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五月份，正是夏收夏种最忙的时候，头天晚上刮了一夜的风，还下了小雨，早上大家还在睡觉，全生产队已传开，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树林中好象有一个人。几个人胆小，便多约上几个人去壮壮胆。并叫上我家小姑姑，年青人好奇心重，翻身起床，穿上衣服便跑，这时我要上学，便催上你们快快煮早饭吃，我清楚记得是烤碗豆粑吃，因我上学得忙，我也管不了那么多，烤一个吃一个，只听到你在骂小姑姑：多管闲事，快快的吃了早饭好出工。

突然听到房子对面小姑姑大喊大哭：爹呀！妈妈呀！那是“宾哥哥”。只见你啊一声，手中的锅铲和碗豆粑一齐掉在地下。满屋尽是哭喊声，你扶上奶奶三步两磕头的来到树林里，抱上儿子便大哭，在场的几十人没有一个不动容的。你当年已六十多岁了。生了几个儿子，不是病死，就是病残，只有这个儿是你的精神支柱，支柱没有了，生活还有啥意思？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一生的最大悲剧，老年丧子是最不幸而的事，这时你叫我和我叔伯的一个哥到三中学校去叫我大哥，我家到三中来回有50华里，当年我已经10岁了。回家时只见父亲直挺挺的躺在竹林坝中，见你用双手紧紧握着你儿子的手，生怕被人抢走了一样，两眼望着已经没有笑容的儿子，说不出的心酸，说不出的失望。这时，中心校全体师生放假一天，几百人赶来向他们的老师告别，晚上，草草下葬。

我的父亲是你的心肝宝贝，你从他小教他如何作人，教他读书，一个靠几亩薄田的收入还将他送到成都南熏初中直到济川高中毕业。四十年代中期，成都物价飞涨，你已无力承担各种费用，况且他也大了，也结婚生子了，回到家后，你以你的实践经验教他如何种地，他在外面所见所闻教你如何经商，那几年我们家成了当地首富，土改后政府又调他教书，眼看到生活有了曙光，谁知，你儿子说没有了就没有了。你也不相信这就变成了现实。

从此你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时常坐在那里发呆，人像傻了一样，有时还自言自语的。说出只有你自己才听得懂的话。你和奶奶只要谈到我的父亲，你的儿子时，总是哭，哭得我也心酸得很，几年间家里没有笑声，没有言语声。只要回到家，整个空气就凝固了，同时时间也不再走了。

到了1957年冬天和58年春天，农村开始反右斗争，年青的枳极份子再怎样启发你，你就是不发言，迫急了，你只说上面政府如何好，毛主席如何好，实际上你是心中有数的，但你也知道政治的残酷性。58年的共产风和下半年的大冒进，你也是一言不发，你上面怎么样说，我就怎么样干，你是老农民，明知道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当年是不敢提建议的，不但你不敢，就是你们的同龄中也没有一个敢提意见的。有些中年人不服气，也提个合理化的建义，最后被带上反对人民公社的高帽子，游公社，游大队。吓得你几个老头子大气都不敢出，个个像木偶一样听人摆布。

自从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后，社员们没有了枳极性。特别是年青人和妇女，出工又迟，站在土中间半天不挖一锄，大家都说“众上的事管他那么多干啥”实际上两个人的活，要二十个人才能完成。产量大幅度下降，又影响了口粮，这些大家都看到的，心里都明白，但仍何人也没有办法，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否则就是坏份子，1952年的镇压反革命，1953年的三反五反，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1956年的肃清内部反革命，简称“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斗争，历次运动的残酷性大家是耳闻目睹，凡是敢直言的人都没有好结果。只有不开口才能好好的活下去。加上家庭的变故，你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你总时低着头干活，低着头走路，好象自己犯多大的错误一样，但你对劳动一往如旧，把生产队的活当成自己家的活一样干，当大家消极怠工时，只有你认真干，下雨天，大家没有出工，你却拿上锄头和竹篓满山遍野的跑，那里的水田漏水了你锤一锤，那里的放水的决口小了你又填点泥土。那里的水沟堵塞了，水漫出水沟四处流时你又疏通一下，你成了生产队里“爱管闲事”的老人。

记得我在上小学时，老师上劳动课时说，劳动是最光荣的。有些老农民一生劳动惯了，你叫他一天不劳动还难受，我们当时好笑，如果你教我玩我才高兴呢，你叫我劳动，我才难受呢。

从爷爷的身上看到劳动人民的扑实的本质。