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溍(1914-2003)，字季黄，浙江萧山人，宋代理学家朱熹的第25代世孙，生于1914年，从小在北京长大。其父朱翼庵，名文钧，1902年作为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就读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毕业归国后出任财政部盐务署署长。由于家学渊源，所以对中国的古籍碑帖有较多的了解，早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即被聘为专门委员。书香门第的朱家除了四壁图书外，也陆续收藏了很多各类文物。中国有一份在收藏界很出名的杂志叫《收藏家》，该刊自创刊号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在连载《介祉堂藏书画器物录》、《欧斋藏帖目录》和《六唐人斋藏书录》。

      然而，即使是在这样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长大，从小就对文物有着特殊爱好的朱家溍也差点与他现在从事的文物鉴定工作无缘。在读中学时，除了学校的功课之外，他在家还要背诵经史诗文，点读全部《资治通鉴》，学作古文、诗、词。这使他有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为日后从事的专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故宫博物院曾将大批文物迁至西南。1943年，故宫博物院在重庆市区的中央图书馆内举办了一次短期展览。参展的83箱文物，均为1934年参加伦敦艺术展的中国古代名画。当时，朱家溍被借调去当临时工，这使得从十几岁起就随着父亲每日接触金石书画的他十分兴奋，这些卷、轴、册的打开收起对他来说就如生活中其他事物一样熟悉。他一边工作，一边欣赏，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时候的享受无法形容"。因为，这是他离开校园后第一次接触自己熟悉的事物。

　　抗战结束后回到北京，朱家溍正式成为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从此，他与故宫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缘份。走在红墙环绕、宏伟壮丽的宫殿里，他的心情是如此的舒畅。几十年来，他几乎没有一天不来故宫，故宫里的990多间房屋他都去过不止一次，边边角角全走到。对生来就钟爱文物字画的朱家溍来说，在故宫工作，他如入宝山，目不暇接。在参加"提集"、"编目"、"陈列"、"库房整理"等工作时，他发现自己未曾见过的文物实在是太多了，要把它们从生疏变成熟悉，需要一生不懈的努力。他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项繁琐的工作之中。即使在文物鉴定领域已有了很深造诣的今天，他仍然认为"即使再熟悉的事物，只要深入研究，对它的认识肯定还会有变化。何况自己研究的不知道的事物每日层出不穷，也可以说从青年到老年一直是这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博物馆编纂图籍出现新气象，允许主编署名，不再只是干巴巴的署上一个单位的名称了。最先出现有朱家溍署名的著述，就是1983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公司出版的《国宝》，其内容包括青铜器、书法、绘画、瓷器、玉器、漆器、珐琅、木器、织绣等众多门类。1983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将此书列为本年度第一流图书，中国领导人赠送外国元首的礼品中也常有此书。此后，他还为故宫主编了《两朝御览图书》、《明清帝后宝玺》、《清代后妃首饰》、《历代著录法书目》等。中宣部主持编印的《中国美术全集》60册中，他与人合编的《竹木牙角器》、《漆器》两册，早已有了英文本。《中国美术分类全集》400册中有12册由他主编…… 　　朱家溍学识渊博，研究广泛。在参加编纂《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60册）认选文物门类时，他请别人先选，把最后无人认选的《清代武备》、《明清家具》、《清代戏曲服饰》等都承揽了下来。这其中固然有他研究有素、出色当行的，但也有比较冷僻，须下工夫搜集资料才能完成的，耄耋之年的朱家溍仍像年轻时一样，迎难而上，挑战自我，可贵的学者精神可见一斑。 　　朱家溍识别文物的慧眼好像是与生俱来的。早在1949年春，他在天津海关检查德国侨民数十箱仿古铜器时，就扣留了其中一件珍品“商代大铙”，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1992年，国家文物局为了确认全国各省市呈报的一级文物，成立了一个专家组去各省市博物馆和考古所鉴定一级文物，他理所当然地被邀请。这个组中有专看陶瓷的、专看青铜器的、专看玉器的，其余的文物都由他来看。从1992年至1997年，专家组共考察鉴定了全国22个省的全部文物，圆满地完成了全国的馆藏文物定级工作，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一次正式组建如此规模的国家级文物鉴定委员会，也是第一次全面鉴定中国博物馆系统的文物。1994年，全国博物馆系统组团到台湾，应邀考察台湾的博物馆，他随团赴台，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应邀讲学多次，他的研究成果受到了文物界同人的钦佩和赞赏。 　　作为文物鉴定专家，他珍爱文物，最懂得文物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与兄弟们一起将父亲所收藏的全部文物都陆续捐献给了国家。1953年捐献碑帖700余种、1000多件；1976年将20000多册古籍善本捐献给社科院，将全部的家藏明清黄花梨、紫檀家具和文房四宝捐献给承德避暑山庄；1994年又将26件珍贵书画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其中有最为珍贵的五代时期李澄等人的作品，极具文物价值，提高了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水平。 　　2003年9月29日，朱家溍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