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军回忆录”中的姑妈
1975年4月15日这一天,天上下着小雨,我的姑妈突然被新疆公安单位的人送回到唐家来。她因姑父的牵连,再加上家庭成份不好,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遣送到娘家来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
她也没料到会突然被抓着并瞒着姑父直接送她回老家来,当时他们夫妇仍处在政治运动审察期。她的突然失踪,使姑父到处找人,着急、害怕、担心,一家人几天都不得安宁。表哥贝贝和表弟明明都被吓得不敢出门,直到姑妈从这里发电报给他们,一家人才把心放下。后来姑父才知道是他单位的领导让公安机关采取的这一行动。就这样让姑妈在唐家呆了整整四年,直到78年她被平反后返回新疆才离开。
姑妈在唐家的四年里,发生了不少事,甚至使高安、奉新两县的人都知道她的到来和存在,她也为乡民们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病,带“罪”为两县人民作了较大贡献。
姑妈是国家培养的医生,她读了8年的双科大学(西医、中医),她的医技高明,临床经验丰富,有医者不可缺少的善良之心,能治多种疾病,是乡民们难求的好医生。
她刚下放时,老乡偷偷找她看病,她还不敢看,可经不住病人家属的请求和当她看到很多老乡确实是没钱到大医院去治疗,她的心软了,于是悄悄地为老乡治病,开一些即便宜又见效的中草药方,治愈了一些病人。她的名声一下就传了出去,周围村子里的人都来找她看病。
生产队认为她这是为乡亲们做好事,也就不管她是什么“坏分子”了,专门从队部让出房间作门诊室,由生产队收取挂号费,让她给四邻八乡来看病的乡亲们治病。她每天晚睡早起,一天要看50―60个号,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甚至吃饭时也被追到家里来的病人围着。病人看病心切,都希望早点看完好回去买药,药到病除,好早日康复。她很同情高安远道而来的老乡,尽量早看早让回去。
生产队让姑妈坐了一周门诊后,这事被大队干部知道了,并派人来干涉,“她这是破坏合作医疗,给贫下中农看病不安好心。”
还批评生产队长“你们这是助长她的威风,贫下中农怎么能求她看病了?难道大队医疗诊所和县医院的医生会看不好这些病吗?你们不要忘了她是个‘坏分子’,不准她再乱给人看病了,小心她搞阶级报复。”
其实有些病人在大医院里治了很久都没治好,在姑妈这儿吃了几付中药就见好,再换几次方子,病就全好了。被治好的无数老乡常提着土特产来报答她,感激她的救命之恩,拜她为“姐姐”“干娘”的不少。姑妈善待病人,对一些疑难病有治疗经验(特别是对肝炎的治疗),她为病人所开的药,药费也少,老乡们在经济上都承受得起,所以她的医术受到大家的公认。
可大队不让她给人看病了,乡亲们就把她悄悄请到家里去看。她在村子里得到了老乡们的保护,就像当年的八路军被乡亲们掩护起来一样,不让她被大队干部抓去受罪,乡亲们认为能为他们服务的人就是好人,不管她戴什么“帽子”。
队里让姑妈做些她能做的事,天天在村子里捡牛粪。有时老乡家里来了要看病的亲戚,就趁她捡到家门口时把她请进去,还另外派孩子替她捡满粪筐里的粪而不耽误她的工。
当时姑妈只要能给乡亲们看病、开药方,尽一个医务工作者的义务,她就不怕冒险,心里总是感到高兴,这证明她不是“坏分子”,是个对家乡有用的人。乡亲们对她的爱戴、关心也使她在心理上、精神上得到了安慰。
秋天的一个晚上,老乡们刚收工回来吃过晚饭,有人听到大型拖拉机开来的声音,在村口就有人下车来找队干部带路去抓姑妈到大队开批斗会,被村里一名社员知道了,他赶快跑来通知姑妈,并迅速将她带到他家里,把她藏匿起来。
结果大队干部没抓到我姑妈,而停在禾场中央的拖拉机不知被谁拔去了插栓,他们只好开着车头回去了。一些围观的老乡高兴地拍手叫好,大家不约而同地保护着对他们有帮助的女医生。
但老百姓还是斗不过当官的,最终姑妈还是蹲了奉新公安局的大牢40天。只因当时从四面八方来看病的人太多了,发生了经赤岸公社到沿里来的潦河渠上的公路桥下翻车事故,县公安局调查结果是两个骑摩托车的人因不熟悉路况,没走便桥,直接冲入断桥下,最后怪罪于姑妈“非法行医”,让两个赶来看病的人造成一死一伤。所以只好将姑妈抓去坐牢,“以平民愤”了结此事。
其实不然,那两个人是开着单位里的边三轮摩托车前往上港大队购买樟木板(是做大木箱的材料),出了事不好交差,只好说是“去看病”,这样姑妈就倒霉了。
抓姑妈去的那天,公安局的人没进村,大队传口信来说是让生产队干部带她去大
队汇报思想,不得有误。结果姑妈一进大队办公室就被铐了起来。原来他们接受了教训,怕来唐家被村民围攻而抓不走她。这样确实是很容易就把她关进了公安局的大牢。
那就是77年的夏天,贝贝表哥刚好从新疆来这里没多久,他母亲就被关到了公安局的看守所里去了。他赶了三十多里路去探监,给母亲送点吃的和换洗衣服,东西可以送进去,但人不让见面。
可怜的表哥只好伤心地独自返回,每天坐在家里看书、学英语、听广播,等待着、盼望着母亲早日被释放回家。那段时间,他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努力自学,为后来他考上吉林外语学院学习和出国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