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岱峰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正部级离休干部。吴岱峰同志青年时期曾在汾阳学习和战斗，书写下光辉的历史篇章。

吴岱峰同志1903年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父亲为他取名申儿。上学后，校长、老师痛恨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为他改名振东，字岱峰，蕴含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炽烈的爱国热忱和对后辈美好的祝愿和希冀。1921年，他决心为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做一番事业，准备到太原报考“学兵团”（讲武堂）。走到山西省汾阳县时，恰巧遇到铭义中学招生，他去试考，结果被录取。他决定先掌握更多的知识，再去当兵，于是进了铭义中学。铭义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其时在晋中一带极负盛名。他上了半年预备班后升入初中，到1924年夏天毕业，在这里整整学习了三年，为他今后的革命历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以后，吴岱峰考入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开办的西北军军事教导营，结识了山西稷山县人张汉民（毕业于新绛中学，1925年入党），从他那里知道了很多革命道理。1926年，他到西安参加了中共陕西省党组织领导控制的“西安军事教导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并由张汉民和另一位同志介绍，于1927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春天，他再次来到了汾阳。当时中共山西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在敌人势力较薄弱的晋西地区创建红军游击队，吴岱峰受省委书记刘天章同志的派遣，到党在汾阳的地下联络站——万义客栈，协助杨重远同志工作。在联络站成立了红军游击队临时党支部，杨重远同志任书记，闫红彦、吴岱峰、拓克宽等同志任支部委员。

汾阳是晋西著名的中心县城，这里商贸昌盛，客栈林立，又是山、陕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万义客栈设在东关，经理李海山、副经理闫万清都同情革命，积极协助掩护游击队往来人员、转运枪支弹药，那时从太原兵工厂和高桂滋部队中调来的30多名骨干先后从这里到达山区。1931年春末，“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在汾阳、孝义、中阳县交界的大麦郊楼底村（现孝义县西泉村）成立，总支书记杨重远，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闫红彦、吴岱峰，吕梁山上举起了第一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山西省诞生了第一支由党领导的正规的工农武装。

当时汾阳县永安镇外驻有敌军一个排，姓牟的排长和班长冯金福都是联络站发展的地下党员。汾阳联络站策动了该部起义，起义部队携带的枪支都是沈阳造步枪和晋造冲锋枪，大大充实了游击队的火力。游击队在汾阳三道川、中阳县上桥村、孝义县邬家庄、西宋庄一带镇压地主恶霸，摧毁敌人的联保制，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农民协会，还开办列宁小学和农民夜校，传播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由于部队严格执行毛泽东同志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经常帮助贫苦农民，和当地的百姓建立了骨肉深情。

农历六月间，地下党从太原兵工厂搞到两千多发子弹，让吴岱峰、闫红彦同志负责转交给游击队。汾阳城到游击队驻地有200余里，敌人哨卡很多，戒备森严。他们雇了一辆“驾窝子”（骡驮轿），由闫红彦化装成商人，吴岱峰等同志带着驳壳枪潜出汾阳城北关护送，一路上遭遇了敌人数次盘查，幸而有惊无险。走到僻静处，他们将子弹背在身上，连夜翻山越岭，安全送到了游击队。这以后，汾阳联络站暴露了，敌人查封了万义客栈，吴岱峰同志回到游击队，直接参加了战斗。

游击队的活动影响不断扩大，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统治，吕梁山区各县纷纷向省里告急。当时的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调集了一个师附一个炮兵团，在地方民团的配合下，向“晋西游击队”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斗争形势愈来愈严酷，山西省委因叛徒出卖被破坏，游击队也遭受了一定的损失。根据省委原来的指示，“晋西游击队”的中坚力量且战且退，渡过黄河，到陕北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在队伍中，就有从太原兵工厂调来的汾阳人闫林。        

1932年夏天，在甘肃正宁县的三甲原，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参谋长杨重远，闫红彦和吴岱峰分别担任第一、第二大队大队长。他们与刘志丹同志一道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宝贵的落脚点。许多来自山西的老一辈共产党员，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以后的革命征程中，吴岱峰同志在党内外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但在汾阳的经历却永远保留在他的记忆中。1985年，他还在《汾阳党史通讯》第1期上发表纪念杨重远同志的文章《丹心化碧血，浩气壮千秋》。

2005年9月19日，吴岱峰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在他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贺国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不同方式表示了慰问和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