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突然接到返回苏联的命令时开始，李德便陷入到一种莫大的恐慌之中。这也是自然的，在中国这么长的时间里，他自己对中国的革命事业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他自己心里当然是清清楚楚的，尽管在遵义会议上他还是振振有辞地为自己辩解，拒不承认错误。客观地讲，他也不希望把中国红军搞到几乎山穷水尽的地步，这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可是，事情毕竟还是到了这一步，到了他不得不带着沉重的失落感、被抛弃感和被驱逐感离开中国的地步。当他乘坐的苏联飞机从迪化（即今天的乌鲁木齐）飞向阔别了几载的苏联时，对未来命运不知所措的恐惧几乎压倒了他。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终于不用再面对他心中愧对的中国人了。

　　可是，在莫斯科机场迎接他的却偏偏又是个中国人。原来，不知什么缘故，共产国际方面没有派人去接他。同机到达苏联的周恩来怕他实在太难堪，让李德的老相识、从20年代就到了苏联的师哲同志来接他了。万般无奈，李德只好随着师哲回到了师的住处。在师哲那里等待共产国际通知的李德一直都疑神疑鬼，觉得所有人都在回避他，都在极力与他划清界限。好在这一段时间并不太长，他终于在忐忑不安中迎来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人。

　　一开始，共产国际只是让他回答问题、写报告、写补充说明。可仅仅这些即令本来就心存疑虑的李德草木皆兵了，他认为这次自己肯定完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是在共产国际那里狠狠地奏了自己一本，弄不好要有性命之忧了。实际上则恰好相反，中共根本没有为难他，而负责对李德进行审查的机构――共产国际执委会监察委员会的主席佛罗林就是一个德国人，监委会中也有不少德国人，情形其实对他很有利。不久，共产国际监委会决定先开会让李德作一次全面的检查交待，再组织对他的批判质询，然后讨论如何处理。监委会还要求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以及正在莫斯科的比较了解李德情况的中国同志都去参加会议，并希望他们在会上“多多发言”，展开对他的批评。周恩来、师哲、任弼时以及已在莫斯科的原中华苏维埃银行行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和当时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曾在国内参加了反“围剿”和长征的刘亚楼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后，李德先做了检查，承认自己在中国犯了错误，内容与他在延安时写的检讨报告大体一样，语气也很沉重，与以前在遵义会议上的抵触情绪不同。这大概是因为他在思想上已经转过弯来了，也可能真的害怕了。接着，中国的同志相继发言，头一个是刘亚楼，他以前是红军一军团二师的政委，由于李德的瞎指挥，刘的那个师在湘江血战中几近全军覆没，他自然对李德恨之入骨，言辞也很激烈。可是，虽然他的发言令李德很狼狈，但会场上的苏联人和德国人却不太支持刘亚楼，觉得他带有个人情绪。旁边的任弼时和周恩来看到这个情形，商量了一下后，周恩来站起来说：“刘亚楼比较激动，是因为他所在的部队在李德的指挥下伤亡太大，说起来有气，希望大家谅解。”然后，周恩来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指出了李德的主要错误，如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战略方针、对福建事变的处理不正确等，同时他也表示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错误方针，没能及时批评抵制，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在周恩来发言后，又有几个中国同志也批评了李德。在这之后，毛泽民比较严肃地批评了李德，痛心地指出了他给中国革命造成的重大损失，最后建议共产国际监委会一定要从严处理李德的问题。在这期间，李德的脸色开始变得苍白了。

　　会间休息时，监委会主席佛罗林问李德为什么那么紧张，李德用德国话对这位同胞大吐苦水。佛罗林当时就宽慰他：“没那么严重，也不必太紧张。”果然，在后面的会议上，苏联和德国的其他到会者发言时，大都批评李德自以为是，不懂装懂，不会尊重和团结别人，很少有人指出是路线和方针的错误，只是把他的错误定性在个人思想作风问题，只是要他以后好好接受经验教训。而此时的中国同志也无意再制造紧张气氛，李德这时才终于长出了一口气。最后，共产国际监委会与中国方面的负责同志在协商后，作出了对李德的处理决定，结论是：有错误，免予处分。其理由为：李德仅是顾问，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做出决定，他提出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以出了一些不正确的主意，所以李德可以免予处分，但从此共产国际不会再重用他，将分配他去做出版工作。至此，李德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他得到了一个比自己预想的要好得多甚至可说是令他喜出望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