“仁”讲“礼”？他说：“他（孔子）把‘敬鬼神’，把丧礼和祭礼，根本看成人的良心问题，是‘崇德报功’，而不是迷信，是‘人’的问题而并不是‘神’的问题，是‘心’的问题而并不是物的问题。例如古代有一种祭祀名叫‘蜡’，连什么猫啦，虎啦都祭祀，这分明是一种拜物教的遗迹。但孔子却说：‘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蜡之祭，仁之尽，义之至也’。（《礼记·郊特牲》）那怕是草木鸟兽，只要使用过它，得过它的好处，就要报答它。尽管对方完全不知道，甚至根本是无知之物，我也不辜负它的好处，也要尽自己的心尽自己应尽之道。一片真情厚意好心肠，所以说是‘仁之至，义之尽’。这里面一点原始迷信意味也没有了。又如，他的弟子宰予以为父母死了，守丧三年，时间太长了，主张缩短一下。他就诘问道：‘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那知宰予竟然很直率地回答道：‘安。’于是乎孔子老夫子只好说：‘君子之居丧也，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今汝安，则为之！’宰予吃了个没趣出来了，老夫子还恨恨不已地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予也，有三年之爱于父母乎？’按说呢，不行三年之丧似乎应该说是‘非礼’，可是这里直斥为‘不仁’，也就等于说，宰予没有人心，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啊！”“如上所述，丧礼，祭礼都是行其心之所安，自尽其为人之道。如此类推，一切礼也都行其心之所安，自尽其为人之道。这就是以‘仁’讲‘礼’，以人文主义的精神讲‘礼’。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离开‘仁’，‘礼’的真精神就失掉了。后来宋儒张横渠说：‘礼义三百，威仪三千，无一事而非仁也’。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礼’都是‘仁’的表现，都是从人心、人性中自然产生出来。这和孔子的讲法是很相符合的。”（《嵇文甫文集下》第185—186页） 

4. 以“仁”讲“礼”怎样既体现孔子的进步方面，又体现孔子的保守方面？他说：“把‘礼’归到人心、人性上，就使‘礼’得到一种新意义，从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上把‘礼’的尊严重新树立起来。孔子就是用这种办法来维护和恢复周朝的旧典，来挽救古代贵族统治的危机。这样，从一方面看，他以仁讲礼，高唱‘天地之性人为贵’，强调‘人’的尊严，从原始迷信，神权思想中，把人性解放出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显然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他拿古代贵族所制定的‘礼’来作为一般做人的标准，把人性规格化，违反了‘礼’，违犯了古代贵族所制定的‘人’的规格，就是‘不仁’，就是失掉‘人性’，就不算‘人’，这分明是以贵族性来冒称人性，极力为古代贵族统治作辩护，他的反动保守思想，从这里也显然暴露出来。”（《嵇文甫文集下》第186页） 

以上共摘引八段文字，其中五段引自《春秋战国思想史话》，这部书写成于1958年，出版于1961年，可算是嵇先生的晚年定论吧。当然，这也仅是嵇先生的一家之言。但是，我觉得：既然把孔子思想中“仁”和“礼”的关系讲清楚了，那么，孔子思想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不是也就讲清楚了吗？ 

以上仅只是从一个点上，即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嵇先生的学术活动而不是从他的全部学术活动中来评价他的学术地位，更不是对他的整个一生进行评价。如果对他的生平进行概括的话，那么，嵇先生的一生是追求光明与进步的一生，是潜心治学的一生，是诲人不倦的一生，是传播真理的一生。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和后人的心中。

时间:2002年9月10日 作者：姚瀛艇（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史学评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