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安魂曲

南京安魂曲

24日，圣诞节前一天，日本人又来到学校，挑选了21名“妓女”。
关于这件事，魏特林的日记中只有本文开头那短短几行字的记录。
总舍监程瑞芳的日记里，也记录了这一天发生的事：“今日有参谋官带几个中国人来此找妓女，若是有这些妓女在外面做生意，兵就不多到收容所，以免良家女子受害，这些话也是有理。在此妓女是不少，所以让他们找，内中有几个中国人认识妓女的。”
张连红1999年走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时，一位叫屈慎行的老人回忆了事情经过。当年14岁的屈慎行是南京下关区安乐村村民，当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避难。
“日军在学校里每个地方都找遍，有20多名妇女被拉到卡车上。这些女子大都反抗不肯去，高喊救命，但是在卡车上有人拉，下面有人往上推。卡车上有帐篷，没有人敢跳下来。”屈慎行告诉张连红。
哈金在《南京安魂曲》中写下了这一天发生的事：
谷寿夫指挥的第六师团后勤部副部长——一个胖脸中佐带着一百多名日本兵来到学校找妓女。
明妮终于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能看出来谁从前干那种工作。”
中佐发出一阵狂笑：“不必担那个心。我们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可以看出她们来，非常准确。”
中佐保证只找“自愿重操旧业”的，并且还会付给很好报酬。魏特林终于同意了。
但这时，四处都响起了尖叫声。原来，在中佐把魏特林拖在这里的时候，外面已经开始到处抓人了，被拖走的都是一些相对漂亮的年轻妇女。
“金陵永生”
安全区总部里，不断地有人进来向拉贝报告抢劫强奸的消息，并把他拉到现场。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大喊一声“德意志”或“希特勒”，日本兵就会突然变得礼貌起来或像老鼠一样逃跑。
1938年1月1日，日本人在南京成立了自治委员会，命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所有行政权和钱款、米粮移交给自治委员会。1月28日，日本人下令关闭难民收容所，限定难民在2月4日前回家。
在最后期限到来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还有4千多难民，多数是年轻姑娘。许多人回到家中，遭到蹂躏，第二天又回来。
每天仍有女难民来学校，魏特林顶着压力收容她们。
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更名前一天，拉贝回国。在告别致词里，他说，“我一定不会忘记，明妮·魏特林小姐是怎样率领400名女难民穿过全程，将这些人送进我们安全的收容所里的，这只是无数事例中的一个。”
5月底，日军再次要求所有的难民所解散。
国际救济委员会决定，将30岁以上的贫困妇女安置在大方巷，而将那些30岁以下的贫困女子、住在城里危险地区的女子和无法安排的女子安置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并为她们开展一个教学项目，以备她们今后可以自谋生路。
这段时间，魏特林忙于应付日军当局的压力和士兵的骚扰，以及繁重的学校校务。“我累得精疲力尽，不想再思考任何问题，心情也不好。”
这一年年末，魏特林愈发感到疲倦不堪。12月11日，她写道：“真不知这星期怎么熬到头。”
但她没想到的是，更大的挫折还在后面等着她。
据《南京安魂曲》中所写，1940年4月初的一天，也即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不久，《紫金山晚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真正的罪犯》的文章，将矛头对准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西方人。
自称“真相卫士”的作者还特别提到了1937年12月24日晚，日军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带走21个女子的事情。文章写道：“让我们看穿那个所谓慈悲女菩萨吧！明妮·魏特林其实是一个人贩子，一个出卖中国人的叛徒。我们必须揭露她，必须把献给日军的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的账算到她头上。”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实际负责人丹尼森夫人看到后，无比愤怒。一直和明妮·魏特林不和的她，听不进任何解释。
几天后，魏特林递交了辞职报告。她的健康状况一天比一天糟糕，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5月，她回美国治疗。
1941年5月14日，魏特林回国后一年，独自一人在公寓开煤气自杀，时年55岁。她的遗书上写道，她在中国的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之苦，不如一死了之。

在哈金《南京安魂曲》中文版的序言中，作家余华写道，明妮·魏特林这位勇敢、执着而无私的女性，最后却遭受了妒忌和诽谤，让人感伤之后是感叹：“人世间的可怕不只是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还有命运的无情冷酷。而命运不是上帝的安排，是人和人之间制造出来的。”
魏特琳被安葬在美国密歇根州的雪柏得镇，墓碑上雕刻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剖面图，并刻着 “金陵永生”四个中文字。
6月10日，蒋介石国民政府颁布了嘉奖令，以褒扬魏特林在中国的特殊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