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后不久，共产国际对李德的处理决定便被迅速地执行了，他离开了原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的岗位，并严格遵守某些人告诫他的“对中国的经历和观察保持沉默”的规定。而且他的人身自由并没有受到什么限制，由此开始了他的一段平静的生活。最初，恢复了奥托?布劳恩原名的李德被分配到苏联的外文出版社工作，参加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从德文译为俄文、将列宁、斯大林原著从俄文译为德文的工作。苏德战争爆发后，李德被抽调到战俘营去从事战俘管理教育工作。据说李德“以渊博的知识和有说服力的、不容置疑的论据，对被俘德军的军官、将领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原来的德国战俘都很感谢布劳恩为其治好了纳粹病”。战争结束后，他又回到本单位重新去做文学出版工作，并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文学作品的翻译家。他将许多著名的苏联长篇小说译成了德文，如《收获》、《茹尔宾的一家》、《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为德国同胞输送了大量的具有俄罗斯风味的精神食粮。其译作在苏联和德国“深受读者喜爱”，苏联作家协会接纳他为会员，他还被推选参加了翻译局执行局的工作。看来，相对军事家而言，李德更适合当作家。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的国际、国内政策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李德被迫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一直眷恋的这个国家，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由于他的“学历、资历和革命经历”，回国后的李德便成了德共中央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而且还当上了主管一定事务的“负责人”。他除了编书、译书外，自己也写作并发表了不少文章，主要有《关于出版德文列宁著作问题》、《列宁与军事科学》、《列宁著作＜战争与革命＞的序言和注释》、《军事专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社会主义百科全书》、《自由与社会主义》等，还将苏联“解冻文学”的代表作《一个人的遭遇》等文学名著译为德文。应该说，在离开中国后至6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里，这位丢开“枪杆子”，抓起“笔杆子”的布劳恩教授可谓成果颇丰，在苏联时就加入了苏联作协，还获得了苏联勋章；回国后又因为“在用马列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一代方面，特别是培养社会科学工作者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许多领域里增进了东德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兄弟般的合作关系”，很是受到人们的尊敬，并当上了东德作协的第一书记，达到了他一生当中仅次于在中国时的另一个事业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