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永远怀念 （一）                                                 怀林

         ———记张维翰创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一、青年时期投身革命

位处鲁西北的馆陶县（今属河北省）南彦寺村（因是抗日名将范筑先、张维翰的家乡，1943年2月19日，日寇对该村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将村长张寿山活活烧死。为了纪念他，后改名为寿山寺村）有一个地主大院，地主张安然（家谱上的名字叫张锦帏，村里人叫他张老安），早年是个贫穷农户，曾以卖豆腐为生，他有五个儿子，长子张维清、次子张维玺、三子张维衡、四子张维藩、五子张维翰。次子张维玺弱冠投入东三省讲武堂学兵营当学兵，1911年由学兵营转入第二十镇第三营冯玉祥部下，历任排、连、营、团和旅长、师长、军长、方面军总司令、总指挥等职。随着张维玺官职的升迁，钱饷收入增加，张家的经济状况也逐渐富裕起来，至1936年已拥有十余顷土地，近百头牲口和百余间房屋的家产，成为南馆陶一带有名的大户人家（张维玺是西北军著名的悍将，西北军的十三太保之一）。 
        张安然的幼子张维翰,字墨林，生于1906年，幼年在家乡读私塾，1915年（九岁时）随母亲到北京，在冯玉祥办的西北军军官子弟学校（陆军第十一师军官子弟学校）读小学，1919年和彭雪枫等一群左翼同学同时升入中学。1922年学校改为育德中学， 1925年，育德中学一群左翼学生在彭雪枫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五卅运动，张维翰也积极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

“——育德中学校长是爱国民主人士余心清（解放后任政务院典  礼局长），不仅准许成立学生自治会，阅读进步书籍，而且在“五卅惨案”后，还准许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并组织下乡宣传队，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而当时东城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正是张维翰的挚友彭雪枫。彭雪枫是冯玉祥部军官彭雨亭的侄子，他在学生运动中显露出了出众的才华和很强的感染力。积极投入学生运动的张维翰不仅节衣缩食，帮彭雪枫交学费，而且还因他喜爱运动，体魄强壮，就仿佛成了彭雪枫和左翼同学的保镖。彭雪枫在校时（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1926年转入共产党，从育德学校到开封政训学院（院长仍是余心清），团结在彭雪枫周围的赵伊坪、赵子众、牛连文、王冠英和张维翰等人，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革命群落” 。

1926年张维翰中学毕业，到西安找二哥张维玺。这时正是大革命时期，西安革命空气正高涨，共产党公开活动。有一个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尚蔚南先生在军队服务，在西安留守处每天给他讲课（随军学习没有工作）灌输了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哲学和科学常识，开始知道普鲁东、傅立叶、欧文等乌托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结合西安的革命空气，从这时起，张维翰从理论上接收了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有了较深的认识。1929年张维翰又约集彭雪枫等人一起考入北京民国大学（张维翰和彭雪枫是小学、中学、大学同学，是最亲密的朋友，此时彭雪枫已是共产党员，彭雪枫后到山东刘珍年部做兵运工作，由于身份暴露转苏区，从此失去八年联系）。

       1933年张维翰大学毕业，眼见连年的军阀混战、“九一八”国土沦丧、民众的苦难、政 府的腐败而无能为力。此时是他最苦闷的时期，他的二哥张维玺曾介绍他到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李培基）做事，他在民政厅第一科仅当了四十天的办事员，因不满政府部门中的庸碌腐败作风，主动辞职返回天津。后于1933年11月只身奔赴山东工作，因他血气方刚，疾恶如仇，工作中屡受挫折。1936年2月，他由县长训练班被分配到牟平县实习，任县秘书科长及代理县长。他在三个月的工作实践中，因发现和举报原任县长王照旭的贪污行为而反遭诬陷，故愤然离职不干了，又经张维玺介绍去了聊城投奔范筑先。

    在此期间，尽管他郁闷、彷徨，但仍能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指导下，自觉地、秘密的、积极的同时也是极其危险的从事着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工作。据他自己讲：“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形势一天紧张一天。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略，国内革命运动如雨后春笋，暴风雨的前夕使每一个有血气的青年在思想上都会起一定波动。我已经对旧社会起了憎恨。又因新思想在推动，使我再不能于世浮沉下去了。”

首先，张维翰认识到抗战没有部队是不行的，凭着他和西北军子弟的关系，他找到韩复渠部下的一个营长陈占云（抗战时牺牲），此人是张维翰的育德同学，感情很好，思想比较进步。以陈占云和王志远（育德同学，内战时任国民党68军中将副军长，战场上起义，建国后任南京军事学院教官）为主在军队中以拜八字的方式进行秘密活动，重点是争取中下级军官。当时的分工是：陈占云负责联络韩部一些有正义思想的中下级军官，张维翰负责联络原育德同学（育德同学大部都有西北军背景），王致远（其兄是省财政厅长王向荣）负责对上层联系。经过努力，前后团结了高谊之（韩部营长，建国后任长沙工兵学校工程兵主任）、冯警涛（1938年任共产党领导的十支队团参谋长，抗战时牺牲）、朱晦生等二十余人。

在这二十多人中，除朱晦生是共产党员外，其他都是思想进步的青年军官，富有报国之志，对蒋介石的丧权辱国行为，都非常愤恨，他们都是带着部队的中下级军官，掌握着武器。为了便于隐蔽活动，减小目标，他们用封建换兰谱的形式，歃血为盟，在兰谱上誓词：“倘若中日战争打起来，谁都不准往后退，带着自己的部队到敌后打游击，就是牺牲自己的性命，在所不惜。”

为了便于掩护，一九三六年初，他们又在济南开了一次会。经大家研究改名为：“知行学社”，看似个学术组织。其意思是说和做要一致，言和行不能分开，认识了就要行动。并拟了一个章程，其总则和兰谱上的誓词基本相同。

这期间，张维翰在济南发动成立“育德同学会”后，亲自和育德同学赵子众到南京找冯玉祥，建议由冯出面恢复育德中学以团结抗日的力量。因国民政府阻挠而失败。

二、任职聊城

1、聊城专署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据有正义思想的爱国将领范筑先回到山东，由于他和张维玺同乡的关系，又曾经是张维玺部的高级参议，所以经张维玺介绍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部下任少将参议（在西北军中张维玺曾和韩复榘是同事），1933年初被任命为沂水县县长，后因韩复榘部第八十一师运其昌、唐邦智旅在沂水制造残杀民众的“黄石山惨案”，范筑先愤而辞职。1933年10月又出任临沂县县长。他在任临沂县长期间，曾架桥修路，修整市容，兴办医院，扶植教育事业，为民众作了不少好事。1936年7月，范筑先奉命调离临沂县，全城民众夹道欢送，赠送范县长一面镜子、一碗清水、一块豆腐、两根小葱，以表彰范筑先主持县政府时明镜高悬，一清二白。以后，范筑先又奉令再次出任沂水县县长。1936年11月范筑先升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由于范筑先曾在西北军张维玺第十三军任高级参议，两人又是同乡同村，交情很深，故对张维翰来投十分欢迎和信任，当即委以专员秘书的重任。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接受了日寇提出的“何梅协定”，华北风云紧急。北平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救亡运动，接着全国人民救亡运动澎湃展开。在这种形势下，带有民族爱国思想的范筑先由沂水县长升任山东省第六专区督察专员。

    第六专区辖聊城、茌平、博平、堂邑、冠县、朝城、观城、濮县、范县、寿张、阳谷、莘县等十二个县，地跨黄河两岸。其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旦中日战争打起来，便于打游击。鲁西北在历史上也是农民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如宋代的水泊梁山英雄、清末宋景诗起义等）。

    投奔范筑先，可以说是张维翰革命生涯的一次重大转折，聊城专属，给了张维翰充分发挥自己能量的阵地。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就开始进行聊城专署的筹备工作，并且专署刚一成立，在内部就形成了左中右三种力量。

  一部分是范的旧属，如军法处长刘佩云，副官处长赵文魁，第三科长郑佐衡，视察主任牟锡山，因当时韩复渠在山东推行梁漱溟乡农建设一套反动办法来维持他的统治，扩大兵员，成立六区专署时也聘请了乡建派秘书主任赵玉波，秘书张孟龙，第一科长高韵泉，视察主任边庄和（牟锡山调任堂邑县长）。

  还有一部分国民党CC分子也趁机钻进了六区，如教育科长朱香庭，视察员王见行，民众教育馆主任乔鸿九。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王金祥，是山东省民政厅长李树椿的嫡系，和李同是保定军官学校学生。李为了安置他的亲信，把王介绍到六区任参谋长，是一个坚决的反共分子。开始暴露得并不明显，一九三八年李树椿随国民党省主席沈鸿烈到了鲁西北之后，王金祥就成了国民党在六区的内奸、阴险毒辣的反共坚决的分子。

    张维翰并不惧怕这些，与社会上的邪恶势力作斗争使他充满了革命激情。他迅速在专属内团结了一批左翼力量，如原北平育德学校学生牛连文（建国后曾任建工部劳资司司长）任庶务主任；北平中国大学学生张廉芳（建国后曾任六机部财务司司长、中科院计划局局长）任民政科员；北平民国大学学生冉光远任视察员；范的亲信周建国、会计李肇凯、三科科员贾梅亭、技术员张清濯，以及张维翰和范的女儿范晔清等形成了专属的进步力量。1937年初，张维翰的育德同学、共产党员赵伊萍（在西安失去组织关系、抗战时牺牲）、 在北平的原北京大学的学生王化云（建国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也相邀来到聊城，进一步壮大了六区专属的左翼力量。

 当时专署以教育科长CC分子朱香亭为首，串联社会上国民党党棍田谊民、杨耀武、梁醒黄等形成了一股国民党反动势力。他们把持着聊城的教育阵地，经常叫喊“攘外必先安内”、“拥护三民主义”、“服从三民主义 ”等滥调，在教育界，排除、摧残进步势力，因此当时专属内斗争的焦点，是和国民党CC派的斗争。

 范筑先虽然是个旧时代的军人，但他却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日本帝国主义侵路中国非常痛恨，力主对日作战。他痛恨投降卖国的不抵抗主义，非常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他常说：“谁爱国爱民，我就赞成谁；谁损害国家和民众，我就对谁抗争，我不怕担责任。” 由于张维翰和范筑先的特殊的关系，他们的行动总是能得到范专员的支持，在专属内和CC派做争夺鲁西北教育这个阵地的斗争中，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2、北平之行

1936年，为了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在5月5日红军回师陕北后，发表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通电。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信阎锡山，向其提出联合中共，抗日反蒋利于共同战线的主张，并派出红军将领彭雪枫赴太原与阎锡山秘密洽谈。彭化名雨峰，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秘密赴山西太原，做争取阎锡山的工作。（“七·七”事变后，彭雪枫正式出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协助周恩来与阎锡山进行谈判，并达成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的协议。）

 由于彭雪枫在北平搞学运时有许多原西北军的老关系（彭曾在西北军军官子弟学校上学），1937年4月奉中央之命来北平搞统战工作。彭雪枫到了北平，和育德老同学方中铎、郭武林、赵风江、李逢春、吴清海等见了面。其中有过去失了党的关系的党员，彭雪枫都给他们接上了关系。当他从育德老同学方中铎、赵风江处了解到老友张维翰的下落后异常高兴，他非常清楚这位老同学正义的秉性及其巨大的活动能量，在分别八年后这位老友一定不会让他失望的，彭雪枫立即发信邀张维翰到北平见面。1937年5月初，张维翰应邀来到北平。

 果然，他没有让彭雪枫失望。

他们在北平呆了十天，利用游览天坛、北海、香山等名胜的机会，大量的交换了分别八年后的情况。彭雪枫这时已是红军的高级将领，红军战略转移后，他指挥参加了几乎所有重大的战役，红军长征的故事听得张维翰等几位同学热血澎湃；而张维翰也向彭雪枫叙述了这几年自己的历程，虽然平平淡淡，但当彭雪枫听到他们在济南、聊城所作的工作时眼睛一亮：如果说在济南的工作是“抓武装”的话，那么张维翰他们在聊城的工作就更重要了。这正符合共产党中央制定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在敌后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一趟北平之行，该是大有收获了。

据张维翰多年后自己写的回忆录：“我在北平住了十天，在十天之内，他讲解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主席如何指挥红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五次围剿，和过草地越雪山，抢渡大渡河等万里长征的英雄事迹，给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也给他介绍了我们在山东以共产党员朱晦生和进步军官陈占云、王致远为核心团结了三路军中下级军官三十多人------。他听到山东还有一部分革命潜力，非常高兴说：“倘若中日战争打起来，这一部分力量大可发挥作用。”决心随我山东一行”。

他们由天津赴济南，在天津的育德老同学李国梁随他们一同前往。在济南，他们住在育德同学王志远家。并立即约集了育德同学赵子众、路庭训、陈占云以及三路军军官冯惊涛、高谊之、朱晦生、曹文谟、王凌霄等十余人开了一个座谈会。大家互相介绍认识后，请彭雪枫介绍红军万里长征的一些革命故事，以及共产党当前的方针政策。这次座谈会，极大的激励了大家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一旦战争爆发，就将实践自己的诺言，血洒疆场、再所不辞。果然，他们中的一些人，英勇的牺牲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

5月中旬，彭雪枫和张维翰到了聊城。聊城一行，是彭雪枫此次出行的最后一站，从历史的痕迹看，也是最重要的一站并且是成绩最大的一站。

如果说，抗战爆发建立敌后武装重要的话，那按共产党的战争策略，在敌后建立一个抗日根据地将是更为艰巨、更为重要的事情。几十年后，当张维翰同志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还清楚的记得，彭雪枫对在敌后建立起一个国共合作的、并能接受共产党敌后游击战争理论的抗日根据地是如何期待的。

  雪枫同志在聊城共住了七天，此间他给我们讲了党中央派他出来的任务，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并针对当时聊城的情势给了我们许多重要指示。当时正是我们同国民党CC派争夺省立聊城师范学校领导权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他在了解了这一斗争情况后，指示我们：当前我们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团结一切进步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学校斗争在取得一定胜利的情况下，可以暂停一下，以便集中精力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同时他还指出：鲁西北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里的广大人民富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在宋、明、清三个朝代都有过农民起义。倘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这里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是非常有利的。雪枫同志特别重视对范筑先的统战工作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他说：“范筑先是一个富有爱国思想的人，他为人正直，对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不满。他掌握着鲁西北的政权，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你们除积蓄抗日力量准备组织部队外，更重要的是作范筑先的团结工作，争取他同我党合作抗战。这样，我想是一定能在这里建立起一块抗日根据地的。”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日，彭雪枫同志要离聊去太原了，临行时，他还一再嘱咐：“倘若中日战争打起来，你们一定要争取范筑先，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鲁西北抗战。”————摘自张维翰同志回忆文章《忆彭雪峰同志到聊城》。

      在鲁西北建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名义上由一个国民党员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共产党来说也是新生事物。

首先，这个地区的领袖人物是一位在当地极具威望、富有爱国、正义思想的国民党员，通过艰巨的工作，让他全面的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在这一地区利用合法的政权建立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对当地的多如牛毛的“土匪”、民团、一切愿意抗日的武装力量进行整编和改造虽然任务艰巨，也是可以实施的；

第三，在鲁西北这一广袤的平原地区，在一些县建立起共产党自己领导的抗日政权，以发动更广大的群众，这是坚持长期抗战的必要条件。

         谁能担负起这么艰巨的任务？彭雪枫聊城之行，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张维翰同志无疑是担负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

     首先，鲁西北地区最具威望的领袖人物范筑先专员和张维翰同志有着极为特殊并且亲密的关系，通过张维翰，可以把共产党的主张准确的、快捷的转达给范筑先，最利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当时聊城专属，最易于接触范筑先的年轻人就是张维翰，据老人们回忆，张维翰见范筑先根本不用敲门，那是推门就进，可见其亲密程度。张维翰晚年的回忆录中这样写到：彭雪枫到聊城后，我们提出要他以“中央代表”的公开身份会见范筑先，进行说服工作。他说：“现在条件还不成熟，他的工作还是由你们去做吧！因为你们易于接近他……”。

。     第二，张氏家族在当地极具影响，张氏四兄弟张维玺、张维衡、张维藩、张维翰在当地都是有影响的人物，抗战一旦爆发，对于收编、整编杂乱的群众武装、各路民团，组建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武装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动群众具有极为有利的条件。

此次彭雪枫聊城之行由于没有接到中央的指示，所以没有和范筑先正式见面（这并不像有的资料里写的，彭雪枫和范筑先会谈了五六次，亲自做范筑先的统战工作等等），只是以张维翰同学身份住在聊城专属内，七天里，他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中共中央对于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给赵伊坪接上了组织关系（赵伊坪是失掉了组织关系后到的聊城，并不像有的资料里写的共产党派他去的聊城），介绍张维翰、牛连文加入共产党，“从此，专署内有了党的细胞。在党的领导下，对抗日活动和对范筑先的争取工作更加积极进行了。抗战开始，赵伊萍组织关系经彭雪枫转到山东省委，赵即调济南省委工作”。

（请注意：彭雪枫是5月20日以后，准确地讲是5月22日离开的聊城，一个多月以后爆发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赵伊坪即调济南省委工作，聊城专属内的共产党员就剩张维翰和牛连文，那时王化云还没入党）。

张维翰入党后，是共产党秘密党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和赵伊坪个人单线联系（即使在赵伊坪调到济南后），不过组织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是坚定地、自觉地、积极的执行着党的指示，尤其在一些紧要关头，在来不及请示的情况下，总是能准确的完成一个共产党员的任务。

三、聊城抗战、

  1、六区专署政训处

             彭雪枫离开聊城一个多月后，“七七”事变爆发，日寇侵占平津，全国人心沸腾，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彭雪枫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向赵伊坪和张维翰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发动全国抗战的方针和毛主席对临近战区的人民开展游击战争、阻止敌人进攻的指示。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不久赵伊萍调山东省委工作。中共中央为了联络各地方实力派抗战，以中央军委名义派张经武到济南，彭雪枫为了动员在山东过去团结的那一部分力量，也以中央代表身份派张震来到济南，通过余心清（原育德学校校长）、刘熙众、王致远等的介绍，见到了韩复渠。张震等向韩复榘表达中国共产党联络各地实力派一致抗日的方针，韩复榘则向张震等询问抗战胜利的办法，张震等根据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精神，向韩复榘提出建立抗战动员机构，推动改造部队、动员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经过大量工作，韩复榘采纳了张经武等人的建议，并抵制了蒋介石派复兴社到他的部队设政训处，由韩自己遴选人员组织第三集团军政训处。余心清是冯玉祥的高级幕僚，曾任北平育德学校的校长。当时住在泰安冯玉祥处。思想左倾，拥护中共的抗日主张，经济南市长闻承烈介绍，韩复榘就委任他为政训处长，由财政厅长王向荣的胞弟王致远为副处长，赵伊萍、路庭训、吴清海等北平育德学生也在政训处工作。

       1937年9月中旬，日寇逼进山东境内。为了适应抗战体制，山东第六专区和保安司令部合并成立“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范筑先任司令，赵玉波任总参议，王金祥任参谋长，张益斋任参谋处长，刘佩之任军法处长，崔芳德任经理处长，郑佐衡任交通处长，赵文魁任副官处长，徐耀庭任军医处长，张孟龙任秘书处长，王见行为政训处长。

此时张维翰正在济南，在聊城的姚第鸿第一时间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打电话把此消息告诉张维翰。王见行是国民党CC分子，一旦委任其为政训处长，将使共产党在聊城专署内丧失一个合法的很重要的阵地，在任命还没生效之前，必须尽快要想办法从国民党手中夺回来。事情很紧急，张维翰立即找到已调省委工作的赵伊萍及已任聊城驻济南办事处主任的牛连文商量：既然范筑先已经发布了任命，唯一的办法只能通过上层关系，由山东省政训处（山东省政训处已经为共产党占领）直接委任张维翰为第六区政训处长。

当张维翰带着山东省政训处的委任匆匆由济南赶回聊城见到范筑先时，范说：“既然上边的委任下来了，你就接任吧”。这样张维翰就接任了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政训处长。

       从历史的痕迹看，共产党对聊城专署政训处（以后升为政治部）这一阵地的占领，是协助范筑先建立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次重大胜利。政训处对外是第六区的一个行政机构，对内是共产党鲁西北特委领导抗战的办事机关。通过这个阵地共产党把自己的方针、政策传达给鲁西北地区的各级组织，领导鲁西北的抗日工作。张维翰作为政训处长，理所当然的参与六区一切重大决策，更方便的影响范筑先接受共产党统一战线、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等一系列战略方针。正是利用这块阵地，大批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从四面八方汇集鲁西北，协助范筑先在抗日初期，在大片国土沦丧的形势下，在山东西北部23个县，建立起一个拥有35个支队，六万余人抗日武装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此一举动，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1938年5月所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评价说：“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

  2、济南会谈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向南节节败退，大片国土相继沦亡，到10月间，北平、天津、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德州等地都被日军占领。10月下旬，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命令黄河以北的第四、六两区的国民党官员和各县县长，一律退到黄河以南的东阿、鄄城一带待命。馆陶县县长王华安等人也携款南逃。11月，日军唾手占领了县城北馆陶。 
       在这种形势下，馆陶县内的土匪和地主武装趁机发展起来。北榆林的王来贤、王二厢和王金甲、齐堡的吴金亭和吴作修都打着抗日的旗号，笼络人心，招兵买马。王来贤自称是“华北抗日义勇军”司令，到处抢劫，搜刮民财，有一次因分赃不均，王来贤打死了吴金亭，吴作修就拉着一些人脱离了王来贤，来到徐村以北，与五区民团孙镇南数百人合在一起，约有1000余人，王金甲也带着1500余人到徐村一带活动。其中王来贤的势力最大，他吞并了十几个游击队，赵瀛洲、刘海萍的曲周保安队和姜焕臣的尖冢民团也都投靠了王来贤。二十九军南退时，被王来贤截去机枪120挺，大炮和掷弹筒10余门及部分轻武器，他号称万人，盘踞在馆、邱、曲、临四县的边界一带，司令部设在曲周东目寨。这些土匪所控制的地区主要是馆陶县四、五两个区的一部份。二区、七区、八区地主民团势力较大，土匪不敢轻犯。 
    地主拥有大量的土地和房产，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成立了自己的武装--民团。民团的兵员是雇佣的，枪支弹药一部分是地主捐献，一部分是买来的。民团的经费一部分是地主摊派，一部分是向农民征收。口号是防匪、保家，既不愿公开投降日本，又不敢与其抗衡。当时，二区民团有1000余人，由二区区长李凤藻控制；七区区长兼南馆陶镇镇长张星五的七区民团，有8个中队1000多人；八区区长兼八区民团团长郝国藩有四个大队，共500多人。此外，还有一些会道门组织，如申街、尖冢一带的红枪会，也为地主阶级所操纵。
                 
       8月初，冯玉祥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有几个原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住在济南津浦宾馆（实际上就是张维玺）。一天，张维翰和王化云前去看望他们。交谈中，张维翰感到这几个将领对抗战形势的分析和他们的观点基本一致，随后就和已调中共山东省委工作的赵伊坪、六区驻济南办事处主任牛连文，以及王化云等共同商量后，认为，范筑先也是原西北军高级军官，又和这几个人关系密切，通过他们来提高范筑先对抗战的认识，对做好范筑先的争取工作，很有必要。经中共山东省委同意，张维翰给范筑先打电话说：“西北军的一些老朋友住在济南津浦宾馆，想请你来济见一见面，分析一下当前形势。”范筑先欣然赶到了济南。 
       一天晚上，范筑先和张维翰、王化云同原西北军的几位将领在津浦宾馆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一起座谈了抗战形势，大家谈得很融洽。对日寇的猖狂进攻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战而退十分愤概，都为中国的命运忧心如焚。当张维翰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后，他们都十分赞成。座谈会一直开到深夜，最后得出共同的结论：要想抗日救国，只有动员民众，采用红军的游击战术，才能打败敌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我们都是鲁西北人，决不能离开鲁西北，要依靠共产党，留在自己的家乡，同日寇血战到底。就在这次会上，范筑先主动提出，要张维翰去聘请共产党来鲁西北。张维翰向中共山东省委汇报后，省委立即派了姚第鸿同志到聊城，范筑先委任他为专署秘书。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南侵。平津沦陷后，日军分四路向华北地区展开进攻，其中沿平汉路进攻的日军于10月10日占领石家庄，继占邢台、邯郸、安阳、新乡。沿津浦路进攻的日军，10月3日占领德州，继占平原、禹城、临清、高唐等地。鲁西北处于日军的包围中。 
       日寇占领了德州、临清等地后，聊城岌岌可危。范筑先又急忙派张维翰去济南聘请共产党员到六区协同抗战，省委又派出冯基民、刁子言、解彭年等12名同志到六区任政训干事。为了更好地帮助和争取范筑先，中共山东省委通过上层关系，以国民党第三路军政训处的名义，又从政训班中挑选出以共产党员和抗日民族先锋队队员为骨干的的240名学员，随张维翰一起来到聊城，安排在保安司令部担任服务员，帮助范筑先发动民众进行抗战。此时范筑先接到了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下达的南撤命令，张维翰劝他拒绝执行命令，并表示自己决心留下抗战，范筑先说：“鲁西北情况已经混乱，我先退到齐河渡口，看看形势再说吧。”并当即委任张维翰为代理县长。 
       10月16日晚，范筑先率六区官兵撤出聊城，第二天下午，国民党第二十九军齐子修率领一伙溃兵骗开了城门，抢占了聊城，并把专署内的42名学员看管起来。张维翰得知此情况，便急忙赶赴齐河找范筑先汇报了齐子修骗城经过和学员目前下落不明，范筑先立即派人四处寻找学员,并于18日晚7时，范筑先在齐河官庄召开了专署和保安司令部负责人紧急会议，会上张维翰说：“目前，日军沿着铁路线进攻，重点是城市和交通要道，近期内不会重兵进攻聊城。我们回聊城，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广泛动员民众，扩大武装，把民间的枪支集中起来，把青壮年武装起来，就一定能坚持抗战。”听了张维翰的发言，室内的军政干部精神大振。范筑先也是力主班师回聊城的，他对鲁西北怀有深厚的感情，张维翰的发言对他触动很大，此时他更深深地感到，回聊城抗日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范筑先随即打电话对韩复榘说：“我不过黄河了，请求主席允许我留在黄河以北。现在鲁西北的民众抗日情绪很高，希望政府领导他们抗战。”韩复榘说：“目前日军对鲁西北的攻势有所缓和，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已奉命侧击平汉线。你们可以留下来，帮助他们筹划给养，以后坚持不住了，再随宋哲元部撤退。”打完电话，范筑先高兴地说：“韩主席已经批准我们留在黄河以北抗战了。”第二天，范筑先召集专署和司令部全体人员，宣布了回师聊城，守土抗战的决定。 
        10月21日，范筑先率保安营部分人员，由官庄出发，前往夏津方向追赶齐子修，当得知齐子修已窜至武城后，他就想仿效唐朝大将郭子仪“单骑退回纥”的办法，去收编齐子修。大家劝他带保安营去打齐子修，他坚持说没有必要，只带着几个警卫人员，骑自行车直奔武城。齐子修以为范要用武力吃掉他，便摆开阵势，杀气腾腾，而范一见齐子修就说：你们这点人马，跑来跑去，还不叫鲁西北的民众吃掉吗？……。齐子修对范筑先的军旅生涯早有所闻，如今又知道他当了六区的专员，如果跟随他可能不会被吃掉，还能顺势扩大自己的队伍。遂同意范筑先收编为保安第三营，齐子修任营长。范筑先返回聊城后，就开始逐步恢复县政权，同时派保安司令部服务员到各县，广泛动员民众参加抗日，组织抗日武装，准备迎击敌人。 
       1937年11月初，国民党宋哲元第一集团军收复邢台、石家庄未果，其主力退到大名，11月14日又向黄河南岸退却。日寇跟踪侵入鲁西北，临清、大名等城镇相继失陷，鲁西北形势骤然危急起来。韩复榘复命令范筑先撤退到黄河以南，并说：“黄河以北再无中国军队，你如现在不撤，以后就来不及了。”在此关键时刻，张维翰接到张霖之的指示，要他和姚第鸿对范筑先做好说服工作，坚定其抗战决心。 
        此时，范筑先率保安第一营，在恢复和建立高唐、夏津、清平这几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又收编了王子范的民团后，正行进在返回聊城的路上。张维翰在博平西关小店找到了他，反复向他阐述抗战形势，张维翰说：“当前，国民党军队虽然在北战场失败了，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山西却接连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现在，宋、韩两部虽然南撤西撤了，但鲁西北的抗日武装力量已发展壮大起来。日军来了，我们可以在民众掩护下，就地坚持农村游击战争。”张维翰又说：“有消息，八路军很快就开进河北，我们决不是孤军作战。韩复榘让我们撤退黄河南的命令坚决不能执行。”再次劝他坚持敌后抗日。范筑先听完张维翰的意见后说：你说得很对，我们是鲁西北人，我们往哪里退呢？ 
        11月19日晚，范筑先主持召开专署军政干部会议，会上围绕要不要向全国发出“誓死不渡黄河南”的通电，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张维翰等几个共产党员力主坚持鲁西北敌后抗战，主张把电报发出去。最后，范筑先站起身来，环视四周，目光坚定地说：我们是国家委派的官吏，是鲁西北人，守土有责，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撇下家乡父老逃命……所以我已下了誓死不渡黄河南的决心，留在自己的家乡和日寇血战到底。会议开到晚上9点，电文顺利通过了。于是，范筑先亲自给韩复榘打电话，表示坚决留在黄河以北抗战。当夜，他将写下的“裂眦北视，决不南渡”的通电，发向全国。“皓”电发出后，不仅极大地激发了鲁西北人民的抗日热情，而且让全国震惊、世界瞩目，使整个中华民族为之振奋。各界爱国人士对范筑先坚持鲁西北抗日给予了极大的声援和支持。 
        中共山东省委为了加强对鲁西北抗战的领导，协助范筑先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派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到聊城，以第六区政训处组织部长的合法身份，代表省委统一领导津浦路以西的抗日斗争。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张霖之重新组建了中共鲁西北特委，书记赵健民，后因他回家乡冠县组建抗日武装，由徐运北接任特委书记，张霖之为省委驻鲁西北特委的代表。范筑先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将保安司令部改组为战时体制的山东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成立了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任命张维翰为主任，姚第鸿为副主任，张霖之、王幼平等同志也都在政训处任职。这样，实际上政训处就成了中共鲁西北特委的公开办事机构，从此摆脱了地下活动的状态。 
        范筑先又在中共鲁西北特委的帮助下，发动群众组织武装，范筑先一面加强六区、四区（赵仁泉逃走，已由范领导）保安营，一方面扩编民团武装，收编土杂武装，改编溃兵武装。共产党地方组织也积极帮助建立武装，在专署政治处的指导下（政治处实际上是鲁西北特委的办事机关），徐运北、解彭年、李福尧在堂邑建立一支武装，范给了个“山东第六区第一游击大队”的番号，赵健民回到冠县组织武装，有组织的加入韩春河的武装，1937年底发展到1000多人，被范编为六支队。范又将馆陶县的几股土匪队伍和封建民团改编或收编成为抗日队伍。1938年1月底山东第六区游击司令部委任王来贤为民军第一路中将司令，参谋长刘冠千，下属七个团。范筑先又亲自来到南馆陶镇，委任张星五为馆陶县保安大队大队长，吴作修为七支队司令员，王金甲为民军第二路司令，郝国藩为县抗日自卫团团长。张维翰通过自己在当地的关系和威望，亲自收编和整编的各类民众武装就有万余人,至1938年3月抗日游击大队发展到35个支队，三路民军，约6万余人，其中第十支队是由中共鲁西特委直接创立的，由张维翰兼任司令，是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此外，还有在特委影响和协助下组成我党直接掌握的第七、十一、十二、十三、三十五支队，每个支队，范筑先都请政训处委派了党的政治工作人员，普遍建立起了政治工作制度。与此同时，范筑先几乎跑遍了整个鲁西北地区，恢复、建立抗日政权，先后任命了十多个青年共产党员当县长，很快地建立起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成为国共合作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