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我该走了
日前跟一位从美国来港的洋同学叙旧，他告诉我，安德逊教授前两年病逝了。我没有感伤，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连他自己亦早看破生死大事，旁人倒该从他身上领悟什么叫做乐观积极。
安德逊是我在美国读书时的老教授，八十多岁仍在授课。安德逊教授的本行是医疗社会学，坦白说，他实在把课讲得闷，理论有点落伍，口齿有点不清，反而经常挂在嘴边的“想当年”替课堂增添不少趣味、他的童年，他的故乡，他的家庭生活，尤其何年何月何日跟哪些殿堂级的社会学者有何交往，安德逊教授缓缓道来，给刻板的课程注入了浓浓人情味。
记得他忆及二次大战时的人际关系，说那是民族仇恨最深最可怕的年代，德国人、犹太人、日本人、美国人彼此痛恨，互相排斥。战后某天他问一位替德国朋友说好话的犹太女士：“为什么你不憎恨德国人？”对方回答：“我的一生，曾经被人推进地狱，也曾经被人救出地狱，所以我明白，对于人的好坏判断，不该看他的国家、民族做了什么事，而该看他个人做了什么事。”
至于夫妻之道，是安德逊教授最喜欢的话题。有一回，安德逊教授跟几位学生坐在餐厅吃三明治．他边吃边说自己“跟一个女人结婚54年，从没想过移情别恋”。我亦边吃边请教他如何做到，他眨一下眼睛，调皮地说：“你们中国不是有佛教吗？佛教不是有白骨观吗？我对白骨观的理解是，无论你娶的是谁，到最后还不都是一样，何必多此一举？”
猜你喜欢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