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拿药家鑫做标准

药家鑫案将成为横亘在全国刑事法官面前一块无法绕过的巨石，而李昌奎案，只是开始。

最近两周，发生在云南昭通市的李昌奎案又引发网络热议。

在本案中，被告李昌奎因乡邻纠纷引发积怨，奸杀了一名同村少女，并杀害了她三岁的弟弟。被通缉后，李昌奎走投无路，主动投案。

昭通市中级法院认为，被告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情节极其恶劣，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其死刑。李昌奎上诉后，云南高院以本案系民间矛盾激化引发，且存在自首情节为由，改判为死缓。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由于药家鑫案余波未了，再加上此案情节明显比药案恶劣，人们纷纷质疑：“药家鑫死了，李昌奎凭啥活着？”还有网友感慨“药家鑫真冤”！

严格来说，云南高院的二审裁判，与政法部门近年力推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不相悖。

根据《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

另外，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对于自首的被告人，除了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或者恶意利用自首规避法律制裁者以外，一般均应当依法从宽处罚。对于亲属以不同形式送被告人归案……而认定为自首的，原则都应当依法从宽处罚。”

话虽如此，可是，在之前的药案中，一审法院已认定药家鑫属于“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所以，尽管他是在父母陪同下投案，仍被处以极刑。

换句话说，如果捅被害人八刀已算“极其残忍的犯罪手段”，先奸后杀、虐杀儿童难道不是“极其残忍”？更重要的是，药案经一审、二审审理后，最终由最高法院核准，这也意味着，最高司法机关认可了一审法院的量刑标准。所以，此案裁定对各级法院的示范作用，绝对不可小觑。

可以想象，从今以后，人们会把药案的裁判标准，作为评价主观恶性、犯罪手段、人身危险性的底线，一旦有罪行更严重者免死，舆论都会以药案说事，逼促法院改判。长此以往，药案将成为横亘在全国刑事法官面前一块无法绕过的巨石。而李昌奎案，只是开始。

最高法奉行少杀慎杀

死刑复核案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因不核准的，约占三成；因政策问题不核准的，占到七成之多，并渐有上升趋势。

进入21世纪，“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一直是最高法院奉行的司法政策，并得到中央的认可与支持。

最高法院2007年1月1日收回死刑核准权后，严格把控死刑案件的证据规格、适用标准，死刑数量逐步下降。截至目前，最高法院每年的不予核准率，比例仍然很高。这其中，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因不核准的，约占三成；因政策问题不核准的，占到七成之多，并渐有上升趋势。

严格把关、防止错案，当然是最高司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职责。过去，一些侦查、公诉机关对法院严格、细致的证据审查多有怨言，甚至认为法院偏袒被告、立场不稳。但是，几起冤错案件接连曝光后，无论是出于尊重生命的意识，还是趋利避责的心理，政法机关内部的证据意识正逐步增强。

去年发生的赵作海案，更是直接催生了“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对遏制“重口供、轻物证”的歪风，防止错判错杀，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与证据相比，死刑政策的把握更为重要。

“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说明死刑裁判不能只是“杀人偿命”逻辑的简单重复，必须包含法院、法官对案件起因、主观恶性、文化伦理、社情民意的权衡判断。

事实上，最高法院不予核准死刑的案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政策上尚有回旋余地，被告人罪不至死。

比如，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激化引发的命案、被害人存在一定过错、被告人主动投案、真诚悔罪，或者积极赔偿，取得家属谅解，等等。这其中，有些能够找到法律依据，有些全凭法官的感性认知。

比如，兄弟两人合伙运输毒品，是否确有必要将两人全部处死，使作案者父母“绝后”？又比如，父母送子自首，表面上看，还不如被告人单独投案更有诚意，但这类行为的社会示范效应，却绝对不容忽视。如果送子投案也不能免死，今后还有哪个父母会轻易规劝犯罪的儿女自首？

据笔者了解，关于上述“规则”，最高法院已形成一套指导意见，每年也会向下级法院集中下发一批典型案例，对何种情况下不应判处死刑进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