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邝启常 （6）

发布时间：2012-05-07 20:26 　　　

       追求真理 矢志革命
—— 回忆父亲邝启常的点滴往事
　
　　（六）

　　 新中国成立后，邝启常更加忘我地投入到国家经济建设当中。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19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关于调整省、区建制的决定》和《关于增设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决定：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高等教育部和扫盲工作委员会，其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全面主持经济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并要从各大行政区抽调一些领导干部到中央工作。这一年年底，与在东北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一同工作的一大批干部一起，邝启常被调往北京，加入到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我国轻工业的发展和建设工作。建国后，他先后任职国家计委轻工局副局长，国家经委轻工局局长，国家经委生产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经委顾问等。
　　在努力做好经济建设工作的同时，邝启常还参加了国家的援外项目，为当时突破西方国家对华封锁，巩固友好邻邦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九五六年，我国给予蒙古国经济和技术援助。中国政府派遣了经济代表团，团长为时任对外贸易部部长助理卢绪章，副团长为国家计委副局长邝启常，前往乌兰巴托同蒙古国政府进行谈判。八月二十六日，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市签订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协定。协定决定，中国政府帮助在蒙古国建设毛纺织厂、造纸厂、木房屋结构厂、胶合板厂、砖瓦厂、玻璃厂、蔬菜农场、储菜厂、运动场、体育馆、乌兰巴托市市内道路、市郊公路和桥梁，以及上述建设项目的职工住宅和宿舍等。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建设正在起步，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中国对越南进行了无私的援助，不单从经济上支援，还派出大量技术、经济专家赴越南讲学和交流。一九五九年，邝启常被我国政府派往越南，参加经济援助代表团进行讲学，介绍我国工业发展建设和管理的实践经验，获得越南同事的好评。邝启常五十年代曾二次到访越南，受到了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当时战后的越南正在摸索经济发展道路，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了越南向往的榜样。邝启常介绍了中国走过了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让当地的听众和同行们感到十分新奇，也很感叹，称赞他为既有理论修养又有实践经验的优秀讲师，并送给邝启常一个“教授”绰号，表彰他为越南经济发展建设作出的贡献。
　　不断追求真理、刻苦求知欲望、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伴随着邝启常的一生。即便是在遭受史无先例“文革”浩劫的那些年代，在他被批斗成“牛鬼蛇神”、下放“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的那段时间，他也没有放弃入党宣誓时的追求和信仰。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国家经委“五七干校”设在河南省西华县一个偏远的黄泛区小村庄上。年已花甲的邝启常，在这里被迫从事繁重的农田体力劳动。他经常被叫去推拉严重超载的平板车，这让他深感力不从心，因拉车用力过猛，致使邝启常时常头晕目眩，久而久之超负荷强体力透支使他积劳成疾，患上了神经性目眩和耳鸣耳聋疾病。有一段时间他病情加重，受到“优待”，被分配和另外一些老干部一起，安排在驻地“灭蝇”—— 要完成一定数量的灭蝇任务。不少老干部举着苍蝇拍，房前屋后、窗台灶边，拖着并不灵巧的双腿追着苍蝇跑。“收工”时他们往往也不一定能完成定额任务。 后来，酷爱学习的邝启常别出心裁，他捡回一小块牛粪，放在房前空地上，用张旧报纸盖上，报纸四角用砖块压住。自己搬来一张小马扎守在一旁，左手拿本书，右手攥着苍蝇拍。这种守株待兔的方法既轻松完成“劳动定额”，又不耽误读书学习。这种高效的“生产方式”，若干年之后，邝启常在病榻上，和来看望他的当年同在“干校”的一些老干部相聚叙旧时，还被大家翻出来作为笑料。
　　即便在“干校”被造反派批斗、受到不公对待，邝启常也丝毫不会动摇自己的信念，他十分清楚：社会要进步就不能缺少科技文化知识，国家要发展就不能没有后继人才。他从不放弃学习，对在身边的子女也严格要求。可惜在“白卷英雄”当道的年代，身处大漠般黄泛区的西华县，几乎无法让青少年正常上学读书。注重文化学习的同时，邝启常还非常关注孩子们的心理成长。作为一个父亲，他不愿见到由于自己遭受迫害、由于社会伦理的畸形，而给自己的孩子们造成巨大心理创伤、铸成扭曲的性格。他期望尽可能给孩子们一个相对阳光的成长世界。因此，尽管难舍父子情谊，邝启常还是决意将儿子独自送到数千里之外的广东韶关，投靠到在部队的一个亲戚门下，让他去继续他的初中学业。仅此一桩小事可见，邝启常不仅仅是一个在政治上具有远见卓识的共产党人，他还是一位胸怀高远、有着深沉父爱的慈父。就是在这段时期，原本幸福的一个五口之家，在邝启常夫妻双双被各自下放“五七干校”、致使家不再家之后，原本有子女团聚身边的“家”，又一次被迫“四分五裂”——五口人分别散落在全国四个不同的省份。邝启常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也是出于对国家前途的期待和对子女的大爱。后来的历史又一次证明，他笑到了最后。
　　一九七四年，中央各部委的“五七干校”陆续撤销。邝启常也返回北京，仍旧回到工作多年的国家计委（1970年国家经委与国家计委合并），边治病边准备工作，希望为国家拨乱反正和经济发展多出力，尽快使国家经济恢复并走上正轨。邝启常离京下“干校”后，原来家里的住房早已被收回，这一年他返回北京，住在单位临时安排的一个四合院的西厢房里，等待自己一个小家的团圆、等待为国家重返工作岗位。 可没有想到的是，他所期待的春天迟迟未到，一场严冬却先期而至。这一年年末，邝启常遭受到了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次打击。他几十年的人生伴侣和战友、我们的母亲文耘，突发脑溢血，在七四年初冬飘下第一场雪的那个清晨，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 她在饱受“文革”摧残、从“干校”返回北京后，仍渴望尽一个母亲之责，要重新织起一个已经支离破碎多年的家，但终因身心交瘁不堪，她没能等到家庭团圆和恢复工作的那一天。—— 从此，在我们家的“字典”中，再也找不到“团圆”这个词了。
　　作为有着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邝启常跟随中国共产党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政权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文革”十年浩劫，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这场政治动乱让邝启常痛心和忧虑，更多的是让他深思。 一九七八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邝启常奋笔疾书给陈云写了一封长信，作为一名党的忠诚干部为了党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向这位延安时期和东北时期都曾是他的老领导倾述自己的心怀：
　　 “理论上的和政治上的原则，对于马列主义的党来说，任何时候都应当放在首位。如果放弃原则或降低它的作用，从长远来看其后果总是不堪设想的。这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都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就拿我们党的一段历史来说吧。一九五九年底的庐山会议，我们记忆犹新。在这次会议上，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被粗暴地破坏了，从此，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以权力代替原则的先例，开创了一个不敢实事求是，不敢坚持真理的先例。承认这一点是令人难堪的，但这却是铁的事实，无法洗刷了，要想做一个聪明人，只能老老实实的从中吸取教训。
　　由于我们党没能够在庐山会议上捍卫住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其结果就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布下了深重灾难的种子，以至后来几个丑类分子就可以把党和国家践踏得不成样子。江青一句话就可以把陶铸同志毁掉。林彪的一句话就可以把贺龙同志毁掉。颠倒是非，诽谤陷害，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而竟然能通行无阻。……我们不能不为自己在一九五九年底放弃原则的错误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是历史的惩罚！历史的教训太深刻了，岂敢忘记！”
　　到了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期，一直受病魔缠绕的邝启常，被迫数次入院接受治疗，并忍受着手术后放射性治疗造成的折磨。他就像当年南征北战一样出生入死，一次又一次顽强地坚持与疾病做斗争，并期望能尽快回到他为理想而奋斗的工作岗位上。即使是在病床上，邝启常也总是十分关注国家改革开放的动态。一九八〇年初秋的一个午后，梁湘在出任深圳市长之前进京受训，他特意来到305医院，看望在病榻上的邝启常。老朋友、老战友相聚自然少不了叙旧，但同为国家建设甘为马前卒的他们，更多地是聊国家的经济形势、谈中央的改革决心。一对昔日疆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友，如今共同心系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面临党中央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他们跃跃欲试的心情就像当年授命披甲出征一样的振奋和期待。不经意之间，天色渐暗，医院病房已经到了掌灯时分……
　　一九八〇年岁末，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会议强调经济调整是件大事，要贯彻继续把经济搞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正在患病治疗中的邝启常对此感到非常振奋，工作会议有关文件下达后他立即认真阅读和学习。针对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国家分别出现了170亿、127亿元的巨额财政赤字，国民收入的分配上，积累和消费的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从而导致货币量发行过大，物价上涨过多等现象，邝启常凭借多年从事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对我国经济工作现存的问题和解决方法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和深刻的分析，积极向国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国家经委刊物《情况反映》特增刊专载了他的文章。文章提到：
　　“保证人民的消费水平不降低，并争取逐年有所提高，应是在常年情况下积累率最高限额的界限。过去积累率太高，超过了正常的界限，因此，必须大幅度的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降低积累率，使积累适应消费，使建设适应国力。这个问题能否顺利解决，是关系到经济调整成败的关键。
　　……如果在这次调整中犹豫不决，错过时机，再拖上一、二年，那么潜伏的经济危机必将泛滥成灾，再一次重演大跃进——大危机的历史笑话。到那时再来被迫调整，代价就太大了。中央这一次的果断决策使我们避免了一次隐约可见的大灾难。”
　　同时，他还呼吁要尽快经济立法: “在经济政策放宽后，贪污、腐化、贿赂等旧毒又复发了。在内部经济往来中，互相扯皮的事也多起来了。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经济立法，希望加快这方面的工作。否则，无法无天的事就会泛滥起来，造成重大损失。……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和监督。鉴于历史教训，特别需要加强对高层部门和高级干部的监督。”（【注九】）
　　邝启常这些深刻而有远见的分析，让我们今天看来依旧令人心折。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国家经历了“文革”浩劫，百废待兴。邝启常曾多次表示，作为一名多年从事经济工作的国家干部，他是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为国家的经济改革再做贡献，可无奈受困身体状况，他不得不从第一线退了下来，在国家经委任职顾问（1978年3月，恢复成立国家经委）。
　　
　　父亲邝启常青年时就不懈追求真理、一心报国，建国后，为国家经济工作呕心沥血几十年，最终，他没能抗争过病魔的折磨，在我们母亲先行十载之后也离我们而去。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邝启常在北京病逝。他实践了自己参加革命和入党时的诺言，走完了革命的人生里程。我们痛失一位好父亲，我们的党和国家也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战士和优秀的工作者。

　　国家经委为父亲邝启常举行了追悼会，悼词挽章缅怀他的不朽人生：
　　
　　“邝启常参加革命工作四十多年，总是满腔热情地关心和投入党的事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受到过毛主席的表扬，并被评为模范青年。他从事经济工作三十多年，为党和国家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还曾在蒙古、越南人民共和国做过短期工作，并在越南讲学期间得到当地的好评。他十分重视我国轻纺工业的发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出过不少有见地的主张和有益的意见，为党的事业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毕生的贡献。”
　　　　
            ( 邝晓玫 邝晓珊 邝晓谦 · 2012年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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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说明：

 【注一】 “中国大学 ”：孙中山于 1912 年冬仿日本早稻田大学创办该校，初名 “国民大学”，校址在前门内西城根原 “愿学堂 ” 校址内，由政府提供开办经费，1913 年 4 月 13 日开学。 1913 年二次革命爆发后，开办经费被北洋政府收回，学校由官办改为民办。1915年与上海吴凇中国公学合并，称中国公学大学部， 1917年3月5 日更名为中国大学，1925年9月迁至 西单二龙路郑王府。
    孙中山曾任校董， 宋教仁、黄兴为第一、二任校长， 彭允彝代校长。
该校设有教务、总务、庶务、会计等机构。学校初设四大部：大学部，下设文、法、商三科；专门部， 下设法、商两科；法政别科部；附属中学部。在中国大学及附中的历史上， 汪精卫、 冯玉祥、 张学良、 阎锡山等曾任名誉总董事；孔祥熙、孙科等曾任董事长。
    1935年，原北平设市后的首任市长何其巩到北平中国大学校董会工作，并任代理校长。北平沧陷期间，何其巩一心一意办教育，坚决不任伪职，他与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辅仁大学校长陈垣， 合称为当时在北平坚持办学的三位著名大学校长。

【注二】 《东京“文化座谈会”的诞生及其活动》作者：古子坚。
【注三】 《我在日本参加爱国救亡活动》2011年6月8日 《老人报》刘坚专访报道。
【注四】 《刘家记忆》作者： 刘海鸥 （2010年月3月）。
【注五】 同蒲铁路，是贯穿山西省中部的南北铁路干线。自山西大同经太原、侯马至蒲州镇以南的风陵渡。全长865公里。
【注六】 太岳山，地处山西省中南部，东连沁潞高原，西降汾河中下游谷底，呈南北走向，海拔多在2,000米以上，最高峰海拔2,600米，是山西省的重要林业基地。太岳山中多泉，水源充足，是山西三大河流汾河、账河、沁河的分水岭《史记》称之太岳山，又名霍山。
【注七】 《深圳市长梁湘》作者：朱崇山, 陈荣光。
【注八】 《平凡的经历·庆东回忆录》作者：刘庆东。
【注九】 《情况反映》国家经委办公厅·第60期 增刊（1981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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