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翰——人物介绍
张 维 翰
谭俊海
一
张维翰，字墨林，1906年出生在山东省馆陶县南彦寺村（今河北省馆陶县寿山寺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父亲和大哥在家务农兼卖豆腐，二哥张维玺、三哥张维衡为生活所迫离家当兵，四哥张维藩也曾外出谋职。童年他就帮助父亲干活，尝受世间的艰辛。民国初年，由于二哥张维玺在冯玉祥部一再得到提升，家境因之有所好转。1915年，他随母亲到北京，入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军官子弟学校上学。1922年，这所学校改名为育德中学，思想进步的余心清任校长。
在这所学校里，张维翰有幸结识了彭雪枫。彭雪枫是河南镇平县人，是冯玉祥西北军军官彭雨亭的侄子，在学生时代就显露出才华，1926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在一起学习、生活、朝夕相伴，结为挚友。在他们身边聚集着许多进步学生。由于张维翰爱体育，身体强壮，成为进步学生的保护者。他们成立了学生自治会。1925年五卅惨案后，张维翰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游行示威，和彭雪枫一起组织下乡宣传队，在农村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激发群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1925年，冯玉祥与吴佩孚发生战争。冯玉祥南口失败后，当时已初中毕业的张维翰返回故里。长期育德中学的生活，既培养了他正直军人的性格，也锤炼了他爱国主义的思想。返乡后，他看到由于军阀混战造成的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百业萧条的景象，忧心忡忡，思忖着旧中国的症结所在，希望悟出救国救民的真理。
1926年9月，冯玉祥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下，在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军，冯玉祥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张维玺升任联军第十三路军军长，积极投入北伐战争。
1927年，冯玉祥在开封办了一所训政学院。张维翰得知院长是余心清先生后，就邀集了育德中学同学彭雪枫、赵子众以及在北伐军北路军工作因思想进步被清除出去的牛连文、路庭训等共同考入该院。在学院他们与进步学生紧紧团结在一起，传阅进步书籍，了解革命形势，探讨中国革命的真谛。1929年，冯玉祥的部下韩复榘倒戈，投降蒋介石，学校变为白色恐怖，进步学生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于是，他们逃离学校，到农村隐匿起来。
1929年八九月间风声渐息，张维翰邀请彭雪枫、赵子众等同学到北平，考入民国大学政治系。民国大学是一所比较进步的学校，黄松岭、张友渔、施存统等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在该校任教。张维翰在这里又进一步系统地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课程，使他从理论上懂得了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认识到了只有共产党和红军才是中国的希望。
当时，彭雪枫家境贫寒，常付不起学费，张维翰就节衣缩食资助他。后来，张维翰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总是说：“我对他生活上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而他在政治上对我的影响是最大最深的，是他给我奠定了革命的思想基础，帮助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后因彭雪枫共产党员的身份暴露，辗转到了上海，由党中央介绍进入苏区。不论到什么地方，他们之间一直保持书信联系。
1930年，蒋、冯、阎发动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被迫下野。当时任冯闫联军第二方面第一路总指挥的张维玺也被迫放下武器。虽然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军事参谋院上将参谋的头衔，但他始终未就职。因此，张维翰的家庭也开始走下坡路。民国大学也被国民党控制，进步教师先后被辞退。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军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张维翰目睹这些，十分气愤，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积极参加罢课游行等学生运动。
大学毕业后，1933年他只身到山东省牟平县工作。不久，发现县长王照旭鱼肉乡民，有贪污之嫌。他凭着一腔热血和一身正气与其进行斗争，因而受到迫害打击，愤而弃职。这使他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官僚政治的腐败。
二
日本占领东北后成立了“满洲国”，溥仪成为“儿皇帝”。1933年初日军又占领山海关、热河全省，尽管原冯玉祥的部下二十九军官兵在喜峰口进行了英勇抗击，但终因蒋介石政府不予支持而失败。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奋起抗日，连克数城，声威大振。这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急调16个师的兵力，与日军勾结一起夹击同盟军，使同盟军失败。面对日军的疯狂侵略，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一个热血的爱国的青年，岂能坐视祖国的沦亡。张维翰痛恨蒋介石政府，而对冯玉祥的西北军有着一种特殊感情。这不仅是因为二哥曾是西北军的高级将领，而主要是被西北军爱国抗日的行动所感动。
此后，张维翰在济南成立育德同学会，在韩复榘第三路军中秘密活动，争取和团结了高谊之、冯惊涛、曹之谟、朱晦生等营以下军官20余人。他们结成秘密团体，暗中集会，以换兰谱的形式题写誓词：“战争打响，率部抗日，誓死不退，牺牲生命，在所不惜。”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后来的抗日斗争中成为骨干，不少人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1936年，范筑先将军出任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张维翰对范筑先的一身清廉、刚直不阿早有所闻，同时他们又是同村老乡，范在他二哥部曾任高级参议，故即到六专署聊城当了秘书。他利用自己是筹备专署机构的成员之一的便利条件，将民大同学冉光远、育德同学牛连文等安排到专署工作。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再一次合作，中共中央派彭雪枫作为代表到北平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1937年4月，张维翰和彭雪枫离别7年后在北平会面。5月，二人到达济南。张维翰召集育德中学的同学和三路军中的青年军官一起召开座谈会。会上，互相介绍了情况，讨论了全国形势，彭雪枫向他们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十几天后，他们又到了聊城，与育德同学赵伊萍、牛连文等人见了面。彭雪枫给他们谈了中央派他出来的任务，并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他指出，全国各党派只有团结起来，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鲁西北处于三省交界，广大人民富有革命传统，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他一再强调，要建立鲁西北抗日根据地，除加强党的领导和发动广大人民参战外，必须争取范筑先，争取他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时，他们对范筑先进行了分析，认为他正直清廉，忠诚爱国，对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向十分佩服，争取他与共产党合作抗战是完全可能的。
彭雪枫代表党中央来到聊城，确定了共产党在鲁西北工作的基本方针，即尽一切力量团结争取范筑先，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这给了张维翰极大的鼓舞，使他更加明确了斗争方向。就是在这时，他郑重地向彭雪枫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彭雪枫了解张维翰的思想品德和革命经历，同意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忠实地执行党的这一方针，积极地为党工作。
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平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8月初，冯玉祥出任津浦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他的旧部也纷纷出山抗战。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决定成立第三集团军政训处，曾任冯玉祥高级幕僚和北平育德中学校长的余心清被委任为政训处长。为了推动山东省的抗日工作，北平党组织和山东省地方党组织动员了大批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爱国知识青年考入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
张维翰得知张维堃等几个原西北军高级将领住在济南津浦宾馆，他就与在省委工作的赵伊萍、六区驻济南办事处主任牛连文和王化云等人研究如何做他们的工作，使之与党合作共同抗战。经省委同意后，由他们联系安排，邀请范筑先来济南津浦宾馆与张维堃等原西北军的高级将领进行了会晤。他们热烈讨论了抗战形势问题，直到凌晨，才得了共同结论：蒋介石消极抗日，在日军大举进攻下，几十万大军纷纷后退，华北很快就要落入敌手。要想抗战救国，保卫鲁西北，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只有依靠共产党，发动群众，采取红军的游击战术。
9月中旬，日军通过山东省境内。为适应战时体制，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成立，范筑先任司令，王金祥任参谋长，张维翰任政训处处长。10月初，日军占领德州。范筑先急派张维翰去济南与共产党联系求援，山东省委速调共产党员冯基民、刁子言、高元贵、吕世隆、于汇川等十几人到六区任干事。不久，省委又从第十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挑选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学员240人，开赴聊城。
范筑先撤到齐河渡口，举棋不定。18日召开官庄紧急会议。张维翰赶到官庄参加会议。会上，他坚决驳诉了过河南逃的观点，力主班师返聊。范筑先听了他们慷慨陈词，深受感动，决定重返聊城。
返回聊城后，中共山东省委加强了对鲁西北抗战的领导，派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为驻范筑先的省委代表，公开身份为政训处秘书。之后又派红军干部洪涛、王幼平、金维国等人来到聊城。在党的领导下，很快扭转了一度因撤退造成的混乱局面，各县抗日政府迅速恢复建立起来，抗日武装也发展很快。特别是政训处服务员到各县后，与地方党组织一起发动群众，建立各群众抗日救亡组织。
正当此时，韩复榘又一次电令范筑先率部撤到黄河以南。日军追击宋哲元部，占领了临清、高唐、大名等镇，国民党一、三集团军决定全部南撤，黄河以北再无中国部队。在这关键时刻，张霖之派张维翰、姚第鸿速去前方找范筑先作说服工作，以坚定其共抗战决心。在博平西关小店相遇后，就如何坚持鲁西北抗战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范筑先终于最后下定了决心，拒绝执行韩复榘的命令，誓死不渡黄河。
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以赫然标题报道了《范筑先通电全国，誓死留在鲁西北抗战，坚决不退黄河南》的消息。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纷纷南逃的形势下，这一壮举给了全国人民以极大鼓舞。
通电发出后，抵抗日寇的进攻和建立根据地就成为首要工作，张维翰立即投身到这些艰苦的斗争中。他随范司令参加和指挥了梁水镇、界碑、南镇等多次战斗，粉碎了敌人骚扰和进攻。当战事稍稳定后，他以第六区政训处长的身份率领一部分服务员到各县建立抗日政权和政训处长驻各县办事处。他们与各县党组织取得联系，以共产党员为主成立办事处，使其成为各地抗战的领导核心。通过这一机构，在鲁西北逐步发展党员八千多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员五万多人。他还争取范筑先同意，先后委任了十几个青年共产党员担任鲁西北各县县长。
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初期，由于范筑先收编的武装多，派系复杂，内部斗争激烈，发生了共产党员被杀害的事件。为了同国民党顽固派、地主、土匪武装进行坚决斗争，建立起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是十分迫切的问题。张维翰根据党的指示，以充沛的精力和满腔热情为建立党的抗日武装而多方奔走。为购买武器弹药，他慷慨解囊，拿出了自己多年积蓄的数百元大洋，加上
1938年5月，张维翰率十支队攻占了馆陶县城——北馆陶，收编了土匪王金甲部，从而使冀南和鲁西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共鲁西北特委为了加强冀鲁联防，进一步争取范筑先与八路军合作抗日，6月中旬安排了范筑先去威县与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会晤。张维翰也随行前往。他们受到了八路军的热烈欢迎。期间，张维翰与八路军首长通过沙盘进行战例研究，学习了八路军的战术思想以及建设人民军队的经验。这次学习，使张维翰掌握了更多的军事知识，在后来的军事斗争中，他一直运用这些理论和战术思想来建设部队、扩大武装和开展对敌斗争。
到1938年夏，鲁西北境内基本上肃清了日伪军，辖区也超出原有的12个县，扩展到30余县；抗日武装发展到35个支队和三路民军约5百余人。政训处这时已升格为政治部，与司令部平级。政治部在收编的各支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委任共产党员为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在聊城成立政治干部学校，由共产党员张郁光任校长，齐燕铭任教育长。军事教育团也交给政治部接办，派共产党员袁仲贤负责办理。短时期内，为鲁西北培养出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军政干部。
范筑先与共产党的密切合作，引起了国民党省政府的恐慌。沈鸿烈省政府多次令范筑先驱除中共人员，解散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均遭到范筑先的严词拒绝。于是，他们用金钱、枪支收买范的参谋长王金祥，制造枪杀共产党的“鄄城事件”和煽动“忠孝团”刺杀范筑先事件。
四
范筑先将军牺牲后，一时群龙无首，鲁西北的抗日武装迅速分化，根据地出现混乱局面。
国民党省政府民政厅长李树椿闻听此事，火冒三丈，即令王金祥率3000余人歼灭十支队。十支队机枪营在莘县西关和贺店受到他们的突然袭击，受到很大损失，被迫撤到北馆陶县城。在这种形势下，部队有些干部对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思想发生动摇。中共鲁西北特委根据当前情况在北馆陶召开紧急会议。特委书记徐运北认为：依卫河之险，背靠八路军，又有群众的支持，完全可以同敌人周旋。张维翰坚决支持徐运北的意见，毫不动摇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决心和信心，表示：组织上就是调走机枪营，个人也坚决不走。
贺店战斗后，国民党顽固派气势汹汹，妄图把十支队一举歼灭。李树椿、廖安邦等在张秋镇召开会议，吴连杰、王金祥、齐子修、刘冠千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制定了四面围攻十支队把共产党挤出鲁西北的作战计划。会后，民军一路参谋长刘冠千带十余人从张秋镇回来，渡河时被十支队查获，带到司令部。张维翰设了个“鸿门宴”，了解了国民党张秋镇会议的全部计划，当夜将刘冠千处死。
正在一触即发之际，
为了加强鲁西北的抗日力量，于本月，八路军总部命李聚奎率先遣纵队的指挥机关来到鲁西北。1939年1月在馆陶县万善村召开军事会议，商讨成立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问题。十支队抽调部分力量补充先遣纵队，组成6个团，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十支队改编为筑先纵队，辖6个团，约七八千人，张维翰任司令员，参谋长胡超伦，政治部主任袁仲贤。
“两纵”成立后，两支部队并肩战斗，在一年多时间里粉碎了日军两次大的“扫荡”，进行大小战斗十几次，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1939年底到1940年初，他们参加了冀南区发动的反顽战役，配合兄弟部队英勇作战。这次战役。歼敌三个师，石友三及其顽军被驱赶到河南一带。1940年1月，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筑先纵队和先遣纵队与一一五师三四三旅联合作战，向盘踞在朝城的王金祥部发起进攻，一举攻破朝城。王金祥率部向西南逃窜，企图向驻扎濮阳一带的高树勋部靠拢。筑先纵队跟踪追击，将王金祥第六旅全部击溃，王金祥率少数部队向东逃窜。从此，鲁西北与冀南连成一片。
五
1940年6月，冀南部队进行整编，筑先纵队与先遣纵队在冠县万善合并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八旅，旅长张维翰，政委肖永智。从此，张维翰率部离开了长期战斗的鲁西北，挺进冀南三军分区，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到冀南三分区不久，张维翰和李聚奎即调到太行山北方局党校学习。通过10个月的学习，使他的政治思想觉悟和革命理论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学习期间，他参加了太行山举行的全军运动会，获得个人总分第一名，表现了他在体育方面的才能。
自1941年春至1942年底，日本侵略者在华北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采取“清乡”、“蚕食”、“扫荡”等手段，企图消灭抗日力量，分割和缩小抗日根据地，奴役沦陷区人民，掠夺财力和物力。为达到此目的集中兵力，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残酷“扫荡”，这是敌人惯用的手段。
1941年8月，为配合晋察冀边区反“扫荡”作战，摧毁敌人深入根据地的据点，打通平汉路东侧交通要道，一二九师根据集总指示，组织发动了邢沙永战役。太行部队在路西作战，冀南部队在路东作战。整个战役由陈锡联、谢富治、赵辉楼指挥。冀南参战部队有新八旅和三分区部队，由张维翰、王近山指挥。
12月，为再次打破敌在平汉路两侧的封锁，打通冀南与太行的交通要道，冀南部队和太行部队联合发起沙河至赞皇段的破击战。张维翰、王近山指挥新八旅主力及三分区武装，先后破坏了临洺关至七里店一段铁路，破毁了曲周、肥乡、永年、大名、平乡间公路及封锁沟。
1942年6月，新八旅与三分区合并，张维翰任三分区司令员，肖永智任政委，副司令员孔庆德、高厚良，政治部主任王幼平。
敌人经过五次“强化治安”，实行“蚕食”政策和“囚笼”政策，平原大地上沟路成网，碉堡林立，点线相连，使抗日根据地被分割缩小，斗争进入最艰苦时期。三分区仅剩下丘县、馆陶、曲周的边界沙河一线。地方党支部垮了近二分之一，大部分村政权成为“两面政权”，军队和游击队减员也很大。
1943年初，三分区二十二团东渡卫河，奔袭冠县北清水集伪军据点和堂邑北之屡东，开辟卫东地区。随后，军区决定三、四、六分区和七七一团各派一部兵力开辟运东、卫东地区。张维翰率四连进入卫东，配合七分区司令员赵健民共同作战。他们利用当地错综复杂的矛盾，采取政治争取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在两个多月时间里，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建立了几个县的政权，组织了民众，扩大了部队，开辟了新的抗日游击区，同时也巩固了卫西地区的安全。
六
1943年底，张维翰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此间，他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的文章、讲话，参加了党的整风运动。
党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但是后期开始的审干工作却出现了偏差。特别是1943年7月康生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以后，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大批冤、假、错案。
张维翰也未能幸免。由于他的出身，特别是他二哥张维玺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张维翰主动向组织提出对自己进行审查。在当时“左”倾思潮支配下，某些人捕风捉影地提出了一些历史问题，强加给他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那是在1939年5月，当时的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曾是西北军将领，和张维玺是同事，他乘范筑先已经牺牲，利用这种关系想以高官厚禄拉拢张维翰。鹿钟麟派人送去委任他为大将师长的委任状。当时张维翰拍案而起，把委任状撕得粉碎，严辞痛斥这种卑鄙的手段。在场的王化云、牛连文、袁仲贤都为他的坚定立场所感动。敌人见软不行，就用一万大洋悬赏买他的人头，日军还烧了他家的房子，施毒计抓走了他的父亲。威胁说：“若不投降，就杀了你父亲。”张维翰并没有因此动摇，他借用刘邦的话说：“任其杀戮，我还要分吃一杯羹呢！”就这样，在关键时刻，张维翰没有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动摇。
这些历史事实，本来是众所周知的。可是，却成了张维翰的历史问题，被审查一年之久。最后，组织上甄别，作出了无历史问题的结论。虽然张维翰在精神上受到了打击，但是他没有怨言，仍然以一个革命者的宽广胸怀忘我的为党工作。
在延安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种地，纺线，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积极参加劳动生产。1945年8月，他还在延安亲自聆听了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一个驰骋疆场的战将离开了战场，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虎落平川，是鱼离大海。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宝刀不老，何以入鞘！他常有一种“举剑四顾心茫然”之感。前线在呐喊，他几次强烈要求奔赴前线。当时，中央决定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让他任筹备委员。他服从了组织的决定，默默的为大会做各项筹备工作。
1945年11月，张维翰怀着急切的心情终于踏上了奔赴前线的征途。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绥德、张维翰患了重病，只得重新返回延安住院。
七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接着向全国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发动了全面内战。
病床上的张维翰再也按奈不住，他不愿在这里就这样躺下去。好男儿应战死沙场，马革裹尸。直到1947年，张维翰大病初愈，坐着担架，又一次奔赴前线。在此之前，晋冀鲁豫军区对各分区的序列进行了统一排定，原三分区改为第九分区，张维翰任第九军分区司令员，政委李福祥，副司令员高厚良、李大磊，副政委甘思和、赵海枫，政治部主任王谦。
回到分区以后，他发现原分区的老部队已编入野战军，一些老同事也已调走，新成立的三个团是由县大队改编而成，军事素质较差。他拖着未完全康复的身体，亲自组织军事训练，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运动，在较短的时间内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这一年，九分区的主要军事任务是参加永年战役。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残匪王泽民、许铁英进入永年县城，聚集2500多人，依仗三丈高九里长的城墙和四面环水险要地形，负隅顽抗。解放军久攻不下，就采取“长期围困，困死敌人”的策略。到1947年2月，九分区的领导力量主要转到对付永年敌人上来，司令部由成安迁到离永年有五华里的韩屯，以加强对永年之敌的围困。5月，冀南军区副司令员王光华亲临永年前线，提出“困死敌人在城里，消灭敌人在城外”的口号，决定在永年洼地外围修筑周长50里的封锁大堤。到9月，九分区组织5县民兵5万多人筑成了“城外城”，永年之敌成了瓮中之鳖。
1947年4月，随着全国战争的发展，局势发生根本性转变。新华社发表《全力准备反攻》的社论，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冀南各分区掀起参军高潮。在土地改革和准备大反攻的巨大鼓舞下，九分区的广大青年积极踊跃报名参军。永年县仅4月份就有4839人参军。11月，冀南军区又下达扩军任务，九分区又把大批青年送往前线。其中魏县3600人，临漳县2000人。张维翰日夜操劳，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1948年4月，冀南军区及以下各军分区都改为同级党委之武装部。张维翰任九分区党委武装部长。当时，分区所有部队都南下作战，只留下他一人来组建武装部。工作性质和职务的突然变化，没有使他颓唐，而是立即把全部心血倾注到工作中。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白手起家，从各地挑选干部把机构组建起来。同时组建了各县人武组织。
1949年1月，根据华北军区命令，恢复冀南军区及其所属各军分区。邯郸军分区成立，张维翰任司令员。军分区成立初期，干部少没有住房。邯郸地区因为战争的破坏，再加上浩大的支前运动，人民生活已非常艰苦。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他亲自带领军分区的干部自己动手盖房子，建操场。为了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搞机关生产经营，和华北炮兵联营建豫北纱厂，自己办贸易货栈，搞各种加工业等。通过这些措施，使分区摆脱了困境，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八
建国后，肃清暗藏的阶级敌人，镇压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新生的政权，这是完全必要的。由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对人产生的思想上的影响，往往会出现偏激的做法。张维翰的家庭，土改中被划为地主，二哥又曾是国民党将领。这样的家世，张维翰自然受到株连，给他带来说不清的麻烦，使他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折磨。他曾多次向上级申诉，找领导人谈话，写上诉材料。尽管这样，他仍以革命利益为重，从大局出发，努力为党工作。
1953年，军委总干部部任命张维翰为广州军区体育学校副校长，后代理校长。为了搞好军事体育，他呕心沥血，忘我工作。他亲自到各部队严格挑选队员，亲自主持制定切实可行的训练大纲和计划，建立各项教学制度，培养教学骨干。当时他已经是近五十岁的人了，仍然每天到训练场给青年学员作示范，跟他们一起摸爬滚打。在训练中，他从难从严、从实践出发要求学员，从而使教学工作取得优异成绩。三年中，他还参加了9项总部和军区组织的分队训练课目集训。由于他的努力，这所学校在短短几年里，为部队培养了几千名军事体育骨干，为部队开展军事体育训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时到校参观的多批外国军事专家，看到学校在短时间里培养出来的军事体育尖子的表演，连连翘起大拇指，赞叹不已。
1956年，张维翰调到北京，筹建国防体育协会，并任陆上运动部部长。1958年，国防体协交国家体委。到1959年他离开了多年战斗工作过的军队转到地方，任国家体委陆上运动司司长。张维翰是军事体育正规化训练的开拓者之一，在国防体育战线上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使中国的射击、无线电、摩托车等几个国防体育项目在国际上名列前茅。他曾三次率代表团出国比赛，为国家争得了荣誉。特别是1957年，他率无线电收发报代表队到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国际无线电收发报比赛，获得了除一项外的全部金牌。
1965年，张维翰因病离职休息。当时正值召开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他主动担任了摩托车竞赛委员会主任。比赛后，他又在摩托车俱乐部蹲点一年，办了两期训练班，亲自组织总结了摩托车训练的5条经验。
九
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展，是国民党爱国将领范筑先接受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方针并和共产党积极合作的结果。范筑先的队伍成份复杂，内部派系较多，斗争激烈，国民党顽固派多次从中进行破坏。而当时共产党在鲁西北还没有公开领导抗日，名义上还是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这就造成了人们对这段历史认识不清，对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及各抗日武装和聊城政训处的性质不了解。
自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0年5月一二九师新八旅的成立，是张维翰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他是鲁西北抗战的主要当事人之一。他感到有责任向人们把这段历史讲清，不致于产生误解，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党内军内很多人员。建国后，每有空闲时间，他就回忆、收集、撰写、整理关于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材料、素材和照片。每当夜阑人静，他就苦思冥想，伏案疾书，有时不觉已东方泛白。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张维翰被迫中止了这项工作。许多老干部受到无情的迫害打击，他也未能逃脱这场厄运。当时他已是60多岁的人了，也被关押审查，遭到毒打和非人的折磨。1970年，他拖着病弱的身体和老伴一起被驱赶到晋东南山区的“五七”干校。
当年在鲁西北工作和战斗过的许多老同事，其中有鲁西北特委的负责人，聊城政治部和领导干部，政治干校和军事教育团的学员，青年挺进队的队员，各支队官兵，抗日政府和群团的领导干部以及地下党员等，被打成国民党、土匪、汉奸、特务。在几年时间里，各地找张维翰外调的人不下千余人次之多。身陷囹圄的张维翰，抱着实事求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一一地认真地写了证明材料，保护了许多老干部。为此，他一次又一次地忍受了“造反派”的威胁、逼供和殴打。1968年的一天，家人去看望他，见他因写材料被殴打的惨状，老伴悲痛欲绝，女儿失声痛哭。他用颤抖的声音说：“你们不要难过，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他能为党保护一个好干部，自己皮肉受多大的苦，心里也感到欣慰。
1972年，张维翰栖居在邯郸市。回想这场浩劫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心里再也按奈不住，决心完成自己的夙愿，把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创建发展的情况完整地写出来，还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免更多的老干部再受到迫害，以告慰九泉下的烈士英灵。自此，他废寝忘食，每天伏案写到深夜。1974年，他身患癌症，身体越来越虚弱。但他不顾病痛的巨大折磨，仍然坚持写作，几年时间从未间断。当家人劝慰他时，他总是说：“我剩的时间不多了，更要抓紧尽快写出来。”
老牛自知黄昏近，不用加鞭自奋蹄。张维翰以他惊人的毅力和心血，终于在他临终之前完成了近20万字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简介》。这部回忆录，全面地介绍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展过程和党的建设、军事斗争等情况，是研究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宝贵历史资料，也是教育后人的极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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