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前的那个重阳节，天特别冷，我陪大哥踏上了老家赶往济南的班车；2个月后的一个下雪天，我抱着哥的骨灰再次乘上济南返往老家的班车……。那年他42岁）。
一直以来，在我心中他就像父辈，几乎没有沟通和了解。他是大哥，我排行老六，他没上过学，听母亲讲，他七、八岁就跟着本村的一个失明的二叔为队里放猪，十几岁就外出学木匠。在我四岁的时候他就成家了。那时在老家的一个国营单位干临时工，印象很深的是偶尔带回来一些好吃的，总分出一半来我家陪父亲喝酒拉家常，似懂非懂的听着哪棵树哪年成材，什么时候几哥的房子该挖地槽了等类家事盘算。后来的四个哥、姐的新房门、窗、梁和出嫁嫁妆全是他一手张罗的。
八八年我考学，第一天考并不理想，我从城里回家后灰心丧气的钻进我的小西屋里，顶上门，蒙上头。大哥听说后在外面敲门安慰我，我烦躁的一声不吭，直到外面没有声响，后来听母亲讲，他蹲在我门前到下半夜，一直在抽烟。那年，我终于考上要去兰州，全家欢腾，他执意要送我到徐州坐火车，一路上总是嘱咐我节省花钱，保重身体什么的，在徐州火车站，火车已开，他站在站台上从兜里掏出干瘪的三十元钱扔给我，我再看他，已是泪眼模糊…..
现在想来，他对事业的不甘心和敢于挑战，我是很钦佩的。那一年，好像是78年，农田已分产到户，可生产队依然存在，他就自荐干村里我们第四小队的队长，后来如愿以偿；我上初中的那年，八四、五年的样子吧，他贷款从上海买了我们村的第一部“50拖拉机”，跑山西拉煤，几年后后又包车寿光—山西贩盐，再后来在我们村前开了饭店。
开饭店期间，由于社会上混混的骚扰和其他不如意事情的发生，大哥心脏出了问题，久治无效，全家攒够三万多块钱后去省立医院换心脏瓣膜。在济南，历时五个多小时的手术，未能换回我那亲爱的大哥。夜里，我隔着重监室的玻璃，望着躺在病床上僵直的大哥，缓慢、刺耳测量心跳仪器的声音在夜里更显清凉，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蹲在楼道里嚎啕大哭，四十二岁啊，多么年轻，就这么走了吗？剩下的父母、妻子、儿女该怎么过啊？！兄弟的肝胆相照、几个月来的尽心，全部化为的哭声，在夜里蔓延……
又是一个重阳节，跪求在天堂的大哥过好，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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