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绍良，1917年4月23日生于天津三多里宅第之显赫世家。他自小受名家私塾教育，曾入北大史学系旁听。受清朝乾嘉学派影响，周绍良治学善追始寻根，考究原始资料。这种在别人看来有些笨拙的方法，成就了一代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著名红学家、敦煌学家、清墨研究家、佛教学家、唐史研究家和明清小说研究家、古代文学家、收藏家、文物鉴定家。周绍良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曾经担任过第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文化部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周绍良自幼对亲友间相赠之墨宝，有浓厚兴趣。这种具有实用价值亦迸发中华传统木刻艺术和时代造型的小墨块，令其著迷，尤其喜好收集和研究清代版画和清代墨宝，数十年后，先生竟藏有1000余笏、200多种年号墨，其中大多数为名人自用墨，以雍正年间制墨和道光御墨最为珍贵，先生藏达9块，成清墨研究、特别是御墨研究重要依据。

    文革护宝大智大仁

    1979年3月27日，先生将家藏所有之各式墨1000锭，连同30余件古代书画作品一同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特发捐赠文物凭证(捐字第213号)。

    在《故宫博物院50年入藏文物精品大展》中，有墨6件(套)，其中就有周绍良先生捐献的清代胡开文(清代徽州府休宁墨派的著名制墨家)监制款龙翔凤舞墨，此墨只是周绍良先生1966年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千件文物中的一件。

    周绍良先生的名字多次在故宫博物院捐赠文物专馆中之“景仁榜”上出现，数次捐赠文物并一次捐献超过千件者，在近600位捐赠者中屈指可数，而周绍良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1966年春，“文革”横扫全国。在那个摧毁文化的年代，文物更是首当其冲。为了保护故宫，保护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百万件珍贵文物，时任总理周恩来亲自下令关闭故宫博物院，于是年6月6日停止游客参观。得此消息后，周绍良先生毅然决定将家中珍藏的1,000件清代具有年款的墨和30件书画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同年9月15日，这批文物入藏故宫博物院，使之免遭破坏。周绍良先生曾回忆道：对“属各制墨家的史料，过去是比较少有记载的，都详加探索，以备将来修一本墨史。可惜材料过少，片鳞只爪，所获无多。终以文化大革命，一切兴趣全无，所藏一千余品，悉数捐与故宫博物院，俾免损失。”看似这轻描淡写的一笔，其实蕴含著先生无比智慧。

    著述严谨业者必读

    先生在《清墨谈丛》中写道：“我过去对于墨的收集，是相当有兴趣的，一则由于它不独具有实用价值，而且还具有艺术性，它体现了传统的木刻艺术，也体现在造型方面的艺术。如一些制墨家所制，不独在造型方面异彩纷呈，并且烟质细润，为书写者增加不少兴趣。其次是一些读书人甚或一些达官名宦，都各自有自用墨，颇具历史性。因之每有所获，总喜欢为它作一点记录或考证。岁月既久，积稿颇多，1978年，友人沈玉成见之，认为尚有可读价值，且国内尚无讨论墨学的专著，故送取100条，交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现在(我)年岁日高，已无继续收集整理墨史之能力，因取往日所记，略予釐订，将有关文人自用墨部分定名为《纪墨小言》，交燕山出版社出版，另外一些关于墨史资料，因为我所收集的都是清代制品，因名之为《清墨谈丛》汇为一编，我相信，这也许是墨学的一个小节，将来未必能再有人掌握这么多的资料。”

    正是如此。继《清代名墨丛谈》之后，周绍良先生的专著《蓄墨小言》相继问世，成为此行业必读、必备工具书。

    约1956年始，京城雅好集墨人士常不定期举行墨会。大家各自拿出珍品，观摩品评、探本究源、去伪存真。从而成就了墨史研究的一个辉煌的时期，为世人留下许多宝贵的明清墨研究资料。

    区分界定贡墨御墨

    周绍良先生好集墨，更研究墨。所撰《墨缘小记》中多有原创论述，例如：“贡墨”与“御墨”过去一直混淆，笼统称为“御墨”。先生在《清代的贡墨和御墨》一文中从形式与意义上科学地界定了“贡墨”与“御墨”的区别；进一步阐述贡墨分为例贡之墨、织造与钞关贡墨和一般贡墨三种形式；御墨分为皇帝专用的“御用墨”和皇帝用于拓制法帖、颁赏臣工的“御墨”两类。

    曹素功墨铺是300年来最著名的墨铺之一。过去不注重研究墨工历史，导致曹氏制墨各个时期不甚明晰。先生利用数十年时间，系统收集曹素功墨，凭借知见的曹氏制墨的实物和《曹氏墨林》及一部曹氏家谱的残谱，较为清晰地勾画出自曹素功开始制墨设肆，迄述文辈所经历十三世的历史。并编著《曹素功世家》一书，堪称首部研究、考证墨工世家历史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