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廖明贵生于1943年02月12 日，仙桃市（原沔阳县）长埫口镇潮愿村人。 当过村小学老师，大队会计，经过商。一生清贫， 个性刚正耿直。2004年03月10日因病去世，享年62岁。父亲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没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记，所以我用些许零碎的回忆当作他的生平以作纪念。
父亲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当时的潮愿村叫先锋大队，上小学时，他就是我的数学、语文老师。父亲对学生非常严厉，上课调皮捣蛋的、不按时完成作业的往往会罚站，请家长到学校。以至于后来遇到乡亲，每每谈论起父亲，我的小学同学都会说起很多故事。只是时过景迁，物是人非，留给大家的只有回忆。父亲对我们几兄妹也一样严厉，凡事要求严格。上小学的第一天，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与一对姓雷的双胞胎小姑娘打了起来，脸上被对方抓的稀烂，痛的大哭也没敢去找父亲，同学的父亲也是老师，最后是各自回家教育了事。
我们大队学校是小学初中一贯制，学校离家不到2里路，出门顺318国道西行南侧，两排瓦面房各有大约10多间教室并排而成，西侧南头是低年级教室，北头是老师办公室、大队卫生所。中间是操场，两头各有一个篮球架。学校南面有一小池塘，供学校生活用水。大约是1978年的时候，被”四人帮”打入冷宫10年之久的电影《洪湖赤卫队》在沔阳剧院上映，洪湖是原沔阳县属地，家乡的电影上映引得大家争相去观看。那天上午我在队屋的禾场上正与小朋友推板车玩，父亲骑着自行车过来找我，一行来到大新路上的剧院时，里面已是座无虚席。这是我印象中在仙桃镇看的记忆最深的一场电影了。父亲一辈子生性嫉恶如仇，喜欢打抱不平，看不贯时总爱给领导提意见，教师的岗位在我初中后就被人顶替，只好回家种地，为此事爱子心切的我的爹爹婆婆不知道骂了大队的继生、树堂那帮小人多久，我至今记忆尤新。
父亲虽然严厉，但学习上还是尽心尽力为我创造条件，一直供我读完高中。1987年10月份，我决定参军，父母亲都很支持。我身体不错，体检非常顺利。同村身体合格的还有一个人，是我姑父的侄子，姑父让我给他报的名。他小学没毕业，天天游手好闲，没想到当年一个村只有一外名额，我们俩还成了竞争关系。论综合条件，我高中毕业，学历素质各方面都比他强，村里也希望我去，说不定就可以到部队闯出一番天地，而他要出去，顶多是混两年。可他一个叔是镇卫生院的医生，有关系，衣服都发了，眼看希望破灭，家人都很着急，我更是坐立不安，母亲跑到镇上找人说理，她大字不识一个人也不认识，谁能理会她呢，愤愤不平只能悻悻而归。叔叔听说后，通过他找仙桃组织部一同学写了一个字条，大意是，长埫口镇某某领导，同等条件下，请优先选送学历高的人到部队为妥。署名：雷某某。有了此字条，命运改变，我顺利入伍，几年后考入军校至团级干部，成为家里村里的骄傲。
再说1971年3月30日，葛洲坝水利枢纽于在宜昌市举行正式开工仪式。此工程因此叫三三0工程。听说父亲参加了此工程建设。改革开放后，集体没了，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在生产队做保管多年的祖父回到家开始做斗笠、草帽生意，爹爹口才好，天生是做生意的，每天早早卖完回家还可以打点小牌。父亲也尝试做个生豆芽、卖草帽、苕粉、袋装洗发水等，但他没有爹爹的做的好，脾气急躁多多少少也会影响成交，后来又从汉正街批打火机到十堰卖，一直没闲过。记忆中父亲胃不好，有胃下垂的毛病，说是猪肚煨汤可治病，我们也跟着吃了好多，不知道是否有效。
某一年我们都到十堰，父亲住小妹妹附近山脚一小屋，半夜睡的正香，突然听得父亲急促的敲门声音。匆匆随着过去，只见他住的房子横樑上缠绕着一条2米左右的大蛇，蛇嘴里还咬着一个大老鼠，令人浑身汗毛直竖，蛇一点也不惊慌，小妹夫徐胜忠跑出去叫来他们厂里人的两个人，用袋子收走了这个不速之客。此事突发事故，对父亲造成的心理影响，是致命的。
父亲后来生病主要还是肠胃上的事。总是感觉气胀，不顺，在十堰太和医院做的手术，我们在武汉，正是年轻奔事业的时候，没能过去照看，完全是哥嫂小妹小妹夫忙前忙后。太和医院是十堰最好的医院，当时做完手术后，拿出一截东西，可能是肠子，也不知道是不是医疗事故，反正从此父亲身体就垮了。太和医院既不给病历又没收后续的费用，可能就是这次手术加重了父亲的病情，以至于后来父亲来武汉一六一、同济协和、陆军总医院看了不少专家都解除不了他的痛苦。让他从此不再相信医生，总是骂什么狗屁医生。病在他身上，旁人不能理解的痛苦也在他身上，病让他丧失了生活下去的信心，生无可恋。他最爱下的象棋与不下了，他在老家的那段日子，过得非痛苦。走的前一天，他打电话给我，那是一天的6点来钟，我刚下班接完幼儿园的小孩走在东院机关楼前的马路上。其实我根本没想到，这是父亲给我们在告别。父亲的电话也就是问孙女雨萌好不好、听不听话等问题，与从前并没两样。父亲一辈子与母亲吵吵闹闹，总是埋怨母亲不会关心人，但临走时留了遗言，写下一张纸的遗书，要我们照顾好母亲，他其实还是非常担心自己走后母亲的生活，怕她过得不好。
父亲走了，我的《洪湖赤卫队》还在。父爱如山，永远都在。
母亲胡冬美，1942年冬月初8生，2018年4月11日因病去世，享年76岁。
母亲出生于贫寒之家。上世纪50年代饥荒，地里颗粒不收，据说连树皮都剥了熬的吃。10来岁的母亲就随着家人流浪到汉口讨生活，那个年代城里又能好到哪去呢？过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返回，只是外公的哥哥不甘心，一家人留在了武汉。后来，我8岁左右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坐着江汉油田的顺风车，到汉阳鹦鹉大道的他们家玩过几天。外公家石剅湾村离我们潮愿村并不远，走路不要半小时，小时我们走家家，那是最快乐的时候，过去了外公外婆舅舅幺爷好吃的总是留着招待我们，那个年月，或许一个鸡蛋、一个锅盔都是美味，都是一辈子的记忆。打小印象中，外公胡木生就是一个剃头匠，农闲时候总在家给湾里的人理发，偶尔也挑着担子到镇上街头支起椅子，赚点外快，即便是我80年代到镇上上学后都经常遇见，现在一想当时外公都是70多的老人了，老人就是这样，一辈子劳碌，直到去世没闲过。
母亲与父亲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两个不认识的人走进婚姻大多是通过这种方式，好与不好都是一辈子。父亲是高小毕业，上世纪60年代绝对算知识分子。父亲身高1.85米以上，浓眉大眼，母亲没上过学，两人都是双方家中的长子长女，承担的责任可能要更重一些。据母亲说，嫁入廖家后，她就担起帮着养活一家的责任。我祖母刘志英年轻时受过太多的苦难，身体不是很好，长年高血压需要吃药，眼睛又近视得厉害，两个叔叔还在上学，母亲过来就没怎么享过福。农村按工分记分，每天在地里累的半死，也挣不了多少。脸朝黄土背朝天，双抢割谷插秧，打麦子捡棉花，挑粪打农药，永远有干不完的农活。父亲文化水平在村里还算比较高，早年在村学校当老师，家里的农活基本上只能靠母亲做了。记忆中母亲并不是很精明能干的人，质朴而不善辞令，即便有理与邻居吵架，也总是吵不过人家。做事就更不用说了，不会偷奸耍滑，外面忙了一天回来还得洗衣做饭，累是自然的。母亲体质怕热，一动就出汗，当年大热天休息的时候，总见她搬个门板在老家小屋的后门口躺着吹穿堂风。
我父亲5兄妹，我母亲5姐弟，非常巧合的是父亲母亲也生了我们5兄妹。孩子多是那个年代的普遍现象，家家都是差不多的环境，也不讲究吃喝，饿不着就行。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老大穿了老二穿，年底了要是请裁缝师傅到家做衣服，那是相当不错的年成才有的事。村里有个叫廖明仿的裁缝是本家一个叔叔，与我们家是邻居，按老家的习惯我们都叫他仿字叔子，手艺好人也好，家里的衣服基本上都是请他做。他腿有点残疾，但有把猎*，会打猎，小时我也经常跟着后边看打兔子，跑得很欢。仿字叔子好像结过一次婚，后来媳妇跑了，也没生一男半女。他喜欢小孩，特别喜欢我们家大哥，带他去过仙桃县城。可惜的是好人不长寿，30来岁得上癌症去世了。与天下父母一样，再苦再难，父母也尽量会让自己的孩子快乐。10岁那年，父亲母亲决定给我做生日，这可是老家非常重视的一个日子，说实话也是我一直期盼的日子，想想可以收到两边的亲戚长辈送的礼物不晓得有几开心。生日很隆重，在家办的酒席。我清楚记得当时给我穿的是当年流行的绿军装，还记得石剅湾村的大幺爷送了我一个算盘，这个算盘被我用小刀刻上名字陪伴了整个小学，40多年了至今还挂在老家的墙壁上。兄妹多负担重，父母的压力不言而喻。父亲做的豇豆饭味道特别好，有一年不知道从哪搞了一条干鱼，足有扁担长，挂在厨房的墙上，吃了很长一段。更多的时候，1斤油要吃两个月。好在大家过惯了苦日子，也就习以为常了。小时候，我们还是挺热闹的，扫地烧火都有排班。为了帮衬家里，三个妹妹没上几年学，早早回家做事也是不得已的事。
渐渐的我们一个个成人。1987年10月家里刚给哥嫂办完婚事，11月我就参军入伍。父亲母亲在我临走前，召集全家照了一张合影，之所以不叫全家福，是因为少了尚健在的祖母。婆婆不知道什么原因，到村里找人聊天去了，成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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