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拒绝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的工作邀请，于1946年，应周鲠生“有约在先”之聘，回国到武大任教。如皋的“皋”是“水边的高地”之意，武汉东湖边的珞珈山也是名副其实的水边的高地。韩德培从如皋的乡野走向哈佛的大堂，又从异国的土地踏上中国中南重地武汉，在美丽的珞珈山一待便是整个余生。

    1945年底，韩德培怀着渴望和激动的心情，乘美国第一艘开往远东的运输船，从美国西雅图出发，回到了中国。当多年不见的祖国再次呈现在眼前时，韩德培禁不住热泪盈眶，视线渐渐地模糊了……。刚从抗战中走出来的中国，内战不断升级，物价飞涨，官僚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与“海归”韩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会有着天壤之别。那时，韩培德曾在著名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众所需要的法治应该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

    韩德培在武汉大学历任武大法律系主任、武大教授会主席以及武大校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由于他的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效，使得武大法律系成为院系调整中全国仅有的三个被破例保留的综合性大学法律系之一

    在当时韩德培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系教授张培刚及世界史学家、历史系教授吴于廑，被哈佛的中国同学戏称周鲠生校长邀请的“哈佛三剑客”。

    1957年，他被扣上了“山中宰相”的右派帽子，密藏的大量笔记资料被白蚁蛀食一空。1960年摘帽后返回武大，法律系已不复存在，他被安排到外文系。文革开始，他因在教英语时用教室黑板上方“马恩列斯毛”的画像中各人的胡子来区别英语中表示“胡子”的几个词，而被学生告发，后抄家游街，甚至第二次戴上了右派的帽子。1970年代初，韩德培以“右派分子”和“劳教人员”之身，奉命从事了大量联合国文件的翻译工作，得到外交部的高度评价。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经刘道玉校长再三邀请（同时北京大学也多次抛来了橄榄枝，希望韩老去北大任教），韩老出山重建武大法律系，网罗了姚梅镇、马克昌、张泉林、何华辉等大量优秀人才。并与1980年建立起全国综合性大学中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又建立起中国乃至亚洲唯一的、同时也是整个亚太地区最大的环境法研究所。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重建过程是以韩老为核心而经行的，对武汉大学来说韩老对武汉大学的贡献真的太多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