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王荣光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他一生为革命英勇奋斗，流过血、负过伤，解放后又为军队和国家建设辛勤工作，他积劳成疾于1987年去世。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但他对国家和人民无限的热爱，对于子女倾心的呵护我们永远铭记在心。他是我们和蔼慈详的父亲，更是我们生活、学习、工作的榜样，我们深深怀念他。

  父亲1914年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上才溪乡溪东村下土楼，原名王琰辉，参加革命后改名为王荣光。父亲的父母早逝，家境贫寒，小小年纪他就帮家里种田、给人打小工勉强度日。

    1929年7月父亲十五岁那年，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到才溪乡，发动了才溪乡农民暴动，父亲参加了那次农民武装暴动，受到了革命的熏陶。后来他参加了少年先锋队，担任少先队队长，一直帮助革命政权做事。1930年5月加入共青团，任才溪乡少共区委会军事委员。1932年5月，他调少共上杭县委宣传干事，不久由团转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红军长征后，他因病留在闽西坚持革命斗争，一直随部队在深山里打游击。在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中，父亲经受了严酷的考验。有的人坚持不下去，脱离了革命队伍，可父亲始终抱养跟党走，跟红军走的坚定信念，坚持了难以想象的三年敌后游击战争。艰苦的条件无情地摧残了父亲的建康，但他仍然矢志不渝，时刻准备着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苏维埃政权、捍卫红军。

    1937年，国共合作进行抗日，1938年闽西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父亲随部队走出深山，投入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

    1941年，父亲经历了最为艰苦的时期。在“皖南事变”中，他与部队拼死战斗，身负重伤。他与冲出敌人围捕的几个同志辗转几百里，九死一生到无为，才找到自己人。那时，他的伤口已经发炎，感染生蛆，加之长时间的饥饿劳累使他几乎濒临死亡，但顽强的革命意志使他一直坚持到最后获救。

    皖南事变突围回到部队后，父亲留在新四军七师工作。从1941年5月调任七师五十五团政治处任党总支书记到1949年，他一直在七师工作，对七师有着深厚的感情。1951年11月调任三十一军政治部副主任。1966年1月，调江苏省军区任副政委。1978年改任江苏省军区顾问。1982年10月离休。

    父亲长期以来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了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胜利，并终身为之奋斗，所以他能经得起任何艰难困苦的锻炼和考验。

    父亲从不计较个职位的高低，他谦虚谨慎，尊重别人，团结同志。从1942年至1947年这六年时间里都担任团一级的政治工作，没有因为在团一级的工作时间长了而有丝毫松懈情绪，相反，仍保持着一贯认真、积极、谦虚的工作态度。他总是担心因为他的一点疏忽而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给战士们增加伤亡。他原来的下属有的后来提拔成了他的上级，他同样心悦诚服地尊重和服从他们的领导，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坚决完成交赋的任务。

    父亲所在的部队是一支敢打敢拼的部队。解放战争中，曾消灭过国民党所谓的“天下第一团”。但即使是取得辉煌的胜利他们也没有任何的骄傲和松懈。消灭“天下第一团”后他仍与团干部一起检查战斗中的不足，总结斗争经验。所以，他所在的部队一直具有一流的战斗力，具有旺盛的革命精神。

    和父亲一起工作的同志称赞他是一个模范的政治工作者。他对于维护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维护军民、军政关系，动员全体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积极参战，瓦解敌军，教育和培养我军广大指战员，及时鼓动司令部和后勤部的工作等等，都做得非常出色。

    他先后工作过的十九旅五十六团和七十三师战绩辉煌，在泗县、淮阴、涟水、鲁南、莱芜、孟良固、南麻、临朐、胶河、莱阳、昌潍、兖州、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中能较好地完成战斗任务。

    父亲长期从事党的政治工作，在加强党的领导，提高部队军政素质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解放战争中七十三师涌现出战斗英雄28人。获得荣誉称号的连队有16个，是一支战斗经验丰富，战斗力坚强，战斗作风顽强的部队。

    父亲在瓦解敌军工作方面也卓有成效。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中，父亲和团领导用政治攻势，迫使敌二十三师师长黄百华率该师余部七千余人向我投降。

    父亲作为一个政治工作人员，打仗也很勇敢。他总是认为：我军的优良传统之一是我军干部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这是我们政治工作人员首先要做到的。我军政治工作人员在战斗中，特别是在危险时刻能够亲临前线，和战士们在一起，才能提高政治工作的威信，摸到战时政治工作的规律，做好政治工作。

    父亲视大公无私、遵守纪律为革命军人之本。他严格执行各项政策规定。在作战中缴获大批战利品，有时仅黄金、白银就几十斤。这些战利品统归政治部门负责处理。父亲作为政治部门主要负责人，对每次战利品的处理，都经过集体研究处理，都有清单可查，一清二楚，他从不私占任何一点东西，也不允许任何个人企图私占。直到他离休、去世，他始终是两袖清风，一身廉洁。

   “文化大革命”是对父亲另一场严峻考验。文革中父亲对两泒群众始终实行讲政策，讲原则，促团结，稳大局的做法。虽然地方造反泒有种种出格的举动，但他都能一一化解。甚至在不被理解的情况下也能坚持原则。

    父亲活到老学到老，始终贯彻党的方针。1979年父亲曾到北京军政大学学习，这对他最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都是有很大帮助和提高。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也非常严格。我们兄弟姐妹上山下乡、上学参军全都随地方安排。子女们的工作都是按照组织的安排就业，他从来也没有为自己和子女办过任何私事 。

    1987年父亲因病去世，与我们永远地分别了。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献给了新中国的保卫和建设事业。他从一个福建贫困山区走出来的泥瓦匠，在党的教育培养下融入了为民族解放、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当中。任何艰难困苦、流血负伤、荣华富贵、误解冤枉都没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和顽强斗志，他始终忠于党，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好父亲，我们永远怀念他。亲爱的父亲，您安息吧。

   此篇文字 是在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七师（皖江分会）为段洛夫、钟灵峰、蔡辉、王荣光、王培臣、胡明、徐绍荣、曾火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