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傅种孙（1
898—1962）江西省高安县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并留校任教，后来曾在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从事教学工作。1922年傅种孙翻译并出版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算理哲学，对罗素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出积极的贡献。

　　1945年傅种孙作为访问学者赴英国考察，与英国的同行探讨、切磋学术理论，于1947年回国。他先后任北平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数学通报》总编辑。他在教学的同时，潜心于学术研究。他撰写的学术专著《初等数学研究》是几十年教学经验的结晶，在数学界有很大影响。

　　1949年春，北京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5月北平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黎锦熙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傅种孙为教务长。毛泽东离开西柏坡驻进北京后，在百忙中亲自到北师大教授汤璪真家里，并由他点菜设宴，宴请汤璪真、黎锦熙、傅种孙、黄国璋等人。傅种孙对中共领导人这种礼贤下士的作风表示敬佩，积极地投入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大学的群众运动中。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陈垣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何锡麟为第一副校长，傅种孙为第二副校长。1954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体育运动委员会，傅种孙担任主任委员。

二

　　195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整风。5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但是，很快就风云突变。5月15日毛泽东在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的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就作出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新部署，并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

傅种孙作为一个党外知识分子，在5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校党委邀请党外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积极发言，对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严肃的批评。同时，傅种孙还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内部刊物《师大教学》上发表文章，其题目是：《中共失策之一》。这些文章与讲话，体现了他作为共产党的诤友、挚友的可贵的精神风貌。

　　傅种孙提出的批评意见，主要有如下几点：

　　解放后每次政治运动，都给知识分子造成伤害。他说：“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知识分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会遭这么大的祸殃。”“地主之所以为地主，资本家之所以为资本家，必然是有剥削行为，有罪过。我们能够说一个知识分子必然有罪吗？”“跟党走，过去有时就走糊涂了，在三反、肃反的时候，就走糊涂了。”又说，“知识分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鼓励的。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分子臭架子打掉’，对士气毫不顾惜。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隐忧，无形的损失。”

　　给知识分子扣上“旧”的帽子。1956年1月，周恩来根据建国后7年的社会实践，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作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个组成部分”的科学评价，强调要关心、爱护、尊重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种观点深得知识分子的拥护和赞同。然而，到了1957年春，毛泽东又把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

　　傅种孙说：“我们来看看中共是怎样来对待知识分子的。所有的报章杂志上所写的，报告会、讨论会上所说的，只要一提到知识分子，必然戴上‘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很少单独提知识分子而不戴帽子的。显然，如果光提知识分子而不戴帽子，就不好骂了。可听的人作何感想呢？他会不会想我不是旧知识分子而是新知识分子，我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红色知识分子呢？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自封。因此，每个知识分子听人谈到知识分子（总有小帽子——旧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原注）时，总不免有些害臊、害怕。”因此，“我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始终感到遗憾，在知识分子上面必须要加上‘旧’字或者是‘资产阶级’，叫旧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农民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他反问道：“为什么偏偏给知识分子加上个‘旧’字？这又何苦？你把人家当雇佣看，当奴隶看，甚至当敌人看，这怎能使人家有主人翁态度。……”

　　中共中央不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说：“现在的知识分子与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利用？知识分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你有远大计划，现在人懂行，愿效劳，何苦不用？”“我不相信知识分子对中共离心离德而中共能够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虽然，现在没有知识分子失业，都在用了，“但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分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来呢？难道这是一种政策吗？”“就知识分子说，养着他而不听从他的意见，就是所谓‘豕交兽畜’的待遇，是知识分子所不甘受的。”“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待遇与中共所标榜的知识分子政策几乎完全相反。这能怪知识分子得福不知感恩吗？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这能把责任完全委之于下级吗？下级的普遍偏差与上级的领导无关吗？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哪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寒心？”

　　北师大党委偏听偏信，党群关系紧张在于党员独断专行。他说：“我们学校内党群关系比以前有了进步，但还是不够的。以前党外人士对党团员存着戒心，怕他们挑碴儿，说话不敢随便说，一定要想好才敢说，有些党团员假装进步获得组织的信任，在他们的报告之下许多教授丧失了威信，许多系的教研组也因此而垮台，如当时的英文系就这样垮台了，许多教授走了。教授的威望是靠学术建立起来的，而学术上的威望是‘百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毁之而有作’，我所知道的党团员的报告和许多非党团员的报告是相反的。……造成党内、外的界限首先党团员要负责，当然党外人士也是有责任的。”

　　北师大党委对知识分子态度粗暴，不信任他们。他说：“党委对知识分子的心情不够了解。我对党的政策都拥护，惟独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感到惋惜，我看不怎么高明。知识分子能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他能在这里工作，并不是党的威力压服了他，也并不是德性感化了他，而是看到解放后，大放光明，看到民族的幸福前途，在这样的鼓舞之下，所以才肯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是为了顾全大局，不是佩服这些个党委。要把这种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党员。不然的话，都以监工的态度出现，自己还觉得怪不错的，这是非常错误的。”“师大最令人伤心的是老同事、老同学间几乎不敢来往，像一盘散沙，没有粘性，只靠党来联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党怕大家彼此来往熟了会造反的原因吧。要改变这种情况只有靠党。我常常说：现在我们师大的人，无论教员、职员都不是真心实意地爱师大。平常在闲谈中没有一个人说师大好，这可看出大家对师大是否有感情。后来的人恨不得把师大看个透，好像以前一点好处也没有，而现在就靠这些人来办师大，这怎么能办得好呢？”

　　要学生批判地学习老教师的做法是错误的。他说：“师大教授名声，在校外比在校内高，在系外比在系内高，在系内又比在助教嘴里高。这谁吃亏呢？当然老教授也吃亏，但最吃亏的还是助教学不到东西。……党对青年教师说：向老教师接受知识要批判的吸收。我对这句话非常反感。”“我们安排小孩子上学的时候，难道叫自己的小孩子批判地学习老师，批判地听老师的话吗？党是青年教师的家长，要很好动员他们向老教授学习。可是，这几年党叫年轻教师学习老教师总是附带条件，批判地吸收。何必同时说这样的话呢？这样老教授怎么能毫无顾虑地拿出知识来呢？这使老教授感到年轻教师好像不是来学习知识，而是来监督他的。”

　　傅种孙早年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后来又留学海外，接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由于中西方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目睹旧中国的黑暗腐败，心系共产党，一直追求光明，追求解放。他响应党的号召并且出于公心，以一个学者的良知对党的知识分子方针、政策和北京师范大学党委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的情况提出许多批评性意见，有些意见是相当尖锐的，有的是十分刺耳的。然而，在主张“舆论一律”的社会环境中，且不说他批评中央领导人是犯了大忌，即使是批评北师大党委也是越进了“雷池”。因此，傅种孙的这些“逆耳”忠言竟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接着大会、小会批判，强迫他交代有险恶的政治目的，最后，将他划为右派分子。

　　1957年9月下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座谈会，批判社会科学界的右派分子。参加这个会议的有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100余位专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一位讲师在批判发言中列出了长长的一串右派分子的名单，傅种孙也在这份黑榜上挂了名。发言者说：“由于章罗联盟的大将与谋士们的疯狂闯阵，到处点火，再加上社会上的其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呐喊助威，曾经在那么一段短短的时间里，弄得高等学校阴风翻腾，飞砂走石。在这种气氛里葛佩琦、林希翎……傅种孙等等牛鬼蛇神，纷纷出现。这群每个毛孔都充满着血污的家伙，张牙舞爪向党、向社会主义猛扑。这种突然的袭击，也曾引起一部分中间分子的晕头转向，不知何去何从。但是，这阵‘妖风’与‘邪气’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正气压下去了。”

三

　　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1958年5月，中共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人民日报》发表《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社论，这样，“插红旗、拔白旗”运动的锣鼓敲响了。在中央号召鼓舞下，北京师范大学党委提出口号：“要坚决拔掉学校阵地中的资产阶级白旗，插上无产阶级的红旗”。于是，各个系科排查重点人物，而在全校范围内，傅种孙被推到了前台，并对傅种孙1957年整风运动中的言论再追究，加倍算账。师大数学系发表《拔掉数学界的一面白旗》文章，最初刊登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后来又经过加工，使之带有更浓烈的火药味，刊登在全国性的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前者署名为“数学基础组”，后者改了署名，为“北京师大数学系学术批判小组”。

　　这种批判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只要读一读文章的内容，就不难明白它究竟是学术争鸣，还是政治批判？在此，读者不妨将它看作两篇文章，加以比较对照阅读，这样，就可以看出批判文章是何等的武断了。

　　解放后，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指导学术领域里思想理论的争鸣风行于一时，傅种孙在不同的场合批评这种乱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他说：“我学的是数学，数学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数学和资本主义的数学之分。”这种实实在在的话在背熟阶级斗争词句的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

　　署名“数学系学术批判小组”的文章从政治上“上纲”，将傅种孙与解放后一直受到批判的罗素联系在一起。其实，英国学者罗素是一位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他曾来华考察访问讲学，解放初，他被视为英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言人。这样，罗素的政治观点且不说，即使是他的数学理论也被视为反动的资产阶级一类。将傅种孙与罗素挂上钩，批判者的意图可见一斑。文章说：“从傅种孙的一系列的议论里，我们看不到一点新鲜思想的闪光，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家罗素早已破产了谬论的翻版。”“事实上，傅种孙是中国数学界贩卖罗素货色的老手。早在30多年前，他就已经拜倒于罗素的门下，成为罗素的哲学观点在我国的忠实的信徒和狂热的传播人。”

　　傅种孙的重要著作是《初等数学研究》，他在这本书中论述了“科学的数学化”方法，强调用这种方法研究科学的重要意义，认为，“研究各种科学之专家，为欲将科学使之数学化，则须就该科学所研究事例问题之关系，精细分析，考究其中之因果，使归诸少数简单基本之原理而后已，基本原理如果获得，此后遂可本基本原理，形式地演绎其他定律（如数学之由公理以演绎定理然）。此等定律既为基本原理推出之必然结果，基本原理又为该事例所必合，则此等定律之真确，虽不经实验，亦可断言。此所谓科学之数学化也。”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段批判傅种孙的话，后来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上发表时，被编辑部删掉了。这并非是编者感到它的无力，没有打中傅种孙要害，而是另有一番隐情，觉察到批判文章的作者自己犯了政治性的错误。原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等有关著作中，对数学方法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数学方法的发现和完善化”，“最重要的数学方法基本上被确定”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同时，恩格斯还强调，未来科学的发展，数学的用途将大大的拓展，数学方法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事实说明，这是恩格斯的科学预言，并且得到了证实。一些人不读恩格斯著作，或者是对恩格斯著作不甚了了，竟不懂装懂，胡乱地批一通，结果暴露出自己的无知。多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的编辑把住了这一关，否则要闹出大笑话的。因为把矛头指向恩格斯，批到恩格斯的头上，说得轻一点，那是一时的疏忽；说得重一点，那可是在天上捅下了一个大漏子。这个错误，依照当时《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可要“戴帽子”的啊！那样，人们才会明白究竟是傅种孙，还是谁人？最终成了历史的笑柄！当然，了解这样一段历史的陈迹，也可以知道当年以无知批有知的怪事多多，此处仅仅是一个鲜活的例子而已。

　　傅种孙肯定形式逻辑推理在数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批判文章却说：“资产阶级学者傅种孙之流尽管可以随意约定一些公理系统，推来推去，造成不可胜数的‘数学门类’，然而这些东西，只能是不结果实的花，只能是符号游戏，因为，其对社会实践的价值等于零。如果依照傅种孙之流的道路去研究数学，那么数学就会真正成为一门伪科学。”

　　批判文章最后作出政治性的结论：在反右派运动中，“傅种孙的反动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已经遭到广大群众的彻底揭发与批判，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面貌已经完全暴露。”“但是，由于他多年来长期控制着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讲坛，以初等数学特别是几何基础权威自居，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各种场合，大量散布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歪曲数学科学的本质，引导学生脱离政治，在师范大学数学系广大师生中间以至全国广大中等学校数学教师中间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希望数学界特别是中学数学教师们充分认识重视这一问题，和我们一道努力，坚决彻底地拔掉数学界的这面白旗。”

　　学校对傅种孙的批判，除了贴大字报、撰写许多文章外，还采取了其他例如编教材的方式。在一份《关于在数学系开设“辩证唯物主义与数学”讲座的几点初步意见》报告中说：“傅种孙长期以来一直传播罗素对数学的主观唯心论的观点，宣传康德的先验主义和罗素的逻辑主义……资产阶级的谬论流传，至今未受到彻底的批判。”对于这类讲座，数学系党组织给予支持，认为“这课的设置应该是数学科学中一面红旗，在教学计划中是一条红线，用这条线把各个数学科目连接起来，今后将用这个讲座展开对数学中的唯心主义的学术思想进行批判。”

四

　　傅种孙在一派批判声中熬过了1957年。1958年，他又被作为数学界的“白旗”再次遭受重创。从此打入了另册，成为人群中的异类。同事的疏离，学生的冷眼，使他在屈辱之中度日如年。作为一个学者的傅种孙既然心系中国数学的发展，又关心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那么，他就只能为坚持自己的思想理论观点付出沉重的代价，蒙受着苦难的折磨。1960年9月中共中央给一批右派分子摘帽，公布出来的那份名单中没有他。到了1961年12月，傅种孙摘去了右派帽子，让他稍稍地松了一口气。然而，身心遭受无端伤害的傅种孙却被另一场灾难击倒了。

　　1962年1月14日下午。傅种孙的学生赵慈庚与闵嗣鹤登门拜访傅种孙。师生相见，傅种孙分外激动。师徒们三句话不离本行，谈到共同关心的1958年教学改革中的是非问题。

　　傅种孙重提旧话：“我这个罪人不该多说话，就拿教改来说，好处在哪里？”

　　闵嗣鹤回忆说：“那时候北京大学要打倒柯西的极限定义。和这并提的还有函数的定义问题。当时很有些人因为实用上没有连续而无导数的函数，就说没有那种可能。给出具体的函数让他们看，他们说这不符合联系实际的原则。如果照他们的说法，必须有连续导数的函数才是函数，那就只有解析函数是函数了。我于是反问他们，如果从这个连续而不可微分的函数求不定积分，那么，这积分是不是函数呢？他们没法再说了。”

　　傅种孙听了，气愤地说：“想出一着，竟不顾自相矛盾。我想有些人就是要千夫之诺诺，不要一士之谔谔。……”

　　话刚说到这里，傅种孙突然用双手指着两个太阳穴，身子也歪倒了，这是他突发脑溢血症。15日凌晨，傅种孙转到阜外医院，抢救无效，于18日离开人世。

　　傅种孙所发出的谔谔之声，是作为被批判资料保留下来的。实践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相反，批判他的人是错的。

　　80年代初，傅种孙的右派问题平反。他生前希望获得的这份公正的结论，终于在辞世18年后到来了。

《纵横》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