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当我调入中宣部工作时，就和他有来往。开始他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以后又调到文化部出版局，“文革”动乱以后，直至他被派到商务印书馆，我一直都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是一位有造诣的学者，知识广博。他对出版编辑，深有研究。他读书很多，文史哲经，包括地理、国际与音乐，样样通晓。他是语言学家。他有多种著述问世，而且深受读者欢迎，他会英语，还会世界语，真是少有的一位才子。

　　“文革”中，他既是“走资派”又是“臭老九”，他受到无情的批判和折磨，但他不灰心。70年代初，周总理信任徐光霄，将徐放在国务院出版口，就是后来的国家出版局，徐为主要领导，他是有丰富经历的好同志。1972年以后，徐从干校调回几位老同志到出版系统工作，其中就有陈原。陈原作为国家出版局领导小组的成员，被派到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联合办事处（当时中华、商务合在一起）主持工作。但是，在那个年代他很难工作，一会儿“反回潮”，一会儿“批林批孔”，实际上斗争目标都是对着担任领导的老同志。

　　那时一有风吹草动，就把那些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老同志，再提出来重作批判。

　　出版系统的同志们还记得，在1974年，“四人帮”姚文元及其得力干将迟群，借助“燎原煤矿工人评论组”所谓对《现代汉语词典》（试行本）中一些概念的解析，是什么“尊孔崇孔思想”，横加批判和指责，其矛头就是针对着当时主持业务工作的陈原。陈原对那些胡言乱语，当然不服，任其大字报糊满全楼全宿舍，他愤而不怒，沉着气儿，不声不响。他有这样的长处，含而不露。任风吹雨打，我就是“岿然不动”。他默默地，继续抓他的业务。

　　当时大家觉得总是闹也不是办法，总要做些事。几年来好像什么书都不能出，在外宾来访时，客人送我们一部大词典，我们也只有回赠一本新华小字典！这种情况不时受到周总理的批评。于是在陈翰伯的发动下，就搞了一个出版词典的规划。这与陈原的想法一拍即合。当时就在商务印书馆由陈原主持，成立了词典规划小组，调集几位同志一起工作。1975年邓小平出来工作以后，有一段暂时安定的政治气候。此时国家出版局向国务院写了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会议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经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批准。会议就在1975年5月于广州举行。

　　会议由徐光霄主持，翰伯和我都是会议的领导成员。本来陈原也应是领导成员，但因“四人帮”有上述的作祟，会议又印发了那份所谓“尊孔崇孔”的材料，他被排斥在领导成员之外，他是何等心情可以想见。但他很有涵养，埋头工作，他出面抓规划分工与落实，十分认真。他与承担任务的省市出版单位的同志谈话，工作任务很重，非常辛勤。

　　如何编纂词典，以什么思想来编纂词典，在会议上发生了争论。一些人认为编写词典要强化阶级斗争观念，连桌子、板凳都要突出阶级斗争，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词条”，许多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由于当时形势，在会上没有展开争论，但在小组会上，还是有不同的声音，认为那些认识是错误的。陈原觉得那些同志很无知，认为他们的观点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但他不露声色。而我们常在一起议论，翰伯、陈原和我三人经常谈论这种观点，有时我们指着沙发，开玩笑地说，这些“走资派”能坐吗？干部、工人能坐吗？沙发不是资产阶级坐的吗？陈原乐不可支。

　　广州会议，落实了词书的出版规划。最后的报告，还经过在重病中的周总理批准。规划中的汉语词典，有几部大型词书，是必须保证的。《辞海》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由上海来搞的，已有成熟的稿本，应由上海修订后出版。还有三部词书工程较大，一是《汉语大词典》；二是《汉语大字典》；三是《辞源》的修订。翰伯、陈原和我三人，也有商量，翰伯除统管全局外，还偏重管《汉语大词典》，我分工去抓《汉语大字典》，陈原则负责《辞源》。《辞源》本来就是商务的任务，由他负责也顺理成章。但是也不那么简单，《辞源》由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四省区和商务共同负责。陈原要代表国家出版局在几个省中运作，工作也非常艰苦。事经九年，终于完成，取得正果。人们不会忘记吴泽炎先生，他协助陈原工作，他全部身心献给《辞源》，其功不可没。

　　陈原编纂辞典，有丰富的经验，他有一套系统的理论，如《划清词典工作中的若干是非界限》，这是他1977年在修订《辞源》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收在他的《出版文集》中。这篇讲话到现在，都可作为编写词典的教材。对编写辞典的原则，他作了理论的概括。他的讲话，语言丰富，逻辑力很强。那是10年动乱刚结束的一年，在这篇讲话中，他对“四人帮”的批判无比深刻，对其帮腔帮调，描绘得淋漓尽致。他说：“四人帮”的“帮八股”，我们可亲自感受多了。他们专横武断，抽换概念，胡言乱语，借古讽今，含沙射影无以复加。“在词典工作中‘帮八股’表现最突出的有三点：一、是言之无物，又长又臭；二、是穿靴戴帽，千篇一律；三、是弄虚作假，欺骗读者。”

　　陈原在出版工作中，另一贡献是组织出版外国学术著作。为中国读者介绍西方名著，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任务。建国以前，商务印书馆为此做过不少的工作。50年代，中宣部将翰伯调到商务印书馆主持工作，重要的一环就是要他领导外国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他到商务以后，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规划，包括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著作、资本主义各国启蒙时期的著作，以及近代、现代各流派的学说，列入规划达1614种，规模宏大。“文革”前出了一部分，但10年动乱，规划被迫停止。开始制定此规划时，陈原亦参与其事。70年代初，陈原被派进入商务，“文革”以后陈原就着力抓了这件工作。他清理了过去出版此类书的单行本，包括解放前商务出过的，经过整理，陈原定名为《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这套书涵盖西方古代以来至近代、现代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各个方面。他认为这许多书的作者，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段、一个思潮的先驱者、代表者，其影响不言而喻。这套书日积月累，到现在已经陆续出版了400多种，这不能不说陈原为此项重要工程的开辟和接力，做出了贡献。

　　1984年陈原已经调离商务，任命到中国语言文字委员会主持工作，但他仍在商务兼任顾问，他继续抓外国学术名著的规划。这年3月14日，胡乔木同志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小平同志提出要系统翻译出版外国学术名著，这次讲话的传达，引起出版界和知识界极大的震动。陈原代表商务印书馆连续召开学者和翻译家的会议，讨论商务重新制定规划，贯彻小平同志的批示精神。这时我已经由国家出版局调回中宣部工作，我参加陈原出面召开的会议，在这一段我的工作也主要是忙这件事。

　　小平同志谈到翻译世界名著时说：“这个工作很重要，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除了组织国内人力进行翻译，还可以在英国、日本、西欧分别成立编辑部，组织外籍华人和华侨中的学者进行这一工作，订立合同，稿费从优。”

　　陈原为贯彻小平同志批示，真是雷厉风行。他认为商务要把这件事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无可争议的任务，全馆上下都要明确这个任务的重要性，都要想办法去完成它。”为此，邀请学术界知名人士，多次议论，还在香山举行大型学术会议，讨论制定长期规划和如何具体选书和进行翻译。在商务印书馆内部，他调动全馆的同志，献计献策。

　　对于如何撰写西方学术名著的序文，陈原特别强调，对序文要提高质量。他认为要有学术性，“不要骂人，也不要吹捧，一定要有学术气氛。”对于西方现代学术，强调要严谨对待，在发行方式上也要讲究。写序文要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小平同志说：“政治问题上要维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他们的理论、思想观点，我们不替他们宣传。他们自己宣传什么，主张什么，我们不作评论，不同他们争论，更不要像过去那样公开地批评他们。是对是错，由他们自己去判断。”（小平同志1984年3月14日的谈话，在新出的《邓小平年谱》中已有记载。）

　　陈原做事非常认真负责，他不愧为知识界和出版界的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陈原走了，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的文化事业，为祖国的兴旺发达，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繁荣昌盛，苦心追求。他有如一头黄牛，忠心耕耘，直至生命的尽头。陈原！你是我的挚友，我余年不多，我终生向你学习。

痛　失　良　友　陈　原

■范用

　　陈原同志辞世，我很悲痛。他受病魔折磨，在病床上躺了好几年，如今解脱了，得到安息。

　　我知道陈原这个名字，还是在抗战时期，买到他编的一本歌集。我爱唱歌，那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年代，心灵跟随歌声跳动。

　　后来我们同在三联书店工作，还同住一个宿舍，成为邻居，朝夕相见。

　　陈原是语言学者，留下厚厚的好几卷语言学著作，不因袭旧说，有许多新的见解。他又是写杂文的高手，那些关于书写人的文章，写得隽永有味。

　　“文革”期间，陈原、陈翰伯、范用我们仨被打成“陈范集团”，一起挨批挨斗。在一次抄家后，陈原、余荻夫妇说活不下去了。我耐心劝说，我们都得挺住，看到“四人帮”的垮台。打倒“四人帮”后，我们一起创办《读书》杂志，陈原任主编。这本杂志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如今已经出了三百多期。广大读者会永远记得陈原。

人　民　不　会　忘　记　他

■方厚枢

　　我于1962年调入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出版处工作,陈原时任出版局副局长主管出版工作,因而经常受到他的教益。1974、1975年期间，陈原协助陈翰伯主持制订中外语文词典十年规划，我参加了规划小组，在陈翰伯、陈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75年8月，中外语文词典十年规划经病中住院的周恩来总理批准、国务院发文下达后，我在国家出版局长期负责辞书出版管理工作。在和陈原多年的接触中，亲身感受到他的知识广博、言辞风趣通达，是个很易亲近的学者型领导。粉碎“四人帮”之后，陈原在推动我国辞书出版事业的繁荣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里仅举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两件事为例。

　　“文革”时期，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形而上学猖獗，极左思潮泛滥，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了。受到影响较深的词典编纂人员，曾经提出一些极左的口号，什么“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词条”，“将帝王将相、陛下、太监、僧侣的词汇统统从词典中清除”，“让词典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教科书”，词典的修订工作“要用革命大批判开路，以阶级斗争为纲”；1974年“四人帮”对《现代汉语词典》的大张挞伐后，对词典编纂工作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例如“洋葱”原释义为“一种可供食用的植物”被斥之为“客观主义”，应该加上“它具有叶焦根烂心不死的特点”，以警示读者“那些走资派正如洋葱一样‘人还在，心不死’，回潮复辟，势在必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四人帮”被粉碎后，分清词典工作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成为词典工作者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1977年11月1日，由商务印书馆会同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四省区联合进行的《辞源》协作第四次扩大会议在湖南长沙举行。这是“文革”结束后，清除“四人帮”极左思潮这些年对词典工作的干扰和影响的一次拨乱反正的重要会议。陈原经过认真准备，代表国家出版局的《辞源》修订工作领导小组在会上做了长达7个小时的讲话，提出了在词典工作中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要注意划清十个方面的界限。只有思想是非分清楚了，才能使词典工作大干快上。这十个方面的界限是：要划清词典和政论的界限、客观态度和客观主义的界限、要有时代精神和为当前政治斗争服务的界限、相对稳定性和反对新生事物的界限、尊重语言规律和所谓“封、资、修的大杂烩”的界限、古为今用和复辟回潮的界限、洋为中用和崇洋媚外的界限、开门编词典和反对专家路线的界限、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革命文风和“帮八股”的界限。

　　陈原的这次讲话理论联系实际，以大量事实例证从理论的高度对所探讨的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有力地批判了“四人帮”对词典工作造成的干扰和破坏。这一讲话在词典界广为传播，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外语文词典十年规划中规模最大的汉语辞书《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从1975年上马后，到1980年秋，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福建五省一市已有20所高等院校和部分老年中学教师、社会人士近400人参加。大词典由陈翰伯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后改称工作委员会主任），罗竹风任主编，并成立了编辑委员会，聘请了以吕叔湘先生为首、由全国知名的14位语言学专家为学术顾问（陈原是其中之一）。几年来，编纂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粉碎“四人帮”后，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与矛盾，一是编写工作长期性与编写组人员临时性的矛盾，二是教学、科研工作与编写工作的矛盾，三是编写人员分散与集中的矛盾。同时，作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措施不落实，人员不稳定，离心力较大，以致编纂工作开始出现疲沓、涣散的情况。在1980年11月的关键时刻，《汉语大词典》编委会决定在杭州召开第二次会议。陈翰伯1978年7月后被国务院任命为国家出版局代局长，为出版工作的拨乱反正日夜辛劳，因工作过于劳累，至1980年脑血栓再度发作，正在住院治疗，不能到会，便委托陈原以国家出版局党组成员的身份到杭州参加会议。他先后在会议开幕时、会议中间和闭幕时做了三次讲话，对《汉语大词典》的重要意义、与其他大型汉语辞书的主要区别和特点、在编纂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以及编纂大型词典的甘苦、如何对待编纂工作中出现的困难等谈了意见，三次讲话整理出的纪录共1.6万字。特别是11月25日会议闭幕时的讲话最为精彩，虽然他讲话开始时自谦地说：“我今天先讲一段官话，然后讲一段空话，最后再讲一段废话”，但讲话的内容生动风趣，在短短的半个多小时内就获得全场人员八次大笑和热烈鼓掌，会议的气氛十分活跃。在谈到《汉语大词典》的重要意义时他说：“我们这部词典和其他重点工程，是一项了不起的文化基础建设工程。我认为它的影响不只是一代人的，而是千秋万代的。在这条战线工作的同志，是四化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的工作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和尊敬。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在谈到编纂词典特别是大型词典的艰巨性时，他提到吕叔湘先生昨天的讲话中谈到外国有一位院士说的“谁要是犯了错误，最好就罚他去编词典”的例子。陈原说：“我说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但它是圣人干的。”“咱们干词典的就是圣人！喔哟，那阵子《现代汉语词典》中‘圣人’这一条挨批评得厉害，我现在又来复辟了。他牺牲自己，为别人的幸福，为国家的四化，为我们民族的光荣，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积累，为整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历史不会忘记这些圣人，人民也不会忘记这些圣人。这些圣人一时可能得不到人们的尊重，但终究会有人知道他们的。”

　　正如陈原所说的那样，他对繁荣我国辞书出版工作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历史是不会忘记他的，人民也不会忘记他的。

　　（2004年11月3日参加陈原同志遗体告别后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