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师爷黄兴开军警干政先河

共和之前，革命党素被称为“乱党”。待到话语权从清廷手中转移，“乱党”就获得正名。但在革命党内部，围绕专以破坏为目的且带有秘密会社性质的政党定位，还是兴起了检讨之声。

在武昌起义之后，章太炎首先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的口号，意思是革命胜利后，革命党就应取消，不再“以一党组织政府”，才符合天下为公的宗旨。他的这个口号遭到黄兴的反对，嗣后孙中山归国，也对此不表赞同。

孙中山急着做临时大总统，在南京上位后，章太炎继续放炮，批评“南京政府既设，一党（同盟会）专制”的现实。同盟会内部，也开始讨论将秘密组织改造为公开政党，以适应新形势。此间尤以章士钊“以造党之目的而毁党”的说法，影响最大。黄兴与孙中山也慢慢改变了主意，终于促成1912年8月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的合并，国民党横空出世。

1912年，中国大地上遍布数百政党社团，它们大多已湮灭于历史的尘埃中。那时的政党比较混乱，很多人都身跨多个党籍，譬如黄兴，是11党党员，章太炎少些，也有5党党籍。党派间旋分旋合，今天数党并为一党，明日一党分裂又成为数个小党。而考各党实力，在政坛颇能呼风唤雨者，首推国民党与进步党。这两党，前者激进，后者保守，构成民初相互制衡的两大势力。

政党竞争你死我活，革命思维一直在兴风作浪，让所谓的权力制衡机制不能走向善治。张玉法的《民国初年的政党》对此有很好描述。在权力移交给袁世凯之前，孙中山等人就想尽办法图谋于己有利的建制。譬如建都南京、北京的争议中，临时参议院本已多数票赞同北京，但孙中山为此提出复议。按辛亥元老吴玉章的回忆，陆军总长黄兴说，“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投票时又“以兵临议院，警卫森严”，导致再次投票的结果变更。后来国民党掌控的报纸说，陆徵祥内阁参议院表决时，段祺瑞率军警所谓的维持议院秩序，实开军警干政先河。这个说法不确，祖师爷分明是黄兴。当然孙黄的算盘也没打成，后来发生“北京兵变”，最终还是定都了北京。

陆徵祥内阁颇为难产，鉴于唐绍仪混合内阁失败的经验教训，有主张超然内阁者，有主张政党内阁者，一时众声喧哗。政见不一，利益分殊，袁世凯本人对此颇为头大，而同盟会操纵制定的《临时约法》，又有很大的先天缺陷（譬如规定总统对国务员的任命，需国会同意；但反过来，总统却无对国会的解散权。权力并不对等），让他深感被革命党算计。1912年7月9日，袁世凯通电各政党云：“惟徒党既盛，统系或歧，两党相持，言论不无激烈，深恐迁流所极，因个人之利害，忘国事之艰难。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亦蠲除成见，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

袁世凯还是老脑筋，不加入任何党派，认为自己作为大总统超然一点，有利于化纷止争。这个做法不能说全无智慧，尤其在党争彼时深受民间痛恶的情势下。只是，自认掌握先进思想的政党领袖们，怎会轻易被袁世凯说服，大家怀抱着各自的理念与利益，在政治对抗的路径上狂奔。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进入共和时代的1912年，仍是一个暗杀风行的时代，这是革命党对政治异见者的一种应对方式。

政坛波谲云诡，本来投票决定的事，在失败一方，却总不愿承担后果。所以共和之后，仍有革共和之命的诡异情事发生。到后来，孙中山认为自己是共和元勋，离开他谈共和或民主什么的，都是扯淡。摆明了其他人做总统就是篡权夺位了。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革命党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深了秘密会社的色彩，孙中山通过按手印效忠的方式宣告对个人绝对权威时代的推崇。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他“不断革命”的理念。既然你革别人命有正当性，那么你执政时乌七八糟的状况凭什么不允许别人革命？这注定了20世纪的乱局。

日本在华情报人员宗方小太郎曾在社会调查报告《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中表示，“新政府成立至今不到三月，已开始瓦解，举国将成为党争之巷。”“中国政党结社之勃兴适足以阻碍其国政之发展，而启官民交争之端，其结果徒成为扰乱天下之工具而已。”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很不幸的是，民初政治走向，符合他的预言。这也为之后的袁世凯称帝，国民党训政乃至左翼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