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捡旧书报，在一份十年之前的《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29日）上，看见一篇题名为《丁声树与<现代汉语词典>》的文字，乃怀念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诞辰九十周年、逝世十周年之作。同一期间，智效民亦有同名纪念文章（后收入其《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一书），只不过角度更偏重丁声树与“史语所”的旧日渊源及往来交谊。眼前之文则通过追述丁先生主持编纂《现代汉语词典》的几件掌故，刻画了其严谨而勤奋的治学风格。作为一门外汉，对丁先生的渊厚学问可谓不通一窍，尽管与多数人一样享受着《现代汉语词典》之便利，记得上高中时，这部词典（盗版本）几为人手一册，当然，至今仍是我的必备且常用工具书。

其实，吸引我兴致的并非丁声树先生，而是文中所提丁的终生至交——石明远。据莒州网的“名人”介绍——石明远，莒县夏庄镇石家屯人氏，1914年5月生，1938年5月参加战地服务人员训练班，后任党领导的暴动委员会组织部长；1942年任莒县文教科科长，后调三专署文教科副科长、县委秘书；1948年2月参加干部先遣纵队南下，同年10月到达皖北打游击；建国后历任皖北行署民政处秘书兼科长、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民政处处长；1952-1955年，就读马列学院，毕业留校任历史教研室讲师。1957年3月，调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党委书记兼副所长。

从上述“简历”可看出：“革命生涯”——几乎是石明远先生（叫同志不习惯）前期的主要活动内容及写照，这与那个时代有为青年的选择基本一致，如同乡一个叫宋平（后任国家常委、组织部部长）的同龄人，便选择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肄业，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不过也有一小疑问，单就上面的“简历”，我们几乎看不出石明远为何有如此“高觉悟”，即他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说白了就是“革命启蒙”，因为学说、观念的影响抑或某志士仁人的引导？所以，恰好空缺的1938年之前的“思想变化过程”或“思想引爆焦点”，便成为回答这一问题的钥匙。还好，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这一困惑便迎刃而解。

但让人悲伤的，这却是一份其时“盖棺定论”的讣告：“[本报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院语言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石明远同志，因病于2005年12月28日逝世，享年92岁。石明远同志1914年5月出生于山东省莒县，1934年考入曲阜师范。……”正是这“1934年考入曲阜师范”，填补了上述“思想空白”，由此可见，在1938年“参加战地服务人员训练班”投身革命之前，石明远已是文化基础良好的大学生，尽管暂时无法考证其就读曲阜师范期间的学习与活动史料，但我们可以推想：正是此间中国也经历着新的变化与考验，尤以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对不少在校学生（尤其大学）影响巨大，石明远或正是其中之一个。

在这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还记载了石明远自1957年到任社科院之后的生平。“……在长期担任语言研究所党政领导的工作岗位上，他恪尽职守，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在党务行政等各项管理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表现出较高的领导水平。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善于团结周围的专家学者，重视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研究所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和长远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突出贡献。离休后，他仍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研究所的建设，支持所里的工作，并积极参加离退休干部的政治学习和集体活动；潜心研究家乡方言，出版了《山东莒县方言》、《莒县方言志》两本方言专著，还发表了37篇县志专篇和数篇回忆录。”

“通读”石明远的一生，总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革命工作”阶段，包括从曲阜师范走上革命道路至毕业并留教马列学院；中期“党政工作”阶段，从调任语言研究所至1982年离休，“文革”时因“执行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停职，后于1978年春恢复名誉和工作（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晚年“方言研究”阶段，不可否认，与蜚声内外的吕叔湘、丁声树、李荣、王力等语言学家相比，早早走上革命道路的石明远其学术根柢难以望其项背，但置身并领导语言所四分之世纪的“耳濡目染”，加上对“家乡话”的熟稔，及诸学者近水楼台式的相助……石明远就“莒县方言”之研究，颇有所成，其《莒县方言志》自1995年由语文出版社发行，不但几次重印，且多受港台及国外重视。

西汉王充说：“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论衡·自纪第八十五》）因为“言殊”，故在“官话”之外有“方言”。自两千年前的西汉末，词赋大家扬雄著成“悬诸日月不刊之书”的13卷奇书《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为开方言研究之先河，后历代（尤明清以降）注述集考者众。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鲜明表征，共同璀璨着民族文化星空的斑斓多姿。而《莒县方言志》一书，作为自明代成化年间编纂《莒州志》（《明史·艺文志》载：“任顺《莒州志》六卷”；后万历、顺治、康熙、雍正、嘉庆、光绪、民国、建国后均有编修、重修。）以来，又一融会方志与语言学之力作。《莒县方言志》后收入丁声树之高足钱曾怡教授所编《山东省方言志丛书》，也算“奇缘”一桩了。

众所周知，曾有不少学术人才由学术而行政，最终再无所成就，如谢泳先生所写的《尹达的学术道路》，便是一例。而“革命”“党政”出身的石明远，晚年却倾30余载致力生地方言研究，并有《莒县方言志》等著述面世，实让人心生敬仰。我于方言无所学，难评其学术价值之高寡，但作为更贴近的“母语”，自高中至今，我对此书温故数回而愈觉亲切。在《莒县方言志·自序》中，石明远写道：“到所不久，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就发现我说的家乡话（山东莒县话）很有意思。他对我说，‘你的方言很有特色，可以记一记’。后来又不时的向我问这问那，如问劁了的公猪怎么说，我说叫豕宗猪……”这是石明远先生做方言整理的“缘起”。

“从我到语言所工作起的二十多年，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人都几乎无法正常工作，何况党政工作人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同志有一次说：‘我们是做服务工作的。’意思是说我们做的工作是为研究工作服务的。因此，我心安理得地在语言研究所服务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1982年7月离休。丁先生希望我记录自己家乡话的事儿，一点也没有做。离休以后，深居简出，力排干扰，试着记录莒县方言，以偿夙愿。方言研究室的专业人员，和我长期共事，是我的同事，又是我的朋友。我充分运用了这一条件，不会就向他们请教，边干边学。”（《莒县方言志·自序》）从这真诚的叙述中，见不得一点印象中“党政人员”的“飞扬跋扈”，却多了踏踏实实工作、问学的纯朴与勤恳。

从另一件小事上，也可见石明远先生的这种品格。我在查阅语言研究所主办的《方言》杂志时，发现整个1979.1—2003.3 的篇目索引中，仅见《山东省莒县方言音系》（1987.3）、《古庄章知三组声母在莒县方言的演变》（1990.2）、忆旧之作《深切缅怀丁声树先生》（1999.3）等三篇文章，为石明远先生所作，这与那些“不懂装懂”惯爱“吹嘘卖弄”，并借“自家刊物之地”大肆宣扬沽名钓誉的人，可谓天壤之别呵。而且，从刊物注明的日期看，在离休潜心研究家乡方言五年之后，方才首见石明远发表“成果”。当然，我依旧无法评价这两篇论文的学术贡献，但是这样的问学精神，不愧让某些学人的行为感到羞愧。

不惟问学如此，既是在做为“学术服务”的党政工作期间，石明远同样尽心尽力、在所不辞。如前所言之《丁声树与<现代汉语词典>》，作者张戟曾访问与丁声树相交甚笃的石明远，文中写道：“作为语言所的书记，石明远实际上是《现汉》编纂工作的行政组织者。他佩服丁声树的学问人品，对丁十分尊敬。在与丁声树交往的20年里，对丁声树的工作十分支持，曾在《现汉》编纂最繁忙的时候，特批丁声树等不参加政治学习。李荣至今提起此事，还笑言石明远‘胆大妄为’，竟‘以业务冲击政治！’”而这又与我们熟知的“学阀”“梁校”之所为大相径庭，如果在既有的“学术自由”空气中，如果更多石明远这样为“学术服务”的人，结果可想见。

作为语言研究所的党政领导，《现代汉语词典》组织主持者，及1960年“试印本”审订委员会委员，正是在石明远整个“党政工作”阶段，这部词典从孕育“试印”“试用”，历经多次调整重印，最终“修成正果”。自1956年《现代汉语词典》由国家立项，1958年6月正式开编，1960年印出“试印本”征求意见，1965年印出“试用本”送审稿，1973年内部发行，1978年第1版（实为1979年9月）……至今印行4000万余册，其应用之泛，影响之广，为世界辞书史上所罕见。而今年适逢《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30周年，也是石明远的笃交、词典学术主编丁声树先生逝世20周年，“词典”的成绩，足可告慰两位先生在天之灵。

 《文心雕龙·声律》言：“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以我浅薄理解，没有“声律”之差，便无“方言”之别，而参差多彩，应是好事。曾几何时，石明远作追忆文字《深切缅怀丁声树先生》：“十年前，丁先生久卧病榻之后，遽归道山，但他的音容笑貌、学者风范却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每当念及，我就魂牵梦绕而泪眼涔涔。丁公的学问造诣极深，我不敢妄加评论，但相处多年，就耳听目见，缕述几事，以表怀念。”其深厚情谊跃然纸上，且丁的学问之深、石的为人之正，亦寸目可见。倏忽十年又去，传薪火的人或早不为时人所知，聊且一记，权作无端的纪念吧。

《莒县方言志》一书中的莒县，即石明远先生的故乡，略作介绍——莒县，位于山东东南部，面积1952.4平方公里，人口110万，是一个拥有3000余年历史的文明故国，更是东夷文化发祥地。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的莒文化，古今往来彪炳史册的名人不可胜数，如藏荣绪、刘勰、赵源、陈蟾、管廷献……其陵阳河遗址出土的陶制大口尊“图象文字”则证明，早在7000年前，莒地先民就创造了中国最早的古文字雏形。莒地古城达十几处之多，古遗址、古墓群已发掘1291处；县博物馆的馆藏文物达12000余件，其中国家级文物200余件。莒文化经历代发展和沉淀，成为独具特色的史前文化，被公认为是与齐文化、鲁文化并称的山东三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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