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为庆祝阳泉市解放４０周年和兴建百团大战纪念碑的会议筹备期间，身为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的我，曾多次陪同市委书记路正西赴京拜见并邀请一些党政军的领导同志.从而有幸结识了一些曾经荣任过共和国的封疆大吏。两次会议结束后，市委市府聘请池必卿、王谦、马兴元和任朴斋四位领导为我市的经济建设顾问；由一位副市长、计委主任和我为联络员。所以我常去北京看望他们。池、王书记和任部长都是阳泉人，惟有原福建省马兴元省长是昔阳人。由于昔阳不通火车，当年中央领导去大寨参观都要在阳泉下车，全国各地大都是因此才知道中国有这座城市。昔阳籍在京任职的官员，如原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姚广和马老回家探亲，阳泉就要尽地主之谊，负责进行接待。为了答谢，姚广同志常常给全市干部做些精彩的国际形势报告，尤其他任过驻英国的大使，讲了许多香港回归，现在说来也都是鲜为人知的事情；马老对于我们的经济建设提供过不少有价值的建议。

     他79年任福建省省长。由于毛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要爆发，福建与台湾仅一海之隔，是战争的前沿，投资建设也是白搭，打起仗来顷刻就会化为灰烬。不如将来“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美好的未来”。因此福建解放几十年江山依旧，从没有“旧貌换新颜”，是全国投资最少的省份。所以当他被选为省长后，第一次进北京拜望过去的老首长，时任掌握全国财经大权的李先念主席去诉苦时。吓得李主席忙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想一想，文化大革命已经把中国的经济弄到崩溃的边沿，全国到处告急、百废待新，难啊！马老同我们说，我们知道要不出钱来，先将主席一军。行啊，先给领导下个套，然后他仿佛万般无奈的说：“那就给我们个政策吧，让我们外汇自由汇兑。”“行，就三年。”一句话就敲定了。同领导汇报也要讲战略战术，像经商一样进行讨价还价。如果一开始就老老实实交了底牌，那就无路可退了。不容易啊，又不是为自己升官发财，是为了全省的经济发展与人民的幸福。他告诉我们，这一项政策下来积累的资金，就奠定了福建早期建设的基础。

　　福建和广东是我国两大侨乡，在海外的侨胞很多。他说一位曾经当过台北市市长的福建籍在香港经商的企业家这样批评他们：“你们口口声声说开放，我看是关放，是关起门来开放。为什么，光是希望大家来投资，海上没有轮船，天上没有飞机，火车倒几次才能到，进来出不去，出去进不来，手机没有，电话不通。等你们这些基础设施都健全了，你就是不让我们来，我们也要来。”这对他们触动很大，于是他们就下决心改善投资环境。从来料加工、独资、合作、合资等不断扩大再生产，终于形成一套良性循环，给福建经济发展创建了坚实的基础。

     他住在木樨地22号楼，八间房，很宽大。但是他家里的装潢、家具摆设同他一家人一样，极为朴实无华。北京的部长级大楼，我去过不少。如新街口外大街的延安大院、三里河南沙沟、万寿路甲15号、王府井后的红霞公寓以及更高级别的领导住宅都是那样简朴，不象如今的有些新贵和暴发户一样豪华与奢侈。这里不仅有人品与素质的区别，而且同文化与审美不无关系。作为一个开发前沿的福建省省长的马老，看起来就象一个普通的退休的老职工，丝毫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他的夫人郑大姐、儿子林贺、女儿林楠无论是穿着打扮和待人接物都十分朴素与随和。马老夫妇良好的家庭教育起到了重要因素。这样的领导同志的家我喜欢去，有宾至如归之感。

    遗憾地是他同当年的搭档——省委书记项南（是我心中非常钦佩的领导）有点过节。两人都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对革命，对人民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由于见解与性格的差异，而导致一些难以化解的隔阂。如今两人都已经驾鹤仙去，多么希望他们子女间能往来走动，国共两党都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化干戈为玉帛。何况他们是具有共同高尚信念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