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见到董启强政委，是在1954年8月底的长沙二、四政治干校合并大会上。当时我已是总政决定调出的人员，临行前出于好奇在场外旁观这次大会。董启强政委是以二政干校副校长的身份在大会上讲话。他清瘦的身形，高亢的嗓音，浓重的四川乡音，四六成句的语言，很具有鼓动性，与后来四政干校校长湘炜那已经发胖秃顶的身形，稳重低沉略带山东口音的欢迎词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我们几个旁观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次见面是在1958年的4月，我在张家口通信学院无线系当了近四年的政治指导员之后，调到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工作。这时董启强同志已经是这里的副政委，实际主持二分院的工作。我作为政治部组织处的一名助理员分管二院党委秘书工作，才在会议室近距离与董政委见了面。因为职务上的差距，除了一般性的工作语言交流，只感到政委作风雷厉风行，精明干练，有点知识份子气派，架子大，不好接近，此外并没有多少了解。

有了更多的了解，则是到了1960年9月的一天，聂荣臻元帅点名批评五院政委刘有光和二分院副政委董启强（被后人称为聂总打雷），要我帮着董副政委写检讨，办公地点由组织处搬到院办公室，了解才多了起来。再加上当时航天事业大发展，办公室和宿舍都奇缺，为缓解困难，领导决定自己腾出一部分宿舍给尚未结婚的工作人员住，我和专家工作科长孙亚同志一起搬进了董政委家的宿舍，同时在这里办公，长达一年多时间，我和爱人结婚也是在他家的客厅举行的，因此才对董启强同志生活的一面有了更多的了解。

董启强同志与一般工农干部不同，业余生活丰富，热爱文艺体育，喜欢游泳、滑冰、看足球比赛，有一次还介绍一篇旅英华人“红学家”写的文章给我，同我探讨中国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的写作背景及其文学技巧。他的夫人刘光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在铁道部工作，生活简朴，为人忠厚和善，育有七个子女，孩子的姥姥也与他们一起生活，连请的保姆在内，老少三代十几口人过的很和谐。

董启强政委重视家庭生活。关心疼爱自己的子女，注意对子女成长教育，但管教方式仍受中国传统家长式的影响。记得有一次，他的不满三岁的小女儿小妹哭闹不停，谁说也不听，气得董启强政委把她关到厕所里禁闭，夫人、保姆、姐姐们替她说情都不行。最后孙亚和我出面说情才算解了围。

（二）

董启强同志是我国航天事业最早的创业者之一。国防部五院成立不久，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对航天事业的领导，调王铮同志为副院长兼二分院院长，仍然担任通信兵主任的职务。就是因为这种关系，原来隶属通信兵的电信科学研究所也一并调了过来，与五院的后五室合并组成五院二分院，董启强同志以副政委的身份实际主持二分院的工作。

当时正处于航天事业的初创阶段，中央军委从全国各地和军内外调来大批干部、专家和工人。在这个时期，二分院光院长一职就换了三任。第一任兼院长是王铮中将，第二任院长是周维少将，调任前是通信学院院长，第三任院长张怀忠大校（不久晋升为少将），调任前是济南军区副参谋长。像这样分属各地，经历、作风、水平、性格各异的人一下子调在一起，如何把他们迅速的团结起来，组成一个战斗的整体，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董启强同志作为二分院主管党政工作的主要领导，在这个时期从工作安排、机构设置，到家属安顿、生活保障等方方面面，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队伍组建刚见成效，1960年国家为了支持航天事业的发展又从全国大专院校选调来大批应届毕业生，充实壮大航天科技队伍，一时间人满为患，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本来这批踌躇满志的青年学生一下离开校门到国防工业部门工作，有的还要转换所学专业，就没有多少思想准备，再加上国内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台海形势紧张，思想情绪十分波动。面对这种情况，以董启强为书记的党委一班人同各级干部一道，从阶级教育入手，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端正思想认识，教育他们热爱航天事业，同时注重解决他们工作生活当中各种实际问题。在大灾之年，全国许多人因吃不饱饭而患浮肿的情况下，各级干部把聂总从全国各大军区调来的黄豆和鱼不折不扣的分发到每个科技人员的手中，保障广大科技人员的身体健康，极大的感动了这些同志。正是由于这些深入细致的工作，广大科技人员很快就安下心来，全身心的投身到科研生产中来。由于当时住宿狭窄，广大青年科技人员，包括周日在内，晚上都要到办公室来学习，直到深夜12点，整个办公楼都是灯火通明，几乎每天都是干部来动员他们，才回宿舍休息，“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这是他们当中许多人要立志在航天事业上干一辈子的誓言。这句豪言壮语通过董启强政委报告的概括，变成了广大科技人员的共同心声。

（三）

航天事业是建立在多学科基础上的庞大系统工程，要想攻克它，光靠高涨的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深入的探索和扎扎实实的工作。面对复杂的航天科学技术，不要说刚从部队调来的军事干部这些门外汉不了解，广大才出校门的青年科技人员在校没有学习过，就是选调来的技术专家也不熟悉。开头有苏联援助，可以通过仿制爬楼梯，但是到了1960年中苏两国交恶，苏联撤走专家，情况就不同了，客观形势逼着航天战线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必须走自力更生，自行设计的道路。

凡事开头年。第一步如何走，是经过一番曲折的。最初受当时总路线大跃进左的影响，想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搞科研生产， 1960年二分院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内容也纳入“五一”体育运动大会，不断敲锣打鼓报喜，搞乱了科研生产秩序，受到聂荣臻副总理严厉的批评，是不成功的。转入自行设计后，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对我国航天事业的领导，任命空军司令刘亚楼兼任五院院长，空军第一副司令王秉璋以五院副院长身份具体主持工作，希望用空军建军和指挥空战的经验来管理航天工程的科研生产，把总体上升，成立地地、地空两个总师办，试图依托这两个部门像司令部那样指挥科研生产，结果也没有成功，不久两个总师办就撤销了。最终是在中央科学技术十四条和聂荣臻副总理在五院干部大会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广大干部深入科研实际，调查研究，摸索科研生产规律，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航天工程的办法，使我国航天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其中二分院院长张怀忠和政委董启强做出了突出贡献。

当时，董政委和张院长分别深入到一支队（12所）和三支队（23所）蹲点，深入科研生产第一线，向科技人员学习，向工人师傅学习。通过实践他们认识到，不管多么庞大复杂的科研生产工程都是可以分解的，具体的每个课题项目就是它的基础。一个个课题被攻破了，就为整个工程的完成打下坚实的基础；航天工程又是个庞大的系统，建立在多学科的基础上，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光有各级行政领导的指挥调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强有力的设计师系统，在技术上对整个工程负责，而只有两者有机配合，才能确保整个工程的顺利完成。这就是说：以课题为基础，两条指挥线，就构成了航天工程管理的基本框架。

但到此并没有结束，因为任何一项工程都是靠人来完成，一个科研院、所、工厂的所有工作人员和所有工作，都必须确定一种信念，就是要以科研生产为中心，面向课题，一切为科技人员（包括工人）服务，一切为科技生产服务，并且以此为标准，作为检验每个工作人员和各项工作好坏的尺度。到此，“以课题为基础，两条指挥线，一个中心，两个服务”就构成了全部具有中国特色的航天工程管理模式。

张怀忠院长和董启强政委总结的这套科研生产管理经验，是航天工程管理工作规律性的反映，用于实践，使全院工作摆脱了盲目性，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有效的保证了自行设计工作的顺利进行。他们的工作不但得到了上级的认可，并写入《五院工作条例》，在整个五院系统进行推广，而他们本人，由于认识上的飞跃，也由航天工程管理的外行成为了内行。在他们之后，二院领导已经换了几茬，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新的领导虽然作了多项改革，但是“以课题为基础。两条指挥线；一个中心，两个服务”这个基本管理模式并没有改变，而且今后还会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还有一件事值得特别提起，就是在这期间董启强政委发现并培养了33分院主任张履谦这位先进人物，在全体人员中进行宣传，使广大科技人员学有榜样，更使这套管理模式生彩，得到聂荣臻副总理的赞扬，并推广到整个国防科研战线。

由于董启强政委这个时期的工作成就，在1961年晋升少将时，航天系统8人中，只有他是双晋，也就是俗话说的：“既升官又发财”，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上级领导对他工作的肯定。

（四）

航天事业是个产业，自行设计工作一旦走上轨道就必然的要对工业生产能力提出要求。1965年，国防部五院由军队序列集体转业成国务院所属的第七工业部，乃是发展的必然。在这次大转变中，二分院也由专业院变成了型号院，从上海、沈阳划入了一批工厂。这本来是件大好事。但在这次体制、任务重组的关键时刻，二院却发生了决策性的重大失误。原来技术力量就很强的二院本应该趁这次大发展的机会，攥紧科研拳头，继续加强自行设计能力，但却分散了科技队伍，近似天真的按型号分成了上海、沈阳、北京三条生产线，把五个研究所先期搬迁到上海，按计划两个总体部还要分别搬到上海和沈阳，只是后来由于发生文化大革命才没能搬成。如果真的把两个总体部分别迁走，在北京的二院将不知是何结局。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分散了科研力量，拖延了型号发展时间，二院长期陷入体制、任务不断调整当中，同时也改变了整个航天事业的发展布局。假若当初二院像一院那样，不分散科研力量，只是工业生产向上海、沈阳等地辐射，不仅是二院就连整个航天事业的发展的历史都要重写。

由于这段时期我已调到国防工办工作，详情不太了解，不过按惯例，这么重大的决策事先都要经党委集体讨论，报上级批准决定。作为党委书记的董启强同志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个决策失误的始作俑者和主要责任人应该是张怀忠院长。因为他早就流露过对院长这个名称不满，说“幼儿园的主任也是院长”，趁这次机构大调整的机会，把摊子铺大肯定是难免的。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董政委在这段时期也有两个失误，这时他招致文化大革命中首遭冲击的重要诱因。一是晋升将军后，放松了自己，有些事办的欠检点。如晋升少将后不久，就利用将军出行可以坐包厢之便带夫人和孩子去疗养。从制度上讲这无可非议，但时机选的不对，恰逢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各单位都在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会议精神，发扬民主，交心通气，再赶上老院长已经调走，新院长刚刚上任，长期主持二院工作的董政委不出席会议，下面长年积累起来的意见，自然会宣泄到他的身上（在这一段时间还让董政委到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回来后发现很多重要岗位都换成有野心的领导的人马，至此董政委在二院就基本被架空了jjee注）

二是体制调整后不久，许多重大事情都要决定，作为党政一把手的董启强政委却离开帅位，长期到上海蹲点搞“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才回北京，也十分欠妥。从道理上讲，为了密切关系，主要领导到上海去一段时间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事情是上海机电二局的领导认为军队干部不懂工业并不买二院的帐，结果是劳而无功，却成了文化大革命上海机电二局造反派批判的靶子！

（五）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对所有中国人尤其是党员干部的一次重大考验。历史证明董启强同志不愧是位真正的共产党员。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全国卷起一股夺权风，大批领导干部靠边站，遭到批判和冲击。在二院董启强同志首当其冲。大会批，小会批，一个单位一个单位轮流批。开头会场秩序还比较文明，以后就动手动脚，动辄把两手从后面高高搬起，强制作90°的大弯腰，当时称之为“坐喷气式”。董启强同志本来就有腰痛病，哪经得起这么折腾，很快老病复发，连走路都很困难。造反派们到此并不肯罢休，还把他关进专政队，昼夜不准回家，每次批斗前还要他家人用自行车推到会场，以进行羞辱。更有甚者，据说拉到上海机电二局进行批斗时，是在造反派们沿途鞭打爬进会场的。

这么对待一位革命多年的老同志，罪名只有三个：叛徒、假党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前两项罪名，经过反复内查外调，证明是子虚乌有。后一项罪名也只剩下子女有时坐公车和带着老婆孩子出去休假，也都上不了纲，上不了线。由于没有什么辫子好抓，“913林彪事件”出来之后，只好解除专政，放他回家。但造反派并不就此罢休，在他1973年复出后不久，王洪文等人又以反党的“乘凉俱乐部”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再次将他关进了牛棚，直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得到解放。

就是这样长时间的折磨，董启强同志始终坚持原则，不胡说，不上吐下泻，诿过于人，正确对待群众，包括无端对他进行批判和实行专政的人；正确评价这段历史，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怨天尤人；正确认识自己，不管运动出现多少反复和对自己的打击，都始终坚信自己的信念和理想。粉碎“四人帮”后，立即以饱满的革命热情迎接新的工作。

像他这样饱经战火和各种考验，又懂得科研管理的老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本应该继续留在航天战线工作，发挥其重要作用，但却被当时进驻二院以山东省副省长段毅为首的中央工作队误解了，说他有派性，长时间不分配工作，后来经过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出面，调到国防科委隶属的长沙工学院，才得以继续工作，这的确是对航天事业尤其是刚刚拨乱反正的二院的一个重大损失。

（六）

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又回到二院在26所工作，目睹了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种种灾难，其中有许多我自己也经受过。在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尽管对董启强政委的遭遇深表同情，却无能为力。十年靠边站后于1978年复出，主持新组建的204所工作，这时已调到长沙的董政委给我们204所的工作以很大支持。承担了“银河”亿次计算机的两项重要软件的研发，帮助204所打开了民品开发的路子。

董启强政委晚年虽然调出航天战线，但一直关心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在他病重期间，二院同志去看望，仍然不断询问事业进展情况和老同志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去年，董启强政委已经乘鹤西去，他留给二院广大干部群众的好名声会让大家继续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