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日出生在西宁，妈妈给我说：“你是冬至的一天出生的。”这就是说，是阴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三出生，而这一天所对应的公历是：1949年12月22日。而十一月三日这个日期，就被没有换算“转”成了公历，被使用在我的履历表和身份证上。西大街“青海人民剧院”旁边的小市民四合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我就在那里度过了幼儿期。 那时的家境我全然不知，似乎也不是太差。只知道院内有一个女疯子，经常嘴里喊着：“棉花当当响！”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印象。 那时的我，好像晚上都是出去到巷子外面一家去玩儿，那家的主妇我们就称“王家妈妈”，她家的一个女儿比我略大一两岁？叫选英。她家的天井花园中有一棵杏树。有一回大人让我们几个小孩一个个崛起屁股，放一个屁就给一个绿色的还没成熟的小杏子，几个小孩和在场的大人们都乐得什么似的！得到绿色而酸涩小杏的孩子，自然马上就放入嘴中，被酸味弄得挤眉弄眼的表情，自然淹没在更加欢快的笑声中……至于“屁”，那是一种生理反应，哪能说要便能放出呢？ 我最喜欢出去玩儿了，可又最怕的是每天晚上出去玩儿，回来的时候要经过一条长长的窄巷道，黑漆漆的，似乎总有什么跟在我后面，心跳得像打鼓似的，跑又看不清楚路面，怕摔跤，不跑又嫌巷道深远，经常几步一回头，狼奔突兀地回到家。 记得那时妈妈在北门大河挖沙子，地点在南川河与湟水河的交叉点上，也就是后来《青海日报》社后面的位置。早上妈妈出去的时候，把我中午吃的馍馍放在邻居家一堆杂物的后面，我记得是一堆麻袋装的干辣椒什么的。不到中午我是不敢自取的，怕提前吃完了到中午就要挨饿。 有一回，我和小伙伴一起找到北门大河边去了。 我们勉起裤腿在水里捉小鱼儿，大人们也一起玩儿，拿妈妈的长衣服象网一样由两个人牵住放在水里，我们都到上游去赶鱼儿。那时候的河水是那么清澈！水里的鱼儿太多了，一群群明晃晃的小鱼儿在大人们淘沙挖出来的水坑里游，最长的也不过四厘米，只是它们感觉没有人打扰的时候才开始各行其是，否则，几十条闪着银光的鱼儿动作整齐划一，煞是好看！ 还记得一次，妈妈去割麦子（不知是帮别人秋收还是怎么），就让我在麦地边铺在地上的衣服上睡觉。我平躺仰着头，似乎第一次看到蓝蓝的天和白白的云，北方的白云飘得很快，我感到一阵阵头晕，似乎有一点儿天旋地转的感觉。自己一个人仿佛独在一个世界里，身边成熟的麦子被风吹着发出刷拉刷拉响声，其余什么也看不到，只能听到大人们在不远处边干活儿边说话的声音，脑子里的印象是那么清晰。那时候，我大概只有四岁。 还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就在剧院大门口的广场上玩耍，这可是青海省省会唯一的大剧院，说是广场，其实就是剧院门口用墙围起来的一片垃圾遍地的空地，墙内一侧被风吹着集中起来的垃圾中，满是糖纸、干草渣、擦屁股纸、报纸小人书的碎纸，那时当然还没有塑料产生，垃圾也很单一。我竟然在那里面捡到了五角钱！于是和伙伴们拿去买两分钱一块的水果糖，个个高兴得什么似的！ 那时的钱好像刚刚改用人民币，之前曾用什么“金元卷”，我已经没有印象，但我知道金元卷的单位很大，也听熟了卖西瓜的吆喝声是这样的：“沙瓤西瓜！伍佰大一牙子！牙子又大瓜有沙！”那声调我至今仍会不差毫厘地学出来，足见金元卷的单位，其实也就是五分钱一块的意思。 儿时几乎没有什么玩具，见到大人们用过的香烟盒，就会小心把它拆开，那精美的印刷十分好看，大人教我认识那几个字是“‘哈德门’香烟”，几个字都在一个个金色的圆圈圈中。 有一次晚上，在街边站着看那些少有的霓虹灯，感觉街上灯光闪闪，但我突然注意到那些转弯的汽车上的转向灯，那是一个大约二十厘米长短的[=〉]箭头形，就挂在驾驶室里面的挡风玻璃上方，三角形是红色的，连接三角形的矩形柄是绿色的，支点就在连接处，可以转动。直行时箭头朝上，转弯时由司机把它转向相应方向。晚上看着这好看的彩色箭头指向哪边，车子就向那边转去。看到一个竖直向上的箭头突然横过来指向一边，我就马上指着喊起来：“汽车要往那边转了！”自己很是得意，至于那箭头的结构，当然是后来才知道的。 一次，爸爸带我出去上街，看到一个回民小贩肩上扛着一个木桶，桶里装着卤牛肉、牛肝什么的，木桶上面一个方形木盘，放着刀、小盐罐，几个小碗。爸爸给我买了几片卤牛肝，小贩麻利地放下木桶和方盘，一边说话一边把一小块牛肝切成薄薄的片，撒上盐面，再浇上一点老汤油，大概就是现在说的蚝油。我就站在街上吃起来，那香味儿现在似乎都没有忘记！要说吃的东西，那时候吃过的还有粽子、枣糕、甜醅，不过只吃过一两次。北方的孩子，从小长大没有吃过什么几菜几汤，能偶尔吃到好东西，自然终身难忘，深刻的印象至今犹在。 后来，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把住在西宁市西大街上的居民都赶到了南川河西岸的“尕庄”，那大概是一九五五年的事情了。别以为“拆迁”是这几年经济开发才出现的事情，只不过现在你被搬迁的时候有了补偿一说，过去的年月可没有。 尕庄，就是西宁市南川河西岸的区域，邻下游相接的是夏小庄，邻上游相接的是沈家寨。邮电局、职工疗养院、地质学校都在那一片，离现在的高新区不远。 在那里修建了上万平方米的民宅。在那红胶泥的河岸山坡上，一排排的简陋土屋，房顶是麦草上盖一层薄薄的红土，屋内的土地坪还得自己拿石头夯实，生活在省会城市的我还没有见过家里砖铺的地坪。晚上睡在炕上，屋顶的麦草还会掉在脸上，墙壁上的白灰时不时被撬起的麦草杆带掉一片泥巴。在还没有刷油漆、没有安装窗户玻璃的时候就让居民搬进去住。大概这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吧。 现在想起来，恐怕那房子还不如印第安人的茅草屋吧。房屋的整体设计简直就是集中营！七排两两相对的长约六十米的土墙，组成六个大大的相隔大约五米的院落，每个长长的院落的中间又有垂直方向的墙隔开，形成约三十米长的小院，其中有两个院落的中墙中间有开口作为通道。总体又形成小院，每个小院座东朝西是大户型四户人家，座西朝东是小户型六户人家，门户少的一边，在最边上有一间公用厕所。每户大约只有三十几个平方米的面积，即便是大户型也不过四十平方米。 我记得我家一开始住的是较大的户型房，每月的房租是5.2元，这是我记得最清楚不过的事情。妈妈把父亲寄来的生活费节约了又节约，每月都要积极按时地交纳房租，妈妈又是居民小组长，即便不是，也不能、也不会推迟交纳国家索要的房租的！照时间推算，那时的四川，平均月工资可能是二十元左右；西宁的工资我想绝不会超过四十元。这个标准的房租一直交纳到1979年我们家搬到西宁市南大街的时候。24年间交纳的房租大约有1500元，超出了修建房子的成本好多倍！这也一定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毛泽东领导下，老百姓就是这样被“忽悠”着。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生存……什么都找不到！房间的地面是湿土，房顶是干土。房间地面得靠自己用木棒、石头一点点砸实、砸平，才可以放桌椅板凳。搬迁过来的居民们刚刚把古董一样的家具摆放好，就遇到下雨，窗户没有玻璃，大家就用破旧的被单或者烂木板等东西钉住，请注意：那个时候塑料薄膜还没有诞生。晚上，房顶的土被雨水泡湿、渗透以后，连同麦草、泥巴一起开始往下掉，泥巴地坪上，只听得接雨水的盆子、吃饭的碗丁丁当当响个不停。 那个时候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的市场概念，社会就是在一层层党组织领导下，用命令和政治压力在运作。别忘了我可是省会城市的居民，那时的乡下是什么样子，怕永远尘封于地下了。我们那些平民百姓，早已经被勉强活口的生活环境，搞的麻木、无知，呆板、迟钝，就像过去动物园里的野兽，即便现在动物园里的野兽，也会受到不少人道的待遇。那个时代真正是不堪回首！当然，听说——比起第三世界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中国人民是幸福的——鬼知道！我小时学过的所有历史——没定准！你要是学的乖一点，对这些历史，你选择性赞益的，不妨慷慨一些；想不通的，你就选择性失语吧，这可是现在老记们最重要的经验之一！ 我就在那个环境中逐渐长大。在那个环境中度过了小学、初中的学生生涯。 鬼知道怎么回事，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三好学生”，而且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小学五年级刚刚开始，全国都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学校要选拔四年级学习优秀的学生直接进入六年级，我被选中了，所以五年级没有读，我就成了“跳级生”，现在想来大概是“大跃进”的产物吧。 那个时候，爸爸在柴达木大柴旦公路局工作，学校开始普及普通话的时候，爸爸就写信让我一定要学好说好普通话，那是对我幼年启蒙最有远见的决策，使我受益终生。 小学毕业以后，我进入了当时的“西宁市实验中学”，后改名为市第二中学，其实那学校叫“湟川中学”，名字是马步芳起的，谁敢用？至于今天已经恢复叫湟川中学，也许是根本利益所需吧？变来变去的历史，都是各取所需，这大概就是辩证法！一个伟人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写的？见鬼！你就歇菜吧！那是忽悠弱智、欺负脑残呢！没听说火车上一个民工没小心把车窗玻璃弄碎了，列车员要他赔，他说：“国家的财产是人民的，我是人民中的一分子，当官的拥有财产那么多，我只要这块玻璃，就当是我的这一份已经让我使用了还不行吗？”各位，你知道全民所有的财产中你的那一份在哪里？ 对不起，扯远了。 我进的学校初一年级有六个班，三个班学的外语是俄语，三个班是英语，我被分到了学俄语的班。当时还感到有些自豪，因为俄语是我们的“老大哥”国家使用的，英语是帝国主义国家使用的，听说美国也讲英语，他妈的！最坏的帝国主义用英语，不学英语也是一种幸运。现在想来，真真他妈的！害得我学习计算机的时候才开始强迫自己记忆许多的英语单词，好不辛苦！而俄语却真正不常看到。 哥哥读高一，和我同一个学校，由于离家有大概两公里远吧，所以中午不能回家吃饭，再说青海人家里，中午还不就是吃馍馍喝开水吗？所以早上去学校的时候哥哥就带着我们两个人的中午饭。上午最后一节下课以后，我就去哥哥的教室里拿我的一份馍馍，然后就去开水房打一杯开水。那时似乎中国已经度过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勉强可以吃饱肚子了。 就在我升到初二的时候，我的右腿髋部开始经常疼痛，一直认为是踢毽子把大腿崴了，拖了好长时间以后，我脱鞋袜的时候都不能抬起自己的右脚，走路都是一颠一颠的了，其实是一只腿由于病变而比另一只腿短了。这才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髋关节关节结核”。 为了治病，我休学了。 记得父亲从柴达木来信说：一定要把腿治好，实在不行就到柴达木来，在柴达木交通职工医院就治。当时我只知道柴达木离西宁很远，并不知道那里的自然地理气候情况。当然妈妈也不会让我去那里，父亲是在工作，而她是家庭妇女，孩子们就应该在妈妈身边。 得病休学以后，我就在西宁市第二医院（后来成了省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每天跑几公里路去注射链霉素，为了治疗腿的毛病还得走那么远的路，真是悖论一个。途中经过我就读的学校，好像是三个月都如此，上帝保佑，我的腿好了。我还是正常进入了初三年级。虽然休学，但没有误了学业，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除了学习成绩好以外（特别是数学），其他的事情，我什么都不懂。 在尕庄读小学的那些年头，我挎着小竹篮卖过煮熟的玉米，沿街串院地喊：“热包谷！”；在街头摆过小人书摊子，别人来看的时候每看一本交一分钱，就在摊边上看，不能拿走；放暑假的时候到河滩里砸过石头。就是找一个大点的、有一边平面的石头做砧子，用一条三指宽的橡皮，圈成一个小圈并固定上一个手把，就像放大镜那个样子，然后就找来大大小小的石头，把它放在小圈圈里用锤子砸烂，并且砸烂的碎石也不能太大太小，最后把砸烂的碎石堆成方，等待验收，记得好像一方碎石给八元钱，不到十岁的小孩子，在大太阳下暴晒还不是问题，怕的是一不小心就砸到自己的手，或者是被飞起来的小石块打中，要么是一个个黑色血泡，要么就是血流如注……二十几天假期，挣到的钱就拿来做学费，也就不过七八块钱。 那时西宁的南川河，水很清亮，还有小鱼在里面游。孩子们不时也下水玩耍，河水很小，不存在危险。孩子们倒也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