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五月到汉中，一出西安，父亲有鉴于四川仍很完整，力主部队应该下四川，稳定川局，代总统李宗仁坚决不允。在汉中，担误近半年时光，等到终于奉蒋先生命令下四川，局势已经无力回天。胡宗南部幕僚转述，基于集中兵力之思考，父亲的幕僚们曾经有好几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是直冲山东，到江苏连云港。第二个想法，直冲武汉，武汉位处华中交通枢纽，一旦情况危急，可南下广州或江西，再退往台湾。第三个想法，是下云南建立长期游击根据地，但情势变得太快，这几个想法都未付诸实现。（后来据担任蒋先生侍卫长的孔令晟表示，第三个计划是蒋先生的决定）
 
    李宗仁不管事，中枢无主之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蒋先生自台湾飞重庆指挥，要父亲下四川，父亲感喟说：“现在要我下四川为时已晚，大部队入川，无异等着被共军瓮中捉鳖。”父亲在汉中主持秘密会议，会上发言盈庭，那是决定胡宗南部队行止最重要的一次会议。父亲随从参谋回忆，蒋先生不断从重庆打长途电话到汉中，想直接找父亲讲话，父亲一反常态，始终避不接听。俞济时奉蒋命，连打三次电话，父亲最后出于无奈接了电话。“总裁有令，你马上带部队下四川！”
 
    那段期间，父亲当时主持陕甘川绥靖公署，部队分散在各据点与共军不断接战，他接到此令，非常苦恼，他在会议上告诉高级干部，现在把大部队带进四川，战略上将陷于完全不利的地位，会被共军围而歼之；日后，人家会说是我胡某人丢掉大陆的！最后，父亲的参谋长罗列将军起立发言：我们不下去也不行，如果我们不入川，蒋先生必成共军俘虏，你胡某人的责任更大！最后父亲流着眼泪，勉强按照命令进入四川。
 
    国共战争末期，大部队缺乏机动交通工具，光靠两条腿跋涉行军，势必减缓过大巴山南下四川的速度。蒋先生原先答应，预备调集八百辆大卡车给胡宗南部队，结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调集军用卡车一百部。胡宗南部克服重重困难，越过大巴山，如同《三国演义》中描述的邓艾下阴平入蜀；并利用原有在四川北部重镇广元，作为指挥中心。
 
    川陕甘绥靖公署准备由主力部队第一军进驻成都，并保障川北其它各军在共军猛烈攻击下转进之安全，但蒋先生从重庆来电，表示异议，坚持第一军开赴重庆。蒋先生日记上记载，再三命令胡宗南把第一军开往重庆。由于蒋先生坚持，第一军只好调头奔赴重庆，等大部队好不容易进抵重庆，因为贵州和川东失守，四川已处于共军重重包围之中。
 
    刘伯承率领二野蜂拥而至。林彪统领四野从武汉直逼广州，占领广东后再调头直攻四川，从川东南插入。彭德怀的一野，从陕西、甘肃一路披星戴月追来。四川地方武装力量，刘文辉、邓锡侯部队不稳。仅有的黄埔系部队宋希濂、罗广文的部队都溃败。父亲的部队入川，第一件事情却是要对付四川乱局，接管他们溃败之后的防区。第一军边走边打，居然还打了几个胜仗，共军口耳相传：怪不得这是第一军。俘虏共军数百人，稳住重庆局面，争取到两个礼拜宝贵的时间。让国民政府能从重庆迁往成都，第三军已固守成都，预备抵挡彭德怀的一野。胡宗南部可说是三面作战，既要抵抗彭德怀部及刘伯承部，又要跟林彪部对抗。王生明将军当时是第八师副师长，部队一路冲到成都东南，抵抗刘伯承部，结果部队被打垮，王生明跟着军长吴俊，兵败负伤，化装逃到台湾。

部队到达成都，四川叛军刘文辉部队，及反叛的原国防部厅长郭汝瑰，都在一二日行程之内，他们准备要扣留蒋先生向中共邀功。
 
    父亲曾发了一封重要的电报，给在台北的汤恩伯将军，坚决反对会战，并谓我军处于内线不利位置，一旦与敌人会战，必遭全歼。父亲说趁敌人兵力未形成包围圈时，击灭共军的一部，再俟机击灭另外一部。在时间上已经来不及，我军兵力布署呈一字长蛇阵，请兄有以教之。
 
    在给汤恩伯的电报上，父亲的想法应是把部队主力转移到云南、西康去，既可保留实力，又可占领云贵高原有利位置。然而，现实环境根本不允许如此。果然，蒋先生要父亲赶往成都，所有部队只好往成都集中。父亲陪同蒋先生住军校，根据日记记录，他们每天密商接下去该怎么作战。蒋先生的日记中有段话，在如此危难时刻，宗南毫无颓唐之色，真将领中之麟角也。
 
    父亲静观形势，认为局面难以长久维持，力主国府应该迁往台湾，也劝蒋先生退到台湾。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蒋先生离开成都。蒋公离开成都，父亲随即赶往西昌，力图安定西昌局面。西昌原本归刘文辉部控制，父亲调第一师一个营的部队到西昌，居然解决了刘文辉一个师的部队。
 
    父亲从四川撤退西昌途中，飞机遭逢恶劣天候，斯时，整个大陆都已被共军占领，飞机只好往南飞，迫降海南岛。接连数日天气未放晴，飞机无法起飞，又与台湾通讯中断，蒋先生刚从成都回到台湾，急于与父亲连系，却遍寻他不着，颇为生气。所幸，天气放晴后，父亲终于赶赴西昌，重新建立指挥中心，逐步集中被打散的部队，两个月内，部队扩充到一万多人。
 
    胡宗南部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从陕西下四川不久，天气就进入冬季，人生地不熟，既无冬衣，又无粮饷，更无兵源，连军火弹药的补给都断绝了。我作了个统计，成都之役，父亲麾下牺牲了六位师长，他们不是阵亡就是自杀；三位军长中的两位负伤；两位兵团司令一个负伤一个被俘。底下团、营、连长几乎牺牲殆尽。这些人牺牲的代价，换来国府全身撤退台湾，也帮蒋先生断了后。
 
    据父亲部下转述，由于国府最精锐的部队，分由杜聿明、傅作义、刘峙统帅，几几乎都已于一年前在东北、华北、淮海三场战役中战败，武器装备也随之转手，全部被共军缴获。在四川重庆及成都与我军胡宗南部遭遇的共军，一个排就配属一辆战车，武器质量悬殊，可见一斑。即使如此，第一军在重庆仍能获致局部胜利。
 
    共军绝不可能让父亲在西昌站稳脚跟，与台湾形成互为犄角之势。一九五０年三月，十万共军围攻西昌，父亲辖下的一万部队，多是新造之师，而且分散在好多据点，备多力分。而且，弹药补给均成问题，地方上的彝族，也多未能合作。

攻打西昌的共军，系二野刘、邓的部队。父亲的部队无力固守，眼睁睁看着城镇与据点逐一被攻陷。到情势最危急的关头，蒋先生从台湾派了一架飞机，到西昌接父亲及贺国光将军等人。当天晚上，父亲召集部将开会，父亲表示他打算留在西昌，与阵地共存亡。他要秘书长赵龙文，参谋长罗列等人搭这架飞机走。参加会议的人员坚决不同意，最后，罗列起身发言。先前汉中会议是他力主挥泪入川，西昌会议上又是他挺身讲话。罗列说：共军四路围攻，喊出口号活捉胡宗南，你胡宗南如果被活捉了，对党国有什么好处？以后还有谁能号召失散的部队和七分校的学生？
 
    罗列说：汉高祖被围，纪信伪装成刘邦，引开匈奴冒顿单于的部队。我愿意当纪信，从现在起，部队由我指挥，我来做纪信，你上飞机。罗列跟赵龙文等将领，簇拥着父亲，强行将他拉上飞机，直飞台湾。未几，共军攻进西昌，乱军之中，罗列受伤昏迷，当地彝族剥光他全身衣物，共军清理战场时，遍寻不着罗列，即宣布罗列战死，台湾随后将罗将军入祀台北忠烈祠。实际上，负伤的罗列被老百姓救活后，经彝民协助，由四川南下广州，辗转逃往香港。
 
    西昌易手之后，父亲在台湾以为罗列阵亡，把罗列母亲当成自己母亲侍奉。罗列逃到香港，父亲喜出望外，马上跟蒋先生报告，为罗列办理入境手续。其后，父亲奉派任职澎湖防卫司令官。一九五九年某日，蒋先生召见父亲，征询他接任陆军总司令的意愿，父亲谦辞不受，他向蒋先生推荐罗列，蒋先生同意，罗列随即奉调陆军总司令。刚撤退到台湾时，一度有传言，蒋先生要父亲当参谋总长，好友副参谋总长王叔铭还要父亲的参谋们先作准备，但后来父亲没有去，反而愿意到大陈岛（笔者按：胡宗南于一九五一年奉蒋介石之命，担任“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主席”，指挥大陈海上游击队）。一九六０年，经国先生衔命来见父亲，要父亲做参军长，他告诉蒋经国：“请你跟‘总统’报告，我有心脏病，不能做这个职务。”隔了两年，父亲就心脏病发作病逝了。
 
    父亲刚到台湾，曾经遭逢一桩很不愉快的事件。一九四九年，部队奉命从西安撤退到汉中，由于和谈破裂，共军已渡过长江，局势危急。父亲暗思，应该为麾下将领在台湾购置房舍，安定部属军心，免除后顾之忧。于是用一千两黄金，在台北南京东路、松江路附近，购置五十间房舍，供麾下将领和家人撤退台湾的栖息之所。父亲却未藉此机会，为自己购买任何一间房舍。孰料，陕西省议会副议长李梦彪，跑到父亲办公室，向幕僚副官人员提出要求，希望能比照胡宗南部将领，为他配一间房子。幕僚人员告诉李梦彪，这房子是给将领住的，你不符合条件，但这件事他们并没有报告我父亲。李梦彪兼任“监察委员”，一气之下，向“监察院”提出弹劾案，以丢掉大陆为由，弹劾胡宗南。
 
    父亲从不为自己辩解，任何人对他毁谤、误解，他非但不置一词，也不准部下仗义辩解。他说，你们多辩解，就多给“总统”找麻烦，不必辩解，打落牙齿和血吞。
 
    弹劾案提出来后，便有一百零八位“立法委员”联名为父亲辩诬。经过“国防部”详加调查后，停止弹劾。而蒋先生深信胡宗南的人格，最后也亲自出面讲话：如果没有胡某人，我怎么从大陆出来？如果没有胡某人，“政府”怎么出来？你们怎么出来的？不要再办了！这桩弹劾案终于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