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张贻元与周汝昌先生的一段往事
说起这个话题，也许人们会发出这样的质疑：你是何方人士，怎么能与大名鼎鼎的周老联系在一起？
是啊，周先生是我国红学泰斗，他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而且著作等身，成就卓著。我一个无名之辈，更何况35年前，我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怎么能有幸结识先生这样的大师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我作为工农兵学员，在西北大学地质系读书。我自幼酷爱文学，上大学时却被阴错阳差地分进了地质系。在校期间我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始终无法割舍那份对文学的深深眷恋。我曾经多次申请，强烈要求转到中文系。可在当时那种教育体制下，谁会在乎一个无名青年的呐喊与抗争？相反，我倒成了全校有名的不务正业的“疯子”，处处遭受白眼与讥笑。然而，我实在割舍不下对文学的兴趣，于是我毅然决然，一个人整天躲到图书馆里，自学中文系的课程。1977年，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那段时间，我迷恋上了古典名著《红楼梦》。为了充分了解《红楼梦》之谜，我十分注意收集有关《红楼梦》方面的评论文章和研究专著。一天，在学校图书馆突然看到一本研究《红楼梦》的专著——《红楼梦新证》，著作者是周汝昌。那时，我尚不知道周汝昌是何许人，更不知道这部书是受到毛泽东关注的红学研究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近代红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只因为凡是有关《红楼梦》的信息，我都格外关注，于是借到手认真研读了一番。书中翔实的资料和缜密的论证不仅使我对《红楼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作者那清新流畅的文笔深深地感染了我。我对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爱不释手，心想如果自己有这本书该多好啊。可书是图书馆的，早晚是要归还的，社会上又买不到，怎么办？想来想去，唯一的途径只有向作者本人求助。尽管我明知像周先生这样的大人物是不会搭理我这种无名小卒的，可是强烈的求知欲驱使我要给周先生写信，求购他的著作。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周汝昌在什么单位工作，也无从打听，就简单地推测像周先生这样了不起的学问家，应该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后来才知道他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于是提笔写了一封短信，稀里糊涂地寄往北京大学中文系。我在信中大体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不揣冒昧地给先生写信，期望购买先生的大作《红楼梦新证》，如能实现我的愿望，则将不胜感激之至。说实话，我只是怀着试一试的心理，对于结果并没抱太大的希望。没想到，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周先生居然给我回了信。周老在信中告诉我，《红楼梦新证》一书是20多年前出版的，早已售罄，就连他自己手头唯一的样书也已经被朋友索去。周老在信中表示抱歉之余，还这样写道：“西北大学我1958年曾经去过，至今记忆犹新。你当是一位人民教师吧，希望你对拙作提出宝贵批评意见。”
虽然周老未能满足我求书的愿望，但大师能屈尊给我这样一个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无名青年亲笔回信，怎不令人喜出望外、激动不已？虽然先生的回信非常简短，可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认真、谦和、敦厚的大师风范，令人钦佩与仰慕。鉴于周老先生误以为我是西北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吾岂敢当！于是，又连忙给周老回信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现实中的窘境。在长达14页的信件中，我像一个饱受委屈的孩子，向最崇敬的人一股脑儿倾诉了内心的痛苦与迷茫。说实在的，倾诉只是为了释放，并不敢奢望大师在百忙之中给我回复。
然而，没几天，我又收到了周老的回信。周老这次的回信共3页，是用钢笔竖写的，字体特别大，是草体，个别字不好辨认。现摘录如下：
“贻元同志：7.22恵札25日收到，困于重感冒，不能即为裁复，千谅！得知你果然是一位同学，更平添我欣慰之情，也更增我敬意，在‘四人帮’破坏干扰的大学中，还有你这样水平的同学（文词字迹一切都说明了问题），焉得不引为欣慰乎？正如古语：‘无谓秦无人’也。我在‘大一’时也读过地质学，，那是跟一个美国老头儿还到西山去拣各种石头，记洋文名字......堪称笑话......我所知道的（包括自己的孩子）‘四人帮’时代的大学生的那种‘水平’，真是‘可怕’已极了！见你所写的信札，敬意由衷而生，并非妄语。读你的信，也使我感慨万千，从何说起呢？只有太息。祝你刻苦钻研，不馁不懈，永远牢记：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形势正日益大好！至于我，年周甲子，两目皆坏，空有‘雄心壮志’，看来充其量不过‘小有作为’而已，奈何！但愿能从你那里吸取一些朝气，何幸何幸......”
读了周老这封信，首先给我的感受是，对于一个素昧平生的幼稚后生，周老居然那样热情洋溢，仿佛神交已久，一“见”如故，那么谦和亲切，实在令人感佩何似！
从周老的来信中，我还读出了如下信息：一是周老已是花甲之年，比我大35岁，几乎等于我爷爷辈；二是周老双眼视力不好，写字困难（现在我才得知他的视力仅有0.1，几近于盲人）；三是周老对当时工农兵上大学的教育体制颇有微词，透露出一个老一辈知识分子对后继无人的忧虑；四是周老和许多大知识分子一样特别爱惜人才，哪怕看到学生有一点点希望，他都会竭尽全力予以激励和扶持。那一刻，我把周老既视为慈祥的长辈，也视为难得的知己，既崇敬又感激。的确，能遇到周老这样的知音，我三生有幸，相遇恨晚！
捧着这封信，我反复阅读，不忍释手。虽然周老对我的评价存在溢美之辞，且未具体指导我如何做学问，但对于在艰难环境里孤军奋战、困惑迷惘的我来说，还是从他的信件中获得了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使我坚定信心，在自学道路上勇往直前。
从此，我便与周老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不久他给我寄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出版尚未公开发行的《红楼梦》（周老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并表示以后如有好书就给我邮寄。有了周老这个承诺，对于购书无门的我来说，自然是喜不自胜了。由于求知心切，当时，我没有深想不应该给先生添麻烦。当即给周老寄去节衣缩食省下的几十元钱，放在他那里以备购书开销。随后，周老陆续托人在北京市四处购买多种古典名著寄给我。每次收到周老寄来的书籍，我都如获珍宝，兴奋不已，平添了无穷的力量。
转眼到了1977年8月间，我毕业了，被分配到陕西省地质局第十三地质队。鉴于我3年来一直自学中国语言文学，基本没有认真学习专业课，而且我始终坚信自己在文学方面的独特造诣，便毅然拒绝学校的分配方案，强烈要求同新学员一道重新上中文系。可是，校方根本不理会我的要求。一连几个月，我与校方僵持不下。在苦闷不堪而又哭诉无门的情况下，我给先生写了一封信，倾诉了自己的苦恼。由于那年月，虽然“四人帮”已被粉碎，但十年文革的阴霾尚未散去，像周老这样的“臭老九”还没有什么话语权，他只能回信对我深表同情。他在信中说：看来你的要求地方部门恐怕是难以解决的，可否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你也许能得到破格深造的。我知道周老给我出这样的主意，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像我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背景农民子弟，怎敢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尽管我没有贸然行动，但周老对我的殷切关怀，始终激励着我走自己的路。
经过几个月的“斗争”，校方最终作出让步，把我改派回原籍。正式参加工作之后，我当即给周老写信告知自己的着落，以免他老人家牵挂，并寄去1斤木耳，聊表晚生之寸心。可是，周老却不肯接受我的“馈赠”，很快回赠了我几本书籍，我不知说什么才好。看来，这就是周老的做人风格。
我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青年文学爱好者，与周老所深入研究的红学根本不搭界，在周老面前，我充其量算是忝列门墙，而周老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帮助我，是给我以鼓励，期望我学有所成。然而，说来实在惭愧，此后命运逼迫我辗转走上了行政岗位，丢弃了研究学问阵地，文学成了业余爱好，自知已经没有资格与周老对话了，因此再也未敢写信打扰他老人家。
我绝不是个忘恩负义之人。周老于我有知遇之恩，是我人生道路上不可多得的导师，特别是他那种奖掖后进的高风亮节，令我不胜感激涕零之至！我本应亲登周府瞻仰周老的尊容，当面向恩师深深地鞠上一躬。说句心里话，有几次去北京出差，一走到北京东单，我就情不自禁地记起了周老当年给我回信的落款：北京东单红星胡同14号，那就是周府所在地。可是，一则鉴于自己辜负了周老的期望，学问半途而废，一无所成，我拿什么去向周老汇报？我实在无颜去见周老；二则30多年已经没有和周老联系了，他老人家恐怕早已把我忘到九霄云外了，如突然造访，恐失之唐突，想来想去只好打消拜访周老的念头。这种自相矛盾的心理，就是我几十年来始终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结，我的确愧对周老，也愧对自己的人生！
如今，我纵然有心去拜访周翁，可他老人家已经驾鹤西游，阴阳隔两界，永无机缘矣，我将为之抱憾终生！此时此刻，年过花甲、苟且偷生的我只能对周翁的在天之灵说：您的大恩大德，晚生没齿难忘！如若还有来生，我一定以您为楷模，潜心做学问，以报答您老人家的殷殷之望！
周翁，您一路走好！
附：周汝昌先生信的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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